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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世纪以来，刘震云以寓言化的写作方式，表达他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思考：人的孤独、欲望与向死而在的恐惧。刘震云对人性的深入刻画，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刻揭示及其小说中所表现的价值关怀，发人深思。
关键词：寓言化 孤独 欲望 向死而在 恐惧
新世纪以来，刘震云试图跳出现实主义创作的藩篱，探索人类的生存境遇。当乡土与自我、城市与农村、历史与现实、物质与精神等多重因素纠结在一起，现实主义的表达方式远远不能包容如此复杂的情感，他只能诉诸寓言化写作，开拓文本的深层内涵，将深刻的思想融入纷纭的意象中，从而表达他对生命的关怀和人类生存的思考。
寓言最初来自于希腊文，主要指一种写作文体，这种文体有着言此意彼的鲜明特征，而在变化了的现代社会生活中，本雅明、詹明信这些现代理论家极力推崇寓言的表现技法，强调其分裂、差异和意义含混的特质，使之成为现代写作的鲜明标记。刘震云小说可以作为初级层面的阅读，但远远不能穷尽作品的内涵，只有以寓言化的读解方式，把小说作为人类生存境态的演述与生命困境的表达，才能抵达作品的意义核心。
史铁生屡次在文章中提及人类生存的困境：一、由于他人总是无法彻底理解自己，这是孤独的困境；二、由于人永远欲壑难填，这是痛苦的困境；三、由于死亡总是如影随形，这是恐惧的困境。在刘震云的小说中，也充满了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寓言化表达，尤其是对人生孤独、痛苦和恐惧的探询，一直深沉而执着。
一、孤独：精神的惶惑
中国作家向来都是抒写孤独的高手。从《诗经》中“悠悠苍天”的“天问”到《楚辞》中“国无人莫我知兮！”的愤懑，从孔子“莫我知也夫！”的牢骚到李白“举杯邀明月”的落寞，从苏东坡的“寂寞沙洲冷”的喟叹到曹雪芹的“谁解其中味”的忧愁，诗人书写孤独的词句不绝如缕。不仅是古典诗词，现当文学中的经典之作，也常常浸满了这种无奈的况味。这些古圣先贤、优秀人物，他们才华卓越，智慧超群，思虑深切，不被常人理解，知音难觅，同道难求，再自然不过了。人之为人，不仅是天才不被人理解，平常人的凡俗人生也亦有如此的烦恼，而刘震云的小说写的就是小人物在现代日常生活中这种痛彻心扉的忧愁。
《手机》中严守一，作为电视台的主持人，天天都在电视中和观众谈天说地，好像有极强的沟通能力，但他嘴上越贫心里越烦，连自己都讨厌自己说话。手机作为社会现代性的表征，即使远在天边的人们，通过它，也能随时随地交流谈话，手机的使用是为了消除精神的隔膜，但是更多的误解与隔阂也由此而生。在《手机》中，严守一和费墨经常利用手机来编织谎言，掩饰真相，欺骗妻子，惹得风波连连，聚讼纷纭，手机已从交流的工具成为沟通的障碍，孤独似乎成为现代人逃脱不掉的宿命。《一句顶一万句》写就的孤独感更是深入心扉，无药可医。小说中所有的人都在寻求不为物质的享受、不为前程的诱惑，只为找一个能说得上话的人，为此艰难跋涉，不辞辛苦。小说上篇写的是杨百顺在家里与父亲和兄弟没话说，逃离家庭，先后跟着老曾、老蒋学徒，总是知音难寻。后来跟着老詹信主，被取名杨摩西，之后和一个寡妇吴香香结婚，又被迫改名吴摩西。名字不断改变，孤独却成为生命的常态。最能和他说得上话的是吴香香的女儿—— 一个小孩，而这个孩子最后还被人拐走。下篇牛爱国和妻子庞丽娜话不投机，庞丽娜与人私奔，他苦闷得无处倾诉，不远千里寻找战友倾诉，却发现曾经无话不谈的朋友也变得如此陌生；后来他辗转遇到章楚红，与章楚红相处融洽，却又由于种种顾虑失之交臂。小说中每个人都在寻找能理解自己的人，但这个看似简单的愿望却成为现实中的神话，这种知己难求的惶惑让他们不停地奔走，永无心灵的栖息之所。
人是生而孤独的，想寻找一个对你全知全解的人根本不可能。借助于电话、汽车等现代工具，人的有限能力得以超越，但心与心之间的交流依然困难。当精神的求索变成一种奢侈，人类只能拼命追逐金钱、性、权利等，通过欲望的满足来确证人之为人的价值和意义。可是，无止无息的欲望追逐更让人困顿不堪，焦灼痛苦。
二、痛苦：欲望的沉沦
在对物欲的过度追求中，一切都变成被消费的对象，人性被异化、情感被扭曲。刘震云新世纪的小说以消费时代人们在欲望中的沉沦为主题，深刻揭示了在动荡不安的时代人类所面临的日趋严重的精神痛苦。
小说《我叫刘跃进》围绕着打工族刘跃进这个底层人物讲述了一个跌宕起伏的欲望故事，刘跃进偶然被人抢走了装有现金和借条的包，这些钱和物寄托着贫困的刘跃进生存的希望，于是他开始不计代价地寻包，结果又歪打正着地拿到一个包，而这个包里竟然装着一个关系着无数欲望交易的U盘。他于是成为众矢之的，开始逃亡之旅。国家高层领导贾主任、富商严格及其妻子、黑社会曹哥、侦探老邢、青面僧杨志等全都被裹挟进这个事件。在整部小说中，夫妻之间、父子之间、老板与工人之间都变成了赤裸裸的欲望关系，道德、正义、爱情等形而上的元素，在小说中彻底被遗忘。小说虽然是喜剧的写作方式，但留给我们更多的却是沉痛的思索。现代人由于欲望的沉溺而导致的人性的变异发人深省，从而引发人们对自身存在状态的反思与警醒。小说《手机》写的是主人公严守一无限地放纵情欲，最后空虚堕落的故事。严守一，曾经是一个朴实的乡村少年，但多年来城市生活的濡染，使他心底的情欲无限膨胀。面对身边的女人：于文娟、沈雪、伍月、金玉善等，他挣扎在道德伦理与生命本能之间，最终彻底沉沦，也最终被社会抛弃，没有了心灵的栖居地。不管是追逐金钱、性，还是权力，人类在与欲望的竞赛中，得到，是无限厌倦；失去，则是难忍心痛。没有永远的满足，只有永恒的焦灼。
柏拉图认为，理式世界为本体，是最真实的，而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都是其“摹本”。欲望相当于理式，欲望的实现永远与本体之间有距离，人永远处于匮乏之中。正是因为陷入追逐欲望的迷狂，人类便丧失了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成为无根的浮萍，总是居无定所，心无宁日，永远在寻找的路上奔走彷徨，无依无助。欲望的追逐只能带来无尽的疲惫与惶惑，而“人生若晨露”，对于短暂的生命来说，如何抓住有意义的东西，来印证这个独特的个体曾经在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奋斗过、沉沦过、悲伤过、欢乐过？但人生匆匆，如雪泥鸿爪，漫天的风尘终是喧嚣而来，让是非成败转眼成空。 三、恐惧：身份的失落
死亡乃人生之大限，死亡将解脱你所有的一切，无论你曾经富甲天下还是贫困潦倒，无论你是智慧豁达还是平淡从容，死亡会终结一切。海德格尔认为，人是“向死而生”的，人只有感到死亡的大限，才能筹划自己，设计自己；因此人首先要找到一种可以证明自己存在价值的途径，建构自己的身份，成为一个“主体”。但主体的确立不单单是自己的事，这往往与外部世界纠缠在一起。而拉康则认为，人的欲望就是他者的欲望。所以“我在的地方我不思，我不思的地方我在”①。刘震云小说中人物的精神历险从本质上看都是一个有关“主体性之谜”的问题。《一句顶一万句》中杨百顺先后有四个名字：杨百顺——杨摩西——吴摩西——罗长礼，每个名字都代表了杨百顺建构身份、寻求自我的艰辛。但一次次的改名，都是杨百顺越来越远离自我，成为自我迷失、自我放逐的噩梦。小说《我不是潘金莲》虽然讲的是一个普通上访的故事，深层追问的却是一个建构主体身份的哲学问题。李雪莲想生二胎，便与丈夫假离婚，以躲避计划生育政策。但丈夫不甘寂寞，假戏真做，找人再婚，并不理睬李雪莲哭骂哀求，并指责李雪莲是潘金莲。李雪莲为求得一个公正，走上了告状之路。她从县里、市里告到了北京，但终究没有人能还她一个原初的真实。在现代社会，个人已经成为孤独的个体，原来乡土社会的亲密的人际关系已彻底解体，人与之的联系变得越来越非人格化和抽象化。在这样一个世界，李雪莲想还原真相，想要一个身份的确证，空幻而虚妄。伴随着身份的失落，人们便失去了行事处世的标准，没有了安身立命的依傍，到处都是茫然和惶惑，面对朝露般的人生，恐惧成为人类逃不掉的魔咒。
刘震云小说中的人物，不管贫穷还是富有，不管是声名鹊起还是默默无闻，他们都同病相怜，都是没有精神家园的人。人类该何去何从，救赎在哪里？基督徒们都说：人的尽头，便是神的起头。在刘震云的小说中，人类被拯救的开始，不在上帝，不在彼岸，只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这种被拯救的希望，是严守一在沉湎于欲望追逐时的愧疚；是李雪莲在屡经挫折挑战权力的执拗；是刘跃进疲于奔命，尊严扫地却不曾泯灭的善良；是所有精神漂泊者有关童年和故乡丝丝缕缕温馨的回忆与深情。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向天堂还是向地狱，永远是自我自由选择的结果。当繁华落尽，眼前无路可走，那心头明灭闪烁的至美至善的星光，将成为指引我们走向生命福地的最后希望。
刘震云站在城乡交界之地，用寓言化的书写方式，构筑了人类的生存景观：寻觅的艰辛、欲望的膨胀、抗争的尴尬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的委顿等。但他并没有沉迷于对物质诱惑与欲望沉溺的欣赏与把玩，而是在深刻的批判中包含了悲天悯人的情怀。刘震云对人性的深入刻画、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刻揭示及其作品所体现的价值关怀，无疑发人深思，其意义也会被更多的人认识与挖掘。
关键词：寓言化 孤独 欲望 向死而在 恐惧
新世纪以来，刘震云试图跳出现实主义创作的藩篱，探索人类的生存境遇。当乡土与自我、城市与农村、历史与现实、物质与精神等多重因素纠结在一起，现实主义的表达方式远远不能包容如此复杂的情感，他只能诉诸寓言化写作，开拓文本的深层内涵，将深刻的思想融入纷纭的意象中，从而表达他对生命的关怀和人类生存的思考。
寓言最初来自于希腊文，主要指一种写作文体，这种文体有着言此意彼的鲜明特征，而在变化了的现代社会生活中，本雅明、詹明信这些现代理论家极力推崇寓言的表现技法，强调其分裂、差异和意义含混的特质，使之成为现代写作的鲜明标记。刘震云小说可以作为初级层面的阅读，但远远不能穷尽作品的内涵，只有以寓言化的读解方式，把小说作为人类生存境态的演述与生命困境的表达，才能抵达作品的意义核心。
史铁生屡次在文章中提及人类生存的困境：一、由于他人总是无法彻底理解自己，这是孤独的困境；二、由于人永远欲壑难填，这是痛苦的困境；三、由于死亡总是如影随形，这是恐惧的困境。在刘震云的小说中，也充满了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寓言化表达，尤其是对人生孤独、痛苦和恐惧的探询，一直深沉而执着。
一、孤独：精神的惶惑
中国作家向来都是抒写孤独的高手。从《诗经》中“悠悠苍天”的“天问”到《楚辞》中“国无人莫我知兮！”的愤懑，从孔子“莫我知也夫！”的牢骚到李白“举杯邀明月”的落寞，从苏东坡的“寂寞沙洲冷”的喟叹到曹雪芹的“谁解其中味”的忧愁，诗人书写孤独的词句不绝如缕。不仅是古典诗词，现当文学中的经典之作，也常常浸满了这种无奈的况味。这些古圣先贤、优秀人物，他们才华卓越，智慧超群，思虑深切，不被常人理解，知音难觅，同道难求，再自然不过了。人之为人，不仅是天才不被人理解，平常人的凡俗人生也亦有如此的烦恼，而刘震云的小说写的就是小人物在现代日常生活中这种痛彻心扉的忧愁。
《手机》中严守一，作为电视台的主持人，天天都在电视中和观众谈天说地，好像有极强的沟通能力，但他嘴上越贫心里越烦，连自己都讨厌自己说话。手机作为社会现代性的表征，即使远在天边的人们，通过它，也能随时随地交流谈话，手机的使用是为了消除精神的隔膜，但是更多的误解与隔阂也由此而生。在《手机》中，严守一和费墨经常利用手机来编织谎言，掩饰真相，欺骗妻子，惹得风波连连，聚讼纷纭，手机已从交流的工具成为沟通的障碍，孤独似乎成为现代人逃脱不掉的宿命。《一句顶一万句》写就的孤独感更是深入心扉，无药可医。小说中所有的人都在寻求不为物质的享受、不为前程的诱惑，只为找一个能说得上话的人，为此艰难跋涉，不辞辛苦。小说上篇写的是杨百顺在家里与父亲和兄弟没话说，逃离家庭，先后跟着老曾、老蒋学徒，总是知音难寻。后来跟着老詹信主，被取名杨摩西，之后和一个寡妇吴香香结婚，又被迫改名吴摩西。名字不断改变，孤独却成为生命的常态。最能和他说得上话的是吴香香的女儿—— 一个小孩，而这个孩子最后还被人拐走。下篇牛爱国和妻子庞丽娜话不投机，庞丽娜与人私奔，他苦闷得无处倾诉，不远千里寻找战友倾诉，却发现曾经无话不谈的朋友也变得如此陌生；后来他辗转遇到章楚红，与章楚红相处融洽，却又由于种种顾虑失之交臂。小说中每个人都在寻找能理解自己的人，但这个看似简单的愿望却成为现实中的神话，这种知己难求的惶惑让他们不停地奔走，永无心灵的栖息之所。
人是生而孤独的，想寻找一个对你全知全解的人根本不可能。借助于电话、汽车等现代工具，人的有限能力得以超越，但心与心之间的交流依然困难。当精神的求索变成一种奢侈，人类只能拼命追逐金钱、性、权利等，通过欲望的满足来确证人之为人的价值和意义。可是，无止无息的欲望追逐更让人困顿不堪，焦灼痛苦。
二、痛苦：欲望的沉沦
在对物欲的过度追求中，一切都变成被消费的对象，人性被异化、情感被扭曲。刘震云新世纪的小说以消费时代人们在欲望中的沉沦为主题，深刻揭示了在动荡不安的时代人类所面临的日趋严重的精神痛苦。
小说《我叫刘跃进》围绕着打工族刘跃进这个底层人物讲述了一个跌宕起伏的欲望故事，刘跃进偶然被人抢走了装有现金和借条的包，这些钱和物寄托着贫困的刘跃进生存的希望，于是他开始不计代价地寻包，结果又歪打正着地拿到一个包，而这个包里竟然装着一个关系着无数欲望交易的U盘。他于是成为众矢之的，开始逃亡之旅。国家高层领导贾主任、富商严格及其妻子、黑社会曹哥、侦探老邢、青面僧杨志等全都被裹挟进这个事件。在整部小说中，夫妻之间、父子之间、老板与工人之间都变成了赤裸裸的欲望关系，道德、正义、爱情等形而上的元素，在小说中彻底被遗忘。小说虽然是喜剧的写作方式，但留给我们更多的却是沉痛的思索。现代人由于欲望的沉溺而导致的人性的变异发人深省，从而引发人们对自身存在状态的反思与警醒。小说《手机》写的是主人公严守一无限地放纵情欲，最后空虚堕落的故事。严守一，曾经是一个朴实的乡村少年，但多年来城市生活的濡染，使他心底的情欲无限膨胀。面对身边的女人：于文娟、沈雪、伍月、金玉善等，他挣扎在道德伦理与生命本能之间，最终彻底沉沦，也最终被社会抛弃，没有了心灵的栖居地。不管是追逐金钱、性，还是权力，人类在与欲望的竞赛中，得到，是无限厌倦；失去，则是难忍心痛。没有永远的满足，只有永恒的焦灼。
柏拉图认为，理式世界为本体，是最真实的，而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都是其“摹本”。欲望相当于理式，欲望的实现永远与本体之间有距离，人永远处于匮乏之中。正是因为陷入追逐欲望的迷狂，人类便丧失了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成为无根的浮萍，总是居无定所，心无宁日，永远在寻找的路上奔走彷徨，无依无助。欲望的追逐只能带来无尽的疲惫与惶惑，而“人生若晨露”，对于短暂的生命来说，如何抓住有意义的东西，来印证这个独特的个体曾经在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奋斗过、沉沦过、悲伤过、欢乐过？但人生匆匆，如雪泥鸿爪，漫天的风尘终是喧嚣而来，让是非成败转眼成空。 三、恐惧：身份的失落
死亡乃人生之大限，死亡将解脱你所有的一切，无论你曾经富甲天下还是贫困潦倒，无论你是智慧豁达还是平淡从容，死亡会终结一切。海德格尔认为，人是“向死而生”的，人只有感到死亡的大限，才能筹划自己，设计自己；因此人首先要找到一种可以证明自己存在价值的途径，建构自己的身份，成为一个“主体”。但主体的确立不单单是自己的事，这往往与外部世界纠缠在一起。而拉康则认为，人的欲望就是他者的欲望。所以“我在的地方我不思，我不思的地方我在”①。刘震云小说中人物的精神历险从本质上看都是一个有关“主体性之谜”的问题。《一句顶一万句》中杨百顺先后有四个名字：杨百顺——杨摩西——吴摩西——罗长礼，每个名字都代表了杨百顺建构身份、寻求自我的艰辛。但一次次的改名，都是杨百顺越来越远离自我，成为自我迷失、自我放逐的噩梦。小说《我不是潘金莲》虽然讲的是一个普通上访的故事，深层追问的却是一个建构主体身份的哲学问题。李雪莲想生二胎，便与丈夫假离婚，以躲避计划生育政策。但丈夫不甘寂寞，假戏真做，找人再婚，并不理睬李雪莲哭骂哀求，并指责李雪莲是潘金莲。李雪莲为求得一个公正，走上了告状之路。她从县里、市里告到了北京，但终究没有人能还她一个原初的真实。在现代社会，个人已经成为孤独的个体，原来乡土社会的亲密的人际关系已彻底解体，人与之的联系变得越来越非人格化和抽象化。在这样一个世界，李雪莲想还原真相，想要一个身份的确证，空幻而虚妄。伴随着身份的失落，人们便失去了行事处世的标准，没有了安身立命的依傍，到处都是茫然和惶惑，面对朝露般的人生，恐惧成为人类逃不掉的魔咒。
刘震云小说中的人物，不管贫穷还是富有，不管是声名鹊起还是默默无闻，他们都同病相怜，都是没有精神家园的人。人类该何去何从，救赎在哪里？基督徒们都说：人的尽头，便是神的起头。在刘震云的小说中，人类被拯救的开始，不在上帝，不在彼岸，只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这种被拯救的希望，是严守一在沉湎于欲望追逐时的愧疚；是李雪莲在屡经挫折挑战权力的执拗；是刘跃进疲于奔命，尊严扫地却不曾泯灭的善良；是所有精神漂泊者有关童年和故乡丝丝缕缕温馨的回忆与深情。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向天堂还是向地狱，永远是自我自由选择的结果。当繁华落尽，眼前无路可走，那心头明灭闪烁的至美至善的星光，将成为指引我们走向生命福地的最后希望。
刘震云站在城乡交界之地，用寓言化的书写方式，构筑了人类的生存景观：寻觅的艰辛、欲望的膨胀、抗争的尴尬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的委顿等。但他并没有沉迷于对物质诱惑与欲望沉溺的欣赏与把玩，而是在深刻的批判中包含了悲天悯人的情怀。刘震云对人性的深入刻画、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刻揭示及其作品所体现的价值关怀，无疑发人深思，其意义也会被更多的人认识与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