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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代中国的文化想象与社会重构》以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大众文化为切入点，广泛选取最能代表时代脉络的问题：红色历史记忆的重写、公民社会的话语建构、中产阶层的文化表述与危机时代的主体想象等。借此重审当今社会的大众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四种关系：去政治化的大众文化抚平主流意识形态裂缝，大众文化主动参与新的主流话语重组和实践，大众文化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一种所起到的询唤功能，并以文化生产的样式协助主流意识形态重塑。
关键词：《当代中国的文化想象与社会重构》；大众文化；主流意识形态；重塑；询唤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8--03
当代大众文化自上世纪八十年以来发生了明显裂变，它不同于五四以来的大众通俗文化与左翼以来的革命意识形态话语。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的发展终于按照启蒙知识者的设想渐脱离传统农业社会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甚至有些都市已经不自觉地迈入后工业时代。面对这一文化与社会同步转型的现象，年轻学者张慧瑜的切入点不再是传统的从社会经济变迁谈及文化重建。相反，他意图通过分析以影视剧、电视节目与报刊文本为代表的大众文化，试图解析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的复杂关系，最终触及出诸多深层的社会实际问题。该书的关注点与作者一以贯之的学术兴趣点——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大众文化研究相一致，也是他个人大众文化与影视研究的冰山一角。
一、抹平意识形态的裂缝
《当代中国的文化想象与社会重构》将关注点置于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当今中国社会大众文化现象，尤其关注红色历史记忆的重写、公民社会的话语建构、中产阶层的文化表述与危机时代的主体想象。作者广泛选取影视作品、新闻事件、文学作品、消费文化，试图解析并反思它们展现出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细微变迁与社会形变。作者认为，这种逐步质变的背后隐含着主流意识形态的自我整合与重构，新话语的创制与推广，对新历史主体的询唤和被大众文化话语遮蔽的阶层变迁。作者试图从大众文化现象更迭角度，勾勒出阶级叙事与经济建设的分裂对立转向国家叙事的意识形态转变。主流意识形态对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左翼文化主动吸收整合，其过程看似有自相矛盾之处，但它实际上并未丧失过文化领导权。借助大众文化的兴起与新变，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裂痕也慢慢缝合、淡化、抹平，统一于国家民族话语之下。经济发展方式转换所带来的身份、阶层的分层深深的包裹在文化消费、话语权力之中。
以影视而论，曾经作为意识形态斗争场域的电影，变革显然不只是停留于投资方式，营销模式等经济运营之上。表面上看，各种红色经典的再创作、谍战剧的热播、主旋律电影获得市场认可是经典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大获全胜，然而实则却是新的市场经济话语、红色主流意识形态、以及社会中具体个人与社会群体互动运作的成果，并非单纯的一方抹杀另一方。一方面，红色革命意识形态拥有了反复书写的权利，在大众传媒中占据不可动摇的一席之地，依靠行政资源规约市场对自身的变形，通过媒体宣讲自身的合法性；另一方面，革命本身、英雄形象、革命信仰、甚至对革命历史的记忆都变成流动漂移的能指，承载新的社会主体想象的某种符码，试图完成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意识形态教化和询唤功能。革命事业本身可以成为某种能指，它能涵盖形形色色的个人对幸福的期待，能容纳其他价值观的慨叹。而广受市场欢迎的英雄形象是草莽英雄、泥腿子将军，他们不仅是个人英雄主义者，更是商业时代成功的职场楷模，精神实质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开拓进取的典范。用英雄形象符号所传达的信仰不仅抽空了国共间政治对立的具体历史，而且使信仰本身抽化为中性化的空洞的能指，缺少具体实指内涵。这种文化现象表现出新意识形态的规划意图：建立中产阶层的道德法则、询唤代表强者的现代主体、同时需要抹去了革命主体的批判立场——对现代主体的暴力一面的否定。沿着这一思路，1950-1970之间历史的真实被大众文化简单的在想象中化约为两种：要么是纯真无害、充满激情想象；要么是纯粹罪恶、压抑、群盲的时代。
二、构建时代需要的历史主体
其后，作者探讨了在完成表面上的自身裂缝的弥合后，主流意识形态如何通过新的话语塑造新的历史主体。该话语要不仅能肯定市场经济，能配合中国实际需要塑造现实，而且要使社会成员能主动接受、广泛分享。此时大众传媒发挥出重大作用，它们成功创制、推行新的话语，重新构想社会的主体和客体，并把法律塑造为客观科学的会广为共享的话语，从而能承担起新的意识形态整合和教化功能。正如霍尔对福柯的话语理论所做出的理解，话语涉及语言和实践两个方面，话语除了知识生产，还有塑造现实的能力。话语是“一组陈述，这组陈述为谈论或表征有关某一历史时刻的特有话题提供一种语言或方法。……由于所有社会实践都包含有意义，而意义塑造和影响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的操行，所以所有的实践都有一个话语的方面。”[1]从这两个方面讨论，能更好看出大众传媒所扮演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角色，并能有力且不着痕迹的参与社会的重新建构。
从语言角度看，作者认为当代媒体广泛使用的“爱的奉献”、公民社会这些话语表面上是因为去政治去意识形态，与西方国际接轨，符合国际潮流而受到社会广泛认可。但更深一层因素是该话语去除了使用时的具体主体和客体，使所指空洞泛化，便于接受者主动在想象中将自身置于其中，使他们在想象中将自我意识置于话语设计的主导地位，不自觉的认同、分享了话语所期望的空间位置，因而能被中产阶层的预备群体由衷认同，并同样被非中产的底层群体广泛分享。从而该话语能支撑起有效的身份认同，成为建构主流文化价值的有效部分。这类话语表面上是把左翼革命话语转换为一种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中产阶层表述，其实质也是文化霸权之一种，展示出强大的文化整合力。
从话语的实践角度看，我们个人的行动实践包含着话语的影响，而我们实践，在某种意义上说，即是话语在实践。当今大众传媒使用去主客体、所指泛化的话语模式，引导社会公众按照中产阶层道德的特定思维筛选、过滤社会事件，谈论社会话题，限制、排除其他言说方式，构建同一类型话语，这种话语就是福柯所说的知识型，它“会通过一系列文本、各种操作方式，在社会许多不同的机构场所中出现”。[2]某一时代的人群的看似客观的理论、思维实际是受所在时代、所属阶层的知识型的支配。在新闻报道的叙述中，大众媒体通常将有产者、知识者塑造成社会主体，为他们划定一致的中产阶层话语，将他们描绘成主动使用中产阶层式的话语表情达意，且按照法律模式解决问题的个体，他们被描述成能理性评判、能救助社会客体的社会主体。这些人代表理想的公民社会的模范公民，是社会的建设者和社会结构的组织者；而处于同一时代的共同生产实践中，农民工、工人被描述为弱势群体，被安置在社会客体的位置，他们在经济循环中是直接生产的承担者、廉价劳动力。然而，后者被排斥在市场和公民社会构想之外，这一群体被公民分析，被公民代言，被公民救助，被公民矮化扁平化，是无声的在场，在场的缺席。更重要的是，主体和客体都认同这一逻辑，甘心处于这种话语秩序中，安心处于该话语勾勒的社会地位。此外，这种中产阶层道德的话语通过媒体报道、节目制作形成了无形的社会道德自律，例如网友关于社会事件所发出的声音。该声音按依照话语建构的中产阶层理想对整个社会做出裁判，不仅给企业家设定出社会责任和合理位置，也为什么是合格公民圈定界限。而类似范跑跑、意见领袖之类的所谓个人主义的反叛言行，恰恰是为新主流价值所期待，推动左翼叙事中国家的“人民”向市场中的个人转换，满足新意识形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社会主体的询唤。 三、大众文化的询唤功能
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发挥询唤新的社会主体的作用，它是国家机器的物质形态之一，“是人类对人类真实生存条件的真实关系和想象关系的多元决定的统一。在意识形态中，真实关系不可避免地被包括到想象关系中去，这种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意志……甚至一种希望或留恋，而不是对现实的描绘”[3]，它意在“通过主体范畴的作用，把具体个人呼叫或建构成具体主体”[4]。以中产阶层为例，作者从当下文学文本、文化现象的裂缝中，分析出中产阶层与想象的现代性构想之间存在断裂，中产阶层并没有真正成为大众传媒话语所塑造的社会问题的批判者和裁判者。相反，危机来临时，中产阶层多半对现实无能为力，他们更倾向于无视问题或想象性的解决问题。这种态度本身就包含着认同当下既定权力关系、取消深度、安于现状，甚至是在想象中抹杀或刻意遗忘现实中发生的社会变迁、身份阶层转换。例如，小说《隐身衣》中作者分析了依靠个人能力和社会机遇，将自身地位提升至中产阶层地位的高等手艺人，揭示出去政治生活方式的表层下隐含着阶层分化、权力变迁：其一，被阶级斗争的主流意识形态塑造为领导阶层的工人阶层在期待已久的工业社会中被动的失去话语和文化领导权，落入社会边缘；其二，即使他们之中有依靠技艺步入中产阶层，但作为单独的个体依然无力，甚至不敢直面自身处境和现代工业社会。
消费社会中，意识形态的询唤功能更为隐蔽。消费社会的话语模式之一是去内涵，选取中性无倾向的形象或者剥去形象中的历史政治维度，利用形象的审美维度制造内涵单一的幻象，有效遮蔽文化的政治性。例如，大众媒体与后工业文化利用消费主义的美食文化，以审视边缘与回溯的视角俯视乡村，乡村被纳入都市想象的话语中，化为一种想象化的虚景，沦为一种空洞的，满足市民需要的文化想象。它不能自我表述，也不能表达真实的乡村现状，它不能被都市正视，被命名为“乡愁”，实则是当下消费文化的话语，表达对既定社会秩序和自身所属位置的认同。
四、不可能的反抗
期待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能够抗拒主流意识形态是不现实的，它们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支配，“尽管存在多样性与各种矛盾，实际上永远是统一的” [5]。当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旨在与各种相互对立的话语体系“和解”，重新编写话语体系，而这种意图一直塑造并主导着大众文化与传媒的话语叙事和想象。例如八十年代的经典命题——知识分子/个人是反官方体制的英雄——从毛时代的造反精神的回音，变为第五代导演的手中衍变为造反者自我阉割主动或被动认同既定的庙堂秩序。于社会个体而言，该话语试图缓和现代社会变迁带来的冲击，起到抚慰现代荒原中的心灵的作用；于社会群体而言，近代历史去历史、改写为文化风景，意味着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分裂被现代中国的复兴之路所填补。
新成型的消费社会中，大众文化叙事中浮现出双重社会主体：一种是符合市场体制期待、被新意识形态归入主流的中产阶层，另一种是农民、农民工、下岗工人等则被归入弱势群体，成了处于大众文化观看之下的在场却不可见的他者，后者只能在特定情景下扮演特定角色。但二者都被验证是宏大社会中的渺小个体，不可避免要在已划分出阶层的社会主动或被动居于某一位置。这一社会现实与为创建市场经济开路的大众文化话语所许下的愿景明显不符，大众文化话语的华丽外衣下活跃着虱子。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时期，以王小波为代表的独立知识分子，“反复使用民间、自由、独立、体制外等话语方式”，主动居于主导位置，在想象中规划着代表自由、自我价值完全实现的公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与此相应，处于被动的弱势群体自身所构想的未来则被当时的知识话语以及此后的消费话语自动遮蔽。然而市场体制运行之后，社会现实却并非任中产阶层随心安排的乐土，相反，大多数不能进一步上升的中产阶层经济上受到资本挤压，逐步跌入与失去话语权的弱势群体相似的社会位置上。六十年代雷锋式的平民英雄的崇高感、自我认同感与不可或缺意识消失于资本的压力中。当今，以中产阶层为主要受众的大众文化试图以宫斗戏、“逆袭”、各种选秀节目、大众参与来冲淡惨淡的现实，意图使观看者忽视每个奇迹诞生背后的PK，遗忘自身的生存体验，遮蔽自身只是生产消费链条上的渺小存在。大众文本从个人英雄主义的奋斗变成你死我活的死亡游戏。被自由资本强势介入的大众文化将个人奋斗改变命运的幸福童话改写为资本等级社会的个体生死角斗，实是自动认同现有社会等级分层和由资本界定的晋身规则。大众文化许下的美好愿景却只是白日梦，最终依然以文艺生产承担着塑造主流价值观的功能和意识形态的询唤功能。
张慧瑜的研究掀开了大众文化含情脉脉的面纱。温情奋进的故事下无不积极呼应主流意识形态的意图，无不流露资本运作的痕迹。然而大众文化如何能真正属于大众，唤醒大众直面自身实际处境依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注释：
[1]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64.
[2]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65.
[3]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03.
[3]路易·阿尔都塞.列宁与哲学[M].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189.
[4]齐泽克，阿多尔诺.图绘意识形态[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48.
关键词：《当代中国的文化想象与社会重构》；大众文化；主流意识形态；重塑；询唤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8--03
当代大众文化自上世纪八十年以来发生了明显裂变，它不同于五四以来的大众通俗文化与左翼以来的革命意识形态话语。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的发展终于按照启蒙知识者的设想渐脱离传统农业社会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甚至有些都市已经不自觉地迈入后工业时代。面对这一文化与社会同步转型的现象，年轻学者张慧瑜的切入点不再是传统的从社会经济变迁谈及文化重建。相反，他意图通过分析以影视剧、电视节目与报刊文本为代表的大众文化，试图解析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的复杂关系，最终触及出诸多深层的社会实际问题。该书的关注点与作者一以贯之的学术兴趣点——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大众文化研究相一致，也是他个人大众文化与影视研究的冰山一角。
一、抹平意识形态的裂缝
《当代中国的文化想象与社会重构》将关注点置于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当今中国社会大众文化现象，尤其关注红色历史记忆的重写、公民社会的话语建构、中产阶层的文化表述与危机时代的主体想象。作者广泛选取影视作品、新闻事件、文学作品、消费文化，试图解析并反思它们展现出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细微变迁与社会形变。作者认为，这种逐步质变的背后隐含着主流意识形态的自我整合与重构，新话语的创制与推广，对新历史主体的询唤和被大众文化话语遮蔽的阶层变迁。作者试图从大众文化现象更迭角度，勾勒出阶级叙事与经济建设的分裂对立转向国家叙事的意识形态转变。主流意识形态对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左翼文化主动吸收整合，其过程看似有自相矛盾之处，但它实际上并未丧失过文化领导权。借助大众文化的兴起与新变，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裂痕也慢慢缝合、淡化、抹平，统一于国家民族话语之下。经济发展方式转换所带来的身份、阶层的分层深深的包裹在文化消费、话语权力之中。
以影视而论，曾经作为意识形态斗争场域的电影，变革显然不只是停留于投资方式，营销模式等经济运营之上。表面上看，各种红色经典的再创作、谍战剧的热播、主旋律电影获得市场认可是经典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大获全胜，然而实则却是新的市场经济话语、红色主流意识形态、以及社会中具体个人与社会群体互动运作的成果，并非单纯的一方抹杀另一方。一方面，红色革命意识形态拥有了反复书写的权利，在大众传媒中占据不可动摇的一席之地，依靠行政资源规约市场对自身的变形，通过媒体宣讲自身的合法性；另一方面，革命本身、英雄形象、革命信仰、甚至对革命历史的记忆都变成流动漂移的能指，承载新的社会主体想象的某种符码，试图完成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意识形态教化和询唤功能。革命事业本身可以成为某种能指，它能涵盖形形色色的个人对幸福的期待，能容纳其他价值观的慨叹。而广受市场欢迎的英雄形象是草莽英雄、泥腿子将军，他们不仅是个人英雄主义者，更是商业时代成功的职场楷模，精神实质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开拓进取的典范。用英雄形象符号所传达的信仰不仅抽空了国共间政治对立的具体历史，而且使信仰本身抽化为中性化的空洞的能指，缺少具体实指内涵。这种文化现象表现出新意识形态的规划意图：建立中产阶层的道德法则、询唤代表强者的现代主体、同时需要抹去了革命主体的批判立场——对现代主体的暴力一面的否定。沿着这一思路，1950-1970之间历史的真实被大众文化简单的在想象中化约为两种：要么是纯真无害、充满激情想象；要么是纯粹罪恶、压抑、群盲的时代。
二、构建时代需要的历史主体
其后，作者探讨了在完成表面上的自身裂缝的弥合后，主流意识形态如何通过新的话语塑造新的历史主体。该话语要不仅能肯定市场经济，能配合中国实际需要塑造现实，而且要使社会成员能主动接受、广泛分享。此时大众传媒发挥出重大作用，它们成功创制、推行新的话语，重新构想社会的主体和客体，并把法律塑造为客观科学的会广为共享的话语，从而能承担起新的意识形态整合和教化功能。正如霍尔对福柯的话语理论所做出的理解，话语涉及语言和实践两个方面，话语除了知识生产，还有塑造现实的能力。话语是“一组陈述，这组陈述为谈论或表征有关某一历史时刻的特有话题提供一种语言或方法。……由于所有社会实践都包含有意义，而意义塑造和影响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的操行，所以所有的实践都有一个话语的方面。”[1]从这两个方面讨论，能更好看出大众传媒所扮演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角色，并能有力且不着痕迹的参与社会的重新建构。
从语言角度看，作者认为当代媒体广泛使用的“爱的奉献”、公民社会这些话语表面上是因为去政治去意识形态，与西方国际接轨，符合国际潮流而受到社会广泛认可。但更深一层因素是该话语去除了使用时的具体主体和客体，使所指空洞泛化，便于接受者主动在想象中将自身置于其中，使他们在想象中将自我意识置于话语设计的主导地位，不自觉的认同、分享了话语所期望的空间位置，因而能被中产阶层的预备群体由衷认同，并同样被非中产的底层群体广泛分享。从而该话语能支撑起有效的身份认同，成为建构主流文化价值的有效部分。这类话语表面上是把左翼革命话语转换为一种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中产阶层表述，其实质也是文化霸权之一种，展示出强大的文化整合力。
从话语的实践角度看，我们个人的行动实践包含着话语的影响，而我们实践，在某种意义上说，即是话语在实践。当今大众传媒使用去主客体、所指泛化的话语模式，引导社会公众按照中产阶层道德的特定思维筛选、过滤社会事件，谈论社会话题，限制、排除其他言说方式，构建同一类型话语，这种话语就是福柯所说的知识型，它“会通过一系列文本、各种操作方式，在社会许多不同的机构场所中出现”。[2]某一时代的人群的看似客观的理论、思维实际是受所在时代、所属阶层的知识型的支配。在新闻报道的叙述中，大众媒体通常将有产者、知识者塑造成社会主体，为他们划定一致的中产阶层话语，将他们描绘成主动使用中产阶层式的话语表情达意，且按照法律模式解决问题的个体，他们被描述成能理性评判、能救助社会客体的社会主体。这些人代表理想的公民社会的模范公民，是社会的建设者和社会结构的组织者；而处于同一时代的共同生产实践中，农民工、工人被描述为弱势群体，被安置在社会客体的位置，他们在经济循环中是直接生产的承担者、廉价劳动力。然而，后者被排斥在市场和公民社会构想之外，这一群体被公民分析，被公民代言，被公民救助，被公民矮化扁平化，是无声的在场，在场的缺席。更重要的是，主体和客体都认同这一逻辑，甘心处于这种话语秩序中，安心处于该话语勾勒的社会地位。此外，这种中产阶层道德的话语通过媒体报道、节目制作形成了无形的社会道德自律，例如网友关于社会事件所发出的声音。该声音按依照话语建构的中产阶层理想对整个社会做出裁判，不仅给企业家设定出社会责任和合理位置，也为什么是合格公民圈定界限。而类似范跑跑、意见领袖之类的所谓个人主义的反叛言行，恰恰是为新主流价值所期待，推动左翼叙事中国家的“人民”向市场中的个人转换，满足新意识形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社会主体的询唤。 三、大众文化的询唤功能
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发挥询唤新的社会主体的作用，它是国家机器的物质形态之一，“是人类对人类真实生存条件的真实关系和想象关系的多元决定的统一。在意识形态中，真实关系不可避免地被包括到想象关系中去，这种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意志……甚至一种希望或留恋，而不是对现实的描绘”[3]，它意在“通过主体范畴的作用，把具体个人呼叫或建构成具体主体”[4]。以中产阶层为例，作者从当下文学文本、文化现象的裂缝中，分析出中产阶层与想象的现代性构想之间存在断裂，中产阶层并没有真正成为大众传媒话语所塑造的社会问题的批判者和裁判者。相反，危机来临时，中产阶层多半对现实无能为力，他们更倾向于无视问题或想象性的解决问题。这种态度本身就包含着认同当下既定权力关系、取消深度、安于现状，甚至是在想象中抹杀或刻意遗忘现实中发生的社会变迁、身份阶层转换。例如，小说《隐身衣》中作者分析了依靠个人能力和社会机遇，将自身地位提升至中产阶层地位的高等手艺人，揭示出去政治生活方式的表层下隐含着阶层分化、权力变迁：其一，被阶级斗争的主流意识形态塑造为领导阶层的工人阶层在期待已久的工业社会中被动的失去话语和文化领导权，落入社会边缘；其二，即使他们之中有依靠技艺步入中产阶层，但作为单独的个体依然无力，甚至不敢直面自身处境和现代工业社会。
消费社会中，意识形态的询唤功能更为隐蔽。消费社会的话语模式之一是去内涵，选取中性无倾向的形象或者剥去形象中的历史政治维度，利用形象的审美维度制造内涵单一的幻象，有效遮蔽文化的政治性。例如，大众媒体与后工业文化利用消费主义的美食文化，以审视边缘与回溯的视角俯视乡村，乡村被纳入都市想象的话语中，化为一种想象化的虚景，沦为一种空洞的，满足市民需要的文化想象。它不能自我表述，也不能表达真实的乡村现状，它不能被都市正视，被命名为“乡愁”，实则是当下消费文化的话语，表达对既定社会秩序和自身所属位置的认同。
四、不可能的反抗
期待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能够抗拒主流意识形态是不现实的，它们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支配，“尽管存在多样性与各种矛盾，实际上永远是统一的” [5]。当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旨在与各种相互对立的话语体系“和解”，重新编写话语体系，而这种意图一直塑造并主导着大众文化与传媒的话语叙事和想象。例如八十年代的经典命题——知识分子/个人是反官方体制的英雄——从毛时代的造反精神的回音，变为第五代导演的手中衍变为造反者自我阉割主动或被动认同既定的庙堂秩序。于社会个体而言，该话语试图缓和现代社会变迁带来的冲击，起到抚慰现代荒原中的心灵的作用；于社会群体而言，近代历史去历史、改写为文化风景，意味着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分裂被现代中国的复兴之路所填补。
新成型的消费社会中，大众文化叙事中浮现出双重社会主体：一种是符合市场体制期待、被新意识形态归入主流的中产阶层，另一种是农民、农民工、下岗工人等则被归入弱势群体，成了处于大众文化观看之下的在场却不可见的他者，后者只能在特定情景下扮演特定角色。但二者都被验证是宏大社会中的渺小个体，不可避免要在已划分出阶层的社会主动或被动居于某一位置。这一社会现实与为创建市场经济开路的大众文化话语所许下的愿景明显不符，大众文化话语的华丽外衣下活跃着虱子。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时期，以王小波为代表的独立知识分子，“反复使用民间、自由、独立、体制外等话语方式”，主动居于主导位置，在想象中规划着代表自由、自我价值完全实现的公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与此相应，处于被动的弱势群体自身所构想的未来则被当时的知识话语以及此后的消费话语自动遮蔽。然而市场体制运行之后，社会现实却并非任中产阶层随心安排的乐土，相反，大多数不能进一步上升的中产阶层经济上受到资本挤压，逐步跌入与失去话语权的弱势群体相似的社会位置上。六十年代雷锋式的平民英雄的崇高感、自我认同感与不可或缺意识消失于资本的压力中。当今，以中产阶层为主要受众的大众文化试图以宫斗戏、“逆袭”、各种选秀节目、大众参与来冲淡惨淡的现实，意图使观看者忽视每个奇迹诞生背后的PK，遗忘自身的生存体验，遮蔽自身只是生产消费链条上的渺小存在。大众文本从个人英雄主义的奋斗变成你死我活的死亡游戏。被自由资本强势介入的大众文化将个人奋斗改变命运的幸福童话改写为资本等级社会的个体生死角斗，实是自动认同现有社会等级分层和由资本界定的晋身规则。大众文化许下的美好愿景却只是白日梦，最终依然以文艺生产承担着塑造主流价值观的功能和意识形态的询唤功能。
张慧瑜的研究掀开了大众文化含情脉脉的面纱。温情奋进的故事下无不积极呼应主流意识形态的意图，无不流露资本运作的痕迹。然而大众文化如何能真正属于大众，唤醒大众直面自身实际处境依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注释：
[1]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64.
[2]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65.
[3]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03.
[3]路易·阿尔都塞.列宁与哲学[M].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189.
[4]齐泽克，阿多尔诺.图绘意识形态[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