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以实玛利（Ishmael）

　　2007年4月中旬，我应邀前往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系讲学。接待方将我安顿在华尔街近旁的一家旅馆里，并对我开玩笑说，他们安排我住在华尔街，是为了让我感受一下身处资本主义世界心脏地带的文化氛围。4月17日凌晨，我从电视新闻中得知，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校园内发生了枪击案，一名年轻的大学生在枪杀了三十二人之后饮弹身亡。由于电视新闻不断强调凶手的亚裔身份，而且据说“长得很像中国人”，侨居纽约的中国人以及华人朋友都对此案忧心忡忡，神色凝重。说是噤若寒蝉，也并不过分。这天中午，凶手身份最终被确定，这是一个名叫赵承熙的韩国移民。华人朋友们在长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也开始向我绘声绘色地讲述这个案件的诸多枝节。其中的两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赵承熙在死前留下一封信，信中有“结束的日子临近，该采取行动了”这样的句子；另外，他在自杀之后，警方在他的手臂上发现有用红墨水涂成的“Ishmael Ax”字样，但不知其意何指。
　　这几乎立刻就让我想起了麦尔维尔。
　　在纽约的那些日子里，我没事就去华尔街上晃悠。脑子里一直想着的，是麦尔维尔最著名的短篇小说《抄写员巴特比》——它的故事就发生在华尔街。当我的目光在那些鳞次栉比的建筑上逗留时，会下意识地去寻找巴特比所供职的那个阴暗的律师事务所，就好像它在现实中真的存在一样。而Ishmael这个名字，则不能不让人联想起麦尔维尔的长篇小说《白鲸》。
　　Ishmael中文译作以实玛利（或译伊斯梅尔），在《白鲸》中，它是叙事人兼主人公。众所周知，《白鲸》中的诸多人物都与《圣经》文本存在着或明或暗的对应关系，作者这么做，或许是为了增加作品启示录般的寓言色彩。当然，以实玛利也不例外。在《圣经》的叙事中，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与婢女夏甲所生的儿子。由于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对夏甲与以实玛利十分嫉恨，遂求丈夫将夏甲母子抛弃。因此，以实玛利成了一个弃儿。在麦尔维尔的《白鲸》中，以实玛利的弃儿身份是双重的。首先，他作为一个居无定所的流浪儿，满世界游荡，就像一只漂浮在海上迷失了航向的捕鲸船，找不到抛锚的港湾。其次，他还是一个寻找生活意义并最终陷入虚无和绝望的“忧伤之人”。从《白鲸》呈现的诸多主题来看，后一点或许更为重要。
　　那么，在手臂涂上“Ishmael”字样的韩国青年赵承熙，是否读过麦尔维尔的《白鲸》呢？随着这人的自杀身死，关于这一点已无从查考。但我倾向于他是读过的。赵承熙在幼年時代（1992年）就移居美国且喜欢文学，在出事之前，他还曾创作过一部具有暴力倾向的剧本。就算赵承熙手臂上的Ishmael与麦尔维尔笔下的以实玛利没有任何关联，我们也不能无视两人在思想意识方面诸多的共同点。比如，他们都试图借助于《圣经》的宗教氛围，将现实中的某个行为或事件装扮成寓言，将它拉升到宗教启示的高度，将个人行为道德化、神秘化和历史化，并赋予自己的行为以某种意义。再比如，他们都将自己看成是社会的弃儿，伴随着强烈的社会和文化疏离感、末世的幻灭感以及自我毁灭的冲动。
　　不过，在探索人类心灵及其命运的道路上，麦尔维尔走得如此之远，这或许是作为枪击案凶犯的赵承熙难以想象的。《白鲸》中的以实玛利不仅是一个孤独的游魂，同时还是毁灭和灾难的目击者——实际上，大毁灭发生之后，以实玛利作为唯一的幸存者，也成了科耶夫或福山意义上的“最后之人”。至于最终遭受毁灭的是一条名叫“裴廓德号”的捕鲸船，还是它所象征的是美国社会或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甚至是宇宙秩序，这取决于我们在今天的现实语境中，如何去理解《白鲸》的深邃主题。

2.海洋与陆地

　　每当我觉得嘴角变得狰狞，我的心情像是潮湿、阴雨的十一月天的时候；每当我发觉自己不由自主地在棺材店门前停下步来，而且每逢人家出丧就尾随着他们走去的时候；尤其是每当我的忧郁症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以致需要一种有力的道德律来规范我，免得我故意闯到街上，把人们的帽子一顶一顶地撞掉的那个时候——那么，我便认为我非赶快出海不可了。a
　　这是《白鲸》第一章“海市蜃楼”开头部分的文字。这段内心独白，非常清晰地描述了以实玛利对于大海的渴望，其中暗含着陆地和海洋生活的鲜明对比——当一个人在陆地生活中感到病苦和忧郁、对陆地人际关系感到难以忍受，竟对死亡产生了向往的时候，出海就成了一种本能的选择。
　　在这里，海洋对于不幸的人而言，似乎就成了一个避难所。
　　在小说的第112章中，麦尔维尔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名叫柏斯的铁匠的悲惨故事。柏斯是一个技艺高强的手艺人，有年轻美丽的爱妻，有三个活泼健壮的孩子，有一个带花园的房子。柏斯在六十岁前几乎没有遭遇到真正的悲伤，他每个礼拜都会虔诚地去教堂。可是有一天晚上，一位夜贼，就像《天方夜谭》里从魔瓶中跑出来的魔鬼，闯进了他的家中，将巨大的悲哀投向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妻子死了，两个孩子夭折，房子被变卖。白发苍苍的柏斯成了流浪汉。在这个时候，柏斯听见了海洋的呼喊。慷慨豪爽、虚怀若谷的海洋，以及无数在海上游弋的人类和鱼群，邀请并接纳了他，使他成为“裴廓德号”捕鲸船上的一名铁匠。在麦尔维尔看来，从东方到西方，从每一个黎明到黄昏，整个世界都回荡着大海的亲切的呼喊，让一切“伤心的人们”投入它那温暖的怀抱。
　　在麦尔维尔笔下，海洋自有其与陆地不同的特殊性。归纳起来说，无非是以下几方面：
　　第一，陆地生活是易变的，充满了文明所赋予的五光十色、光怪陆离的各种诱惑；而海洋则具有某种稳定感，朴素、简单、直接，亘古不变。在大洪水时代的方舟中，诺亚所看到的大海就是今天这个样子（第135章）。第二，大海是人类的母亲和故乡，它远比陆地要更为古老。第三，汪洋大海本身就象征着最高的真理，它像上帝一样高深莫测。（第23章）
　　麦尔维尔认为，人在陆地上的生活，充斥着种种幻象和不真实的慰藉，人在陆地上很难感受生存的真正的本体。只有当人到了野蛮、充满各种风险的大海上，把文明与人事的外衣褪下，并直接面对死亡时，才能获得真正的生存体验： 　　你听不到消息，读不到刊物；绝不会有什么额外惊人的日常琐事来使你引起不必要的激动；你听不到国内的苦恼情况；证券破产；股票跌落；也绝不会叫你因想到晚饭要吃什么而烦恼。（《白鲸》第 217页）
　　只有在这个时候，人才会获得对于生命的真正的反省意识。我们不难发现，在这里，麦尔维尔显然将海洋视为一个更为抽象，同时也更真实、更具有原始野蛮特征、更能体现生活的本然状态的境域。
　　在陆地与海洋的比照、互现之中，其实蕴含着一个更隐秘、也更深邃的对比——那就是文明与野蛮的关系。麦尔维尔在描述这种对比时，语词颇多闪烁，但他对文明及整个文明史的看法是清晰的。我认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弗洛伊德晚期思想的真正先驱——正因为海洋是自然和野蛮的象征，它可以成为一面镜子，来帮助我们重新审视文明的发生、发展以及最终的结局。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海洋视为失意、伤心的人类的避难所。实际上，麦尔维尔将海洋视为一个避难所时，是有附加条件的：出海这一行为本身，同时也是毁灭的开始。以实玛利固然为逃避痛苦、虚无、忧郁而本能想到出海，但紧接着这段文字的是这样一句话：
　　这就是我的手枪和子弹的替代品。（《白鲸》第1页）
　　而在第112章中，铁匠柏斯出海冒险的前提，恰恰是求死之心。换句话说，出海意味着另一种自杀。麦尔维尔显然认为，一个人要去海上冒险，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下遗嘱，同时这个人也必须认识到，只有不怕失去生命，才有资格获得生命——这当然是源于《圣经》的古老教诲。对于麦尔维尔来说，世界上或许只有两种人：死者与幸存者。
　　尽管在《白鲸》中，麦尔维尔不厌其烦地渲染海洋在感悟人生方面的种种“优越性”，且不时流露出身为海洋捕鲸者的强烈自豪感，但如果我们据此轻率地认为，这反映了作者对陆地和农耕文明的轻蔑与贬损，则是完全错误的。在我看来，情况或许恰恰相反。麦尔维尔认为，整个世界其实是令人可怕的海洋所包围起来的葱翠的陆地，犹如大海中的塔希提小岛，亦如每个人心灵里的那个安谧、快活的岛屿——它被一知半解的生活中的一切恐怖所包围（《白鲸》第58章）。在《白鲸》中，麦尔维尔没忘记一次次向我们发出严厉警告：只要离开港湾、陆地和岛屿，就永远回不来了：
　　为了追逐我们梦想的这许多神秘缥缈的东西，或者为了苦痛地追击那种迟早要泛上一切人类心头的魔影——这样环球地追击下去，那它们不是把我们引向徒劳的迷宫，就是教我们中途覆没。（《白鲸》第334页）
　　在小说的第94章，叙事者以实玛利是这样界定他的“幸福观”的：
　　幸福并不是随便靠智力或者幻想就能获得的，而是存在于妻子，心坎，床上，桌上，馬背上，火炉边和田舍间的……（《白鲸》第584页）
　　这是明确无误的对于陆地居家生活的礼赞。在这里，我们遇到了《白鲸》叙事中的一个明显的矛盾。一方面，作者不断劝诫我们安分守己，不要去追逐幻象，为了满足好奇心与种种功利目的，去海上冒险；与此同时，作者确实又在不断讴歌大海所蕴含着的激情与狂野，并不断激励我们到作为最高存在的海洋中去体验生命的壮阔与欢乐。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去理解麦尔维尔在《白鲸》中呈现的这种矛盾与分裂呢？
　　我的看法或许有些极端。如果我们将陆地与海洋的比照关系，置于自然与文明的关系之下来考察，这种矛盾不过是浮泛的表象。或者说，陆地与海洋的对立，在麦尔维尔那里，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换句话说，构成对立的不是海洋与陆地，而是乡野与城市。麦尔维尔在《白鲸》中的写作意图之一，是为了向我们描述现代文明与自然、传统之间的对立，以及由这种对立所导致的深刻忧虑。在他的另一篇小说《班尼托·西兰诺》中，叙事者曾这样感慨：大海与乡野好像是一对堂兄弟，两者之间具有高度的相似性。a言下之意，大海所象征的，正是未被现代文明所玷污的乡村或乡野。由此，陆地与海洋在空间上的对比关系，最终为现代文明与远古“自然生活”的时间上的对比关系所代替。
　　我认为，在麦尔维尔几乎所有的作品中，始终贯穿着这样一个十分清楚明晰的主题：对于乡野、乡村以及远古生活的礼赞与向往，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批判和忧虑。与同时代霍桑、梭罗、爱默生一样，麦尔维尔终其一生都在试图重返自然的最深处，重返那个充满耕种、打猎与垂钓之乐的甜蜜之乡。正因为陆地城市文明的加速兴起，生活在陆地的“忧郁之人”无法找到安宁栖居之所，才会向往辽阔的大海；正因为现代文明功利、平庸，遮盖了生活的原义和本真状态，具有原始魅力、且处处充满风险的海洋才会让人获得对人生的真正体悟，让人重新思考死亡，并进而理解生命。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麦尔维尔在描写大海美景时，会不断使用“鲜花斑斓的大地”以及“风光秀美的草原牧场”一类的比喻。

3.“裴廓德号”的航行线路

　　捕鲸船“裴廓德号”的出发之地，是小说中频繁提及的南塔开特（Nantucket）。它是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东南角的一个小岛，英国人最早对它进行殖民统治，约在17世纪中叶。这是传统捕鲸业的重镇和起锚之地。作者在小说中提到的彼得·科芬，在历史上也实有其人。经过漫长的航行和惊心动魄的追击之后，“裴廓德号”最终在太平洋赤道线附近被白鲸莫比-迪克撞沉，葬身海底。
　　根据我们对《白鲸》叙事线索的分析，“裴廓德号”最终的沉没之地，应该在马绍尔群岛与波利尼西亚群岛之间靠近赤道的某个水域。以现在的航海线路而论，要从美国东海岸的南塔开特进入太平洋，最终抵达这片赤道渔场，最便捷的航线，应是由大西洋进入加勒比海，经过巴拿马运河而入太平洋。可是，在《白鲸》问世的那个年代（1851年），巴拿马运河还远未开凿。因此，“裴廓德号”要想进入太平洋，只有两条线路可供选择。第一条线路是沿大西洋往南，经由巴西、阿根廷的外海，并绕过美洲大陆最南端的合恩角，然后沿着南纬六十度线一直往东，进入太平洋。第二条线路，是经由北大西洋朝东南方向航行，沿着非洲大陆的西海岸，绕过非洲西南段的好望角而进入太平洋。本来，“裴廓德号”完全可以挑选第一条线路，绕过合恩角进入太平洋，但它从南塔开特启程时，由于时令和风向不利于绕过合恩角航行，必须等待下一个季节。（参见《白鲸》第281页）因此，急于赶往赤道线追击白鲸的船长亚哈，不愿错过所谓“赤道渔场的当令季节”，决定提前开航，并选择了第二条线路——即穿过北大西洋的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绕过好望角，进入太平洋。然后经由印度洋，驶入孟加拉湾，通过马六甲海峡而入南海，最后由日本海朝东南方向驶往赤道水域。 　　我们知道，“裴廓德号”沿着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兜了一个“U字形”的大圈子。从表面上看，“裴廓德号”这次航行的目的，是为了捕获具有高额利润的抹香鲸，但或许只有船长亚哈一人知道这艘捕鲸船的真实意图：地中海强风、阿拉伯热风、印度洋季风、彭巴斯草原风以及非洲西岸的燥风，都有可能把莫比-迪克赶到他所设下的巨大的包围圈中来——面对自己的宿敌，亚哈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太平洋中的孟加拉湾、日本海，特别位于赤道附近的东南亚海域，历来是猎获抹香鲸的传统渔场，当然，这一带也是莫比-迪克可能的出没之地，就小说的情节设置而言，这个航行线路，似乎没有什么疑问。不过，因为“裴廓德号”的航迹，与17世纪以来西方殖民者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和亚洲地区，进而“发现”东方的航海线路，是完全重合的，另外，这条航线由大西洋而入印度洋和太平洋，串联起了美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和亚洲，几乎将整个人类世界都纳入到了它的视线之中，因此，麦尔维尔为“裴廓德号”设置的这一航路，其背后究竟含有怎样的历史和文化寓意，不免会给读者带来丰富的联想。
　　在《白鲸》的第24章中，叙事者曾用戏谑和反讽的语调，这样来罗列捕鲸船在现代文明史上的巨大功绩：捕鲸船为探索未知的新世界，为发现远海的陌生地域，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它不仅为殖民者的兵舰开路，也曾帮助英国殖民者将智利、秘鲁、玻利维亚从旧西班牙的羁轭下解放出来，建立民主政体；捕鲸船紧跟在荷兰人之后，发现了澳大利亚，并将澳洲大陆带入文明世界；捕鲸船作为先导，将传教士和商人带到了世界各地，并开启了与日本的文化交流，让这个闭关自守的国家向世界敞开了它的怀抱。因此，捕鲸船不仅是殖民地的母亲，也是叙事者“我”的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白鲸》第150-156页）
　　叙事人的这一番陈词，让我们多少可以洞悉作者隐秘的文本意图。也就是说，作者让“裴廓德号”穿越五大洲、三大洋，并不仅仅是为了向我们讲述一个关于捕鲸的冒险故事，其中也暗含了作者在开放的地理历史时空中重新思考人类命运的抱负和野心。传统的商业捕鲸路线，同时也是由海盗和现代殖民者所开辟与“发现”的前往东方的航道，而后者恰恰预示着现代文明史的开端。遵循着这个线索，我们不难发现，与麦尔维尔早期沾沾自喜的冒险故事不同，《白鲸》或许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全新尝试。作者试图将现代地理、历史、法律、社会道德和政治秩序一并纳入其视野。麦尔维尔试图以现代社会秩序为基准点，向前追溯，同时也向后展望。向前追溯，无非是全部的人类文明史；而向后延展，则使《白鲸》具有了强烈的预言性。这样一来，“裴廓德号”已不再是一艘简单的捕鲸船，它同时也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命运之舟。
　　另外，“裴廓德号”的航行路线，也可以被视为是作者（叙事者）从现代城市向着大自然蛮荒深处进发的漫漫旅程。在英国作家D.H.劳伦斯看来，麦尔维尔是一个厌世者，或者说，他无法接受人类，无法将自己归属于人类。对他而言，既然人类原本来自海洋，那么奔向海洋，即是重返家乡。对于现代城市文明，麦尔维尔感到格格不入、难以忍受，而传统意义上的家乡，也正在被急速扩张的城市所吞没，他只能在茫茫大海中寻找自己的栖身之地。劳伦斯认为，如果一定要选择一个词语，来概括麦尔维尔一生创作的重要主题，这个词就是“逃离”。那么，世界上的什么地方，才是他理想的逃遁之地呢？
　　D.H.劳伦斯的答案是太平洋。
　　他的理由是，太平洋远比大西洋和印度洋古老。劳伦斯所说的古老，是指“它（太平洋）还未被现代意识所浸染”a。世界现代史的奇特的震动，“把大西洋和地中海人震入一种又一种新的意识中，而太平洋和太平洋水域的人则一直在沉睡”b。毛利人、汤加岛人、马库斯人、斐济人、波利尼西亚人，都还处于石器时代。甚至就连日本人和中国人也在无数个世纪的沉睡中翻来覆去：
　　他们的血是古老的，他们的肌肤是古老而柔软的。他们忙碌的日子则是几千年前的日子，那时的世界比现在柔和得多，空气湿润得多，地球表面温暖得多，荷花成年成月地盛开着。那是在埃及之前伟大的世界。c
　　我们只要读一读麦尔维尔早期的小说——我这里指的是《泰比》（1846年）、《奥穆》（1847年）和《玛迪》（1849年），就会理解D.H.劳伦斯为何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劳伦斯的这一看法，对我们理解麦尔维尔生活与写作的奥秘，尤其是他对社会和人类的本能的逃离姿态，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将太平洋视为麦尔维尔最向往的古老地域，显然太过牵强。此外，D.H.劳伦斯对于太平洋诸国的描绘和想象，也带有太多的“东方主义”的色彩。事实上，在麦尔维尔的其他作品中，他为自己远离人类的隐遁之路，设定了不同的息影之地——或者是人迹罕至的群山之中（比如《阳台》），或者是荒无人烟的孤岛之上（比如《魔岛魅影》）a。也就是说，麦尔维尔心仪的神秘之地，也许不一定是太平洋，但必须足够古老、蛮荒，远离尘嚣。
　　在《白鲸》中，麦尔维尔之所以将赤道以南的太平洋海域作为捕鲸船最终的覆没之地，或许仅仅是因为它是“裴廓德号”世界旅程的终点。更何况，麦尔维尔本人作为一名水手，在他的航海生涯中，曾在南太平洋诸岛做过短暫逗留。

4.“裴廓德号”的人员构成与世界秩序

　　按照《白鲸》第16章的描述，“裴廓德”（Pequod）是“马萨诸塞州印第安人的一个有名的种族，如今已和古代的米太人一样绝种了”（《白鲸》第98页）。据中文译者曹庸对该名词的注释，裴廓德部族原先生活在美国康涅狄格州东部，以骁勇著称，但在17世纪欧洲殖民者来到美洲后，裴廓德部族即已被杀戮过半。麦尔维尔以早已灭亡的印第安部族名称，来为这艘很有象征意义的捕鲸船命名，显然并非无因。如果我们将这条捕鲸船看成一个微缩的社会，那么“裴廓德”这个名称就指向了这个社会最早的起源。当然，这个名称不光意味着纪念或缅怀，叙事者在此更想提醒读者的是，它是一艘幽灵之船—— “裴廓德号”在小说中第一次露面时，船上就笼罩着一种不祥的气息和氛围。 　　我们先来看看“裴廓德号”船上的人员构成。
　　法勒和比勒达：美国人。他们虽然最终没有上船，却是这条船法律上的拥有者，即老板兼经理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船东的名字，均来自旧约《圣经》（《创世纪》及《约伯记》）。
　　船长亚哈：美国人。捕鲸船出港之后很久，他才在甲板上露面。这是一位忧郁、疯狂、病态且带有强烈神秘色彩的人物。他因为被莫比-迪克咬掉了一条腿，强烈的复仇愿望让他精神亢奋。虽然他的名字也源于《圣经》，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个无神论者。
　　大副斯达巴克：美国人，南塔开特土著。桂克（教友会）后裔。此人极富理性，虔诚，为人耿直可靠，思路缜密。但内心深处极其敏感，且带有一点迷信。
　　二副斯塔布：美国科德角人。是个无忧无虑的乐天派，烟斗不离手，对任何重大和紧急之事都能处之泰然，即便到了生死攸关的境地中，也能无所畏惧、嘻嘻哈哈。
　　三副弗拉斯克：美国人。此人长得短小精悍，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他的勇猛中夹杂着愚蠢和无知，毫无想象力，只知道跟大鲸以死相搏：“在他那有限的见解看来，一条奇妙的大鲸不过是一种放大的老鼠”（《白鲸》第166页）。
　　以上人物构成了“裴廓德号”捕鲸船的上流社会。法勒和比勒达这样的船东或投资人自不必说了，船长亚哈是这艘船真正意义上的君王和灵魂。斯达巴克、斯塔布和弗拉斯克的地位亦举足轻重。比如说，当发现抹香鲸并展开追击之时，这三人分别统领一只小艇，与亚哈一起，组成联合指挥部，发号施令并身先士卒。
　　他们都是清一色的美国白人。
　　三位标枪手被描述为大副、二副和三副的随从，他们虽然也算是美国人，但却来自于不同的族裔。其中的魁魁格是小说中最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之一。他是南太平洋某岛国酋长的儿子，跟随一艘美国船来到了文明社会。他的家乡科科伏柯，据说在当时的任何地图上都无法找到。这个野蛮的食人生番虽说是异教徒，信奉偶像，但却质朴、善良，有苏格拉底的智慧，堪称“野化了的乔治·华盛顿”。
　　标枪手塔斯蒂哥是该黑特地方的纯种印第安人，是红种人的后裔。他在来到“裴廓德号”船上捕鲸之前，一直在该黑特的原始森林里追逐猎物。
　　第三位标枪手戴古（曹庸将它音译为“大个儿”，陈荣彬则将它译为“大狗”）是高个子的野黑人。和魁魁格一样，他也是跳上一艘停泊在家乡的捕鲸船来到美国的。
　　这三个人作为标枪手，在追击捕杀白鲸的过程中，其重要性和关键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他们的身份和地位要明显高于其他下层船员——比如厨师汤团、铁匠柏斯、木匠师傅、看船的小黑人比普等等。但他们显然也有别于上层管理者，地位和阶层具有一定的暧昧性。举例来说，可以在“裴廓德号”上的船长室用餐的人，按规矩除了船长亚哈之外，还包括大副、二副和三副。进入船长室吃饭，得遵守一定的礼仪。船长本人在餐桌前坐定之后，大副、二副、三副才能依次前来并入座。而用膳完毕之后的离席过程，则遵循着相反的次序——最先离开的是三副，然后是二副、大副和船长。当这伙人全部离开之后，三个标枪手也被允许进入管理层专属的船长室，享用这些人吃剩的残羹冷炙。但标枪手们在吃饭时，可以旁若无人地大快朵颐，乃至纵声谈笑，完全不必遵守任何礼仪。
　　“裴廓德号”的人员一共30多名，除了船长、大副、二副、三副和三个标枪手外，剩下的二十多人，不是水手便是杂役。他们之中只有少部分的美国人，大多数都是来自世界各地，他们从天涯海角的各个岛屿汇聚到“裴廓德号”上，将自己交给命运难测的捕鲸事业。
　　在这些船员中，还有两个人物必须简单提及。
　　其中之一名叫费达拉。他成天扎着包头布，是个来自古老东方的祆教徒。至于他到底来自于哪个地区和岛屿，又是怎么混入“裴廓德号”的，他在船上的哪个角落藏身，小说中语焉不详。他在船上没有固定的工作，只是像个幽灵似的一步不离地跟着船长亚哈。随着叙事的推进，读者会慢慢发现，费达拉实际上是亚哈恶魔般的灵魂伴侣，或者说，他是亚哈的另一个自我，就像古老的帝王对待伶优和弄臣一样，亚哈对费达拉既充满蔑视，又与他形影不离，甚至完全受他的摆布与控制。
　　另一个人物就是小说的叙事人兼主人公以实玛利。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水手，但因为他是《白鲸》故事的讲述者，也是灾难的见证者和记录者，他的游手好闲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我们简单小结一下。按照作者的描述，在“裴廓德号”上的所有人员中，即便将船长、大副、二副、三副四个白人计算在内，美国人只占了不到一半。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是因为捕鲸船有在沿途各国的岛屿或港口招募水手的习惯；另一方面，是由于美国人通常“只提供智慧，至于力气呢，则由世界其他各地去慷慨输捐了”（《白鲸》第168页）。麦尔维尔对“裴廓德号”捕鲸船人物序列的设置，难免给读者留下这样一个印象：从捕鲸船的人员构成来看，它很像是美国社会的一个缩影或象征。事实上，在《白鲸》的批评和研究史上，持这样观点的人并不罕见。D.H.劳伦斯和L.麦克菲（Laurence MacPhee）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例子。
　　劳伦斯认为，《白鲸》的故事可以简括如下：三个野人般的标枪手以及来自不同种族、民族的人，聚集在星條旗下，由一名发了疯的船长指挥，踏上了追击白鲸莫比-迪克的茫茫旅程。在这里，劳伦斯将“裴廓德号”视为“美国白人的灵魂之舟”，并将它称为“白种人的最后一个阳具”a。因此，《白鲸》也是一部末日之书：
　　末日！末日！末日！有什么东西似乎在极黑暗的美国之树里呢喃着末日。末日！
　　什么的末日呢？
　　是我们白人之日的末日。我们要完了，要完了。美国体内孕育着末日。我们白人的日子寿数已尽。
　　哦，如果我寿数已尽了，我的末日比决定了我末日的我更伟大。所以，我接受我的末日，它是伟大的象征，比我更伟大。
　　麦尔维尔懂这一点，他知道他的种族末日到了。他的白人灵魂的末日到了。他那伟大的白人时代末日到了。他自己的末日到了。理想主义者末日到了。精神要完了。b 　　问题是，在麦尔维尔写作《白鲸》的那个年代，两次大战还远未发生，这个世界还看不到临近末日的任何征兆。而根据麦克菲的描述，那时的美国，刚刚从1812-1815年的第二次独立战争中获胜。整个社会乐观、进取、情绪高昂，呈现出一派积极向上的勃勃生机。那个时期（十九世纪上半叶）的美国社会，既是一个加速扩张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高度认同奋斗、进取、勤奋的时代。伴随淘金热和西部开发，美国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精神普遍高涨，“那时的美国没有任何局限感；国民生活中也似乎找不到悲剧感”a。
　　如果劳伦斯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麦尔维尔无疑是站在日益高涨的乐观情绪的对立面，不仅与所谓的“时代文化精神”大唱反调，揭示出这个社会埋藏在个人内心深处的忧伤、绝望和恐惧，甚至直接宣告白人精神的末日或终结，这一切，多少显得有些奇怪和反常。
　　另外，从麦尔维尔的写作进程来看，《白鲸》的突然问世，也有些令人意外。我们知道，《白鲸》的写作始于1850年，与他的“波利尼西亚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玛迪》（1849年）之间几乎没有停顿。在“波利尼西亚三部曲”中，作者还热衷于向读者提供带有明显东方主义色彩的冒险、猎奇故事。尽管这些作品在美国，尤其是在英国，为他积攒起了相当的名声，但以今天的文学评价系统而言，他的早期作品似乎都可以被归入“类型文学”之列。
　　而《白鲸》的创作，则意味着一场突变。无论是作者的视野、想象力、思想的复杂性，还是其文体意识和完成度，与以前的作品相比，《白鲸》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依照当今文学史家的普遍看法，《白鲸》不仅是美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长篇小说，同时也是麦尔维尔的创作走向成熟的分水岭——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说法是，即便我们将《白鲸》这部作品去掉，麦尔维尔在《白鲸》之后所创作的一系列小说和诗歌作品，也足以让他跻身于伟大的作家行列。
　　然而，对于19世纪中期的美国或英语世界的读者来说，《白鲸》毫无疑问是失败之作——只有好友霍桑等少数同行对它表达了敬意。从《白鲸》开始，麦尔维尔的文学声誉开始走下坡路，他的小说和大量诗歌作品遭到了读者和公众的普遍冷遇，他本人也渐渐被读者遗忘。到了1891年9月，麦尔维尔在贫病中离世时，美国读者的直接反应是震惊和恍惚——他们原以为这个作家已死去多年了。
　　那么，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在《白鲸》的创作过程中，究竟有哪些因素或事件导致麦尔维尔的小说风格发生了突变？我想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事件，就是麦尔维尔与霍桑的相识与交往。我们不应忘记，《白鲸》这部小说就是题献给霍桑的。根据杨靖的考查，麦尔维尔与霍桑初次见面并订交，是在1850年8月5日。他们在律师菲尔德（David Dudley Field）举办的一次小型聚会上一见如故。b而十多天后的8月17日，纽约的《文学世界》杂志即开始刊登麦尔维尔评论霍桑的长文《霍桑与他的青苔》。在这篇文章中，麦尔维尔尖锐地批评了美国文学界对所谓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盲目崇拜，并高度赞赏霍桑从美国本土生活中取材，而非像欧文、库珀那样祖襲欧洲的写作姿态。他推崇霍桑为美国的莎士比亚，认为他的创作代表了美国文学的新方向。c另外，麦尔维尔与霍桑相识时，他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白鲸》已经快要完稿了，然而正是在阅读霍桑的小说之后，“他不甘心做一名‘类型作家’，乃决定重新构思，并在经过半年的修改之后发表《白鲸》。”d
　　据此我们可以推断，与霍桑的交往，对霍桑作品的悉心研读，或许是促成《白鲸》的叙事风格摆脱“类型化”并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麦尔维尔反对沿袭欧洲文化，似乎确有与欧洲文学一较高下的冲动。但提倡原创和独辟蹊径，绝非意味着与欧洲文化一刀两断、划清界限，而是希望像霍桑那样，从美国本土经验取材，使得美国文学扎根于包括欧洲在内的人类文明的沃土中，从而获得一种更广阔的世界史视野，进而确立美国文学的主体性和独特风格。
　　“裴廓德号”确实是一艘美国船，这条船的人员构成，也确实会让读者联想起美国社会的特殊构架。从这个意义上说，D.H.劳伦斯直接将“裴廓德号”解释为美国白人的“灵魂之舟”，虽然太过情绪化，也并非没有依据。但如果我们仅仅将《白鲸》视为美国社会的象征或寓言，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至少，这种解释无法涵盖《白鲸》广阔的社会文化视野，以及深邃复杂的思想意涵，甚至，它与小说所设置的情节、结构方面的基本喻指也不相符合。
　　与D.H.劳伦斯相比，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对《白鲸》主题的理解更加公允，也更有说服力。在他看来，《白鲸》所描述的是一个微缩宇宙，如果说它是一个寓言的话，也是人类基本秩序的寓言。我对这样的看法不持异议，只是还要略微做些补充。
　　在我看来，《白鲸》所表达的，是作者对于人类进入海洋时代以来渐渐形成的资本主义新秩序的忧虑、反思和批判。伴随一种“还乡式”的重返传统和大自然的冲动，麦尔维尔也试图对这样一种新秩序的未来进行展望，并发出预警。如果说，这种思想意识，在19世纪中期的美国还是一个反常的新事物，那么，它在当时欧洲的思想、文化、文学和艺术界，早已是司空见惯了。
　　作者通过大量的议论和杂感，通过一系列的暗喻、反讽、象征，来构建世界史的图景，试图将人类整个的文明史置于自己思考的范围。比如说，对所谓“鲸类学”知识系统的考辨，涉及了神话、宗教、哲学、历史、地理学、动物学等诸多领域。但不可否认的是，麦尔维尔对现实的感知和文化思考，总体而言局限于欧洲历史内部。在《白鲸》中，作者与读者之间展开的复杂的对话关系，基本上也是以欧洲思想与文化为蓝本的。
　　《白鲸》的世界视野，主要表现在小说所设定的空间或地理关系上。当然，它仅仅是象征性而已。随着“裴廓德号”由北大西洋绕过好望角，进入太平洋和印度洋，在“桅顶瞭望者”的视线之下，整个世界一览无余。
　　我们知道，“裴廓德号”这艘美国船，在整个航行过程中没有停靠任何港口。它从南塔开特起锚之后，就直奔自己的覆亡之地。不过，它也并非是孤零零地在无际的大海上踽踽独行。如果我们将捕鲸船看作是微缩的社会共同体，它偶尔也会与其他共同体成员在海上相遇。 　　在《白鲸》中，这样的相遇一共发生了九次。

5.“裴廓德号”与其他捕鲸船的九次相遇

　　“裴廓德号”自开航以来，遇到的第一艘陌生的捕鲸船，名叫“信天翁号”。当时，“裴廓德号”正绕过好望角，向东南方向航行，驶往克罗泽斯群岛的露脊鲸巡游场。
　　这是一艘美国船，也来自“裴廓德号”家乡的南塔开特。如果我们认真读过小说的第42章《白鲸的白色》的话，那就一定知道，“信天翁号”这个船名，预示着怎样可怕的不祥之兆。这艘“外形好似鬼怪”的捕鲸船，在凶险无比的大海上遭遇过怎样可怖的事件，小说没有交代。但当它与“裴廓德号”相向驶过时，船长亚哈向“信天翁号”的船长喊话，问他有没有看见白鲸莫比-迪克，“信天翁号”船长还没有来得及回话，手里拿着的号筒，便当即被吓得掉入了海中。莫比-迪克虽然还没有露面，但似乎只要提到它的名字，就足以令捕鲸者闻风丧胆。两艘船相向而过，未作停留，更未遵守捕鲸船在海上相遇的传统礼仪和习惯——两船并拢停靠，交换携带投递的信件，举行船员联欢会。
　　因为好望角附近的海域，属于海上交通要道，过往船只很多，“裴廓德号”很快就遇到了第二艘捕鲸船“大鲸出来了号”。这艘捕鲸船的水手，几乎全由波利尼西亚人组成，这一次，两艘船停在一起，举行了联欢会。按照两船相遇的特殊习俗，水手们可以自由地互访联欢；两位船长如在一艘船上见面，两位大副则必须待在另一艘船上。
　　在联欢会上，“大鲸出来了号”上的一位白人水手讲述了这艘船上不久前发生的一个离奇故事：大副拉德尼与一个名叫斯蒂尔基尔特的水手发生了冲突，它差不多导致了一场骚乱或哗变。骚动在船长的弹压下最终平息，但事情并没有完。斯蒂尔基尔特因对大副的羞辱耿耿于怀，开始暗中酝酿对大副拉德尼的残酷复仇。就在斯蒂尔基尔特即将达到自己目的的时候，莫比-迪克突然出现了。于是，仿佛是出于天意，莫比-迪克很随便地甩动了一下它的尾巴，拉德尼就掉入大海并葬身鱼腹。也就是说，不用斯蒂尔基尔特亲自动手，莫比-迪克就替他除掉了仇敌。
　　这个故事是一段典型的“二度叙事”，并结合了“后事前提”的手法。实际上，以实玛利是在好几年后，在利马的一家“幸福客店”里，向几位西班牙朋友讲述这个故事的。这个故事中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作者讲述这个“故事中的故事”的时候，花了很大的篇幅来交代大副拉德尼和水手斯蒂尔基尔特两人不同的社会阶层、文化教养和文明习俗。因此，这两个人之间的冲突，既是身份地位、阶层属性所带来的“秩序政治”的冲突，同时也是文明、种族形态不能相容的冲突。而后者则是激起哗变与骚乱的主要动因。顺便说一句，“哗变”这个主题，在麦尔维尔的《水手比利·巴德》《班尼托·西兰诺》中都有充分的呈现。
　　第二，不论是阶级、阶层利益冲突，还是文明、种族之间的冲突，甚至是基于人性本能的攻击冲动，用弗洛伊德的概念来说，似乎都可以纳入“人际关系”或“人间秩序”的冲突之中來考量。但在麦尔维尔看来，还有一种冲突形式高居其上，但常常被我们忽略：我们可以将它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或者说，个人存在与不可预知的命运之间的冲突。莫比-迪克既是自然的象征，也是命运的化身，严格地来说，它是不可战胜的。
　　因此，这个故事，虽然只是一段“插入性叙事”，也具有奇闻轶事的性质，但它在强化作品的主题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裴廓德号”在海上遇到的第三艘捕鲸船，名叫“耶罗波安号”。两船相遇时，“耶罗波安号”船上正在暴发恶性传染病。为了避免感染，两位船长只能隔船喊话交谈。令人奇怪的是，“耶罗波安号”上的实际控制人并不是船长，而是一个被称作“迦百列天使长”的普通水手。这名水手自称是海洋上的拯救者、五大洋的代理监督，而实际上是一个集诡妄症患者、精神病人、预言家、《圣经》阐释者于一身的狂妄之徒。和“裴廓德号”上的费达拉一样，这个人物也是“非理性”的代表。而麦尔维尔倾向于认为，人类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非理性和疾病支配的。在小说的第16章，叙事者也曾这样告诫我们：“千万要记住，年轻有为的人们，人类的伟大性，其实不过是疾病。”（《白鲸》第106页）
　　当然，“耶罗波安号”也遇到了莫比-迪克。大副梅赛不顾“迦百列天使长”的预先警告，放下小艇展开攻击。结果，莫比-迪克那“巨大的白影子”一晃，梅赛大副即被高高地抛向空中，最后葬身海底。
　　“处女号”是一艘德国捕鲸船。它的船长德立克是不来梅人。“处女号”与“裴廓德号”刚一相遇，船长德立克就乘坐一只小艇，手里擎着一只灯油壶，迫不及待地向“裴廓德号”驶来。原来是“处女号”船上照明用的鲸油耗尽，船长只得低声下气地来讨灯油。一艘常年漂泊在海上、以生产鲸油为其基本工作的捕鲸船，竟然会没有灯油，这在海上可算是天大的丑闻了，“处女号”之名（未能捕获任何一条抹香鲸）恰如其分。
　　德立克讨了灯油刚刚离去，两条捕鲸船就同时发现了一条硕大的、“年高德劭”的大鲸。两艘船的水手都立刻放下各自的小艇，竞逐争抢。“处女号”开始远远领先，但按照“谁先掷出标枪谁先得”的海洋竞争原则，“裴廓德号”后来居上，如愿以偿地捕获了这头犹如“行将告终的地球”般的老鲸。“处女号”一无所获，只得转而攻击一只脊鳍鲸去了。但德立克船长所不知道的是，脊鳍鲸是一种具有极强游水能力的鲸类，小艇根本无法接近。他们的追击注定徒劳无功。“处女号”的可笑境况，或许是德国、荷兰等欧洲国家捕鲸业日落西山的真实写照。叙事者对德国捕鲸船的冷嘲热讽，几乎不加掩饰。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为捕鲸业“后起之秀”的美国蒸蒸日上的豪迈与自傲。
　　不过，在这次相遇中，无论是船长亚哈，还是大副、二副和三副，都没有向“处女号”船长打听莫比-迪克的下落。这在“裴廓德号”在海上与陌生船只的九次相遇中，是仅有的一次。大概是“处女号”的捕鲸技术太过低劣——他们连抹香鲸与脊鳍鲸都分不清楚，更别指望他们能发现“莫比-迪克”了。 　　正如前文所说，《白鲸》是一部将“预言”最大化的作品，小说中不厌其烦所设置的一切不祥征兆，都指向那个必然毁灭的终点。在与莫比-迪克激战前，“裴廓德号”在暴风雨中就已经开始漏油。避雷针、象限仪、罗盘针、测程仪尽数被大雨和雷电击毁，亚哈不以为意，视若无睹，他不仅拒绝让人修理，且显露出掩饰不住的兴奋和激动。
　　在小说第132章，在毁灭的结局到来之前的间歇中，亚哈第一次对他的大副斯达巴克吐露真言。他提到了自己在海上漂泊四十年的孤寂生涯，提到了自己年过五十才迎娶的妻子玛丽，提到了那个站在故乡的山岗上，期盼父亲的船回港的年幼的儿子。当然，他也提到了自己之所以四十年来持续追击白鲸的原因：笑容满面的天空和没有信用的海洋，已经使他变成自己的敌人，变成了真正的恶魔，变成了自乐园年代起便蹒蹒跚跚走了不知多少代的亚当。他只能继续扮演神秘的宇宙让他违反本意去扮演的角色。世界就是绞车，命运之神就是绞车上的木梃。毫无办法，他只能去追击莫比-迪克。最后，亚哈以少见的温柔，嘱咐大副斯达巴克，等到自己放下小艇去追击白鲸的时候，他最好留在船上。
　　从“裴廓德号”离开母港南塔开特的那一刻起，亚哈就完全知道了他自己以及全船的水手、船员在未来的命运。这是一个只有他本人才知道的秘密。他深知这个秘密一旦泄露出去的严重后果——随时都会出现的哗变，将会导致他的计划破产。为了维持“裴廓德号”的秩序，作为独裁统治者，他只有两个手段可以使用，那就是欺骗与驯服。一方面，他主动迎合所有船员对利润和分账的渴望，将自己伪装成与船员一样的贪利之辈，甚至嘱咐桅顶的瞭望者，即便是发现一只海豚也要向他报告。尽管他的目标是莫比-迪克，但遇到其他抹香鲸的时候，他也会故作姿态，将假腿固定在小艇上，身先士卒，率领水手展开追杀。另一方面，他将钉在罗盘上的一枚杜柏仑金币，作为第一个发現莫比-迪克船员的奖赏。这枚用最纯粹的黄金打造成的杜柏仑，堪称是“裴廓德号”的肚脐眼，铸刻于其上的黄道图案，象征着整个人类的生活史，其珍贵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亚哈也深知，人是最会出问题的动物。要在“裴廓德号”上维持良好的秩序，除了欺骗和诱惑之外，他还必须改造他们的精神，重塑他们的灵魂，以使他们彻底驯服。小说的第36章，对这样一种灵魂驯服过程，有过出神入化的描绘。他将自己塑造成古希腊哲人、上帝和超人的结合体，代表了一种脱离了肉体羁绊的“纯粹精神”。它既像上帝一样神秘、阴郁和深奥，又充满矛盾和悖谬。从后来的结果看，亚哈的策略显然取得了成功。就算大副斯达巴克洞悉了亚哈的真实意图，企图杀死他，他实际上也不可能这样做。因为他害怕亚哈，远远胜过害怕自己的命运。
　　讨论至此，我们突然发现，《白鲸》的主题或寓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微妙偏转。我们有理由认为，麦尔维尔实际上已经窥见了基础性存在的那个吞噬一切的黑洞——它是自斯宾诺莎以来，欧洲的虚无主义产生的最重要的内驱力。就《白鲸》而言，我们或许已经发现，“裴廓德号”上水手与船员们的生存目的，与这艘“着了魔”的阴郁之舟的实际目的，并不一致。换句话说，水手和船员们遭到了绑架和劫持。正因为如此，在麦尔维尔看来，生命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它不过是在遭到绑架之后暂时性的喘息而已。用他自己（或莎士比亚）的话来说，宇宙是一个大骗局，而生存不过是一个被更大的绝对者操弄的恶作剧；用利希滕贝格的话来说，生命实际上是一个非存在强加给我们的恶意的玩笑。
　　在这个问题上，弗洛伊德的表述略有不同：人为了驯服、对抗自然，从而建立了文明。但不幸的是，文明的目标并不是个体的目标，它另有企图。

8.文明的边界

　　博尔赫斯在一篇关于霍桑的随笔中，对弗兰兹·卡夫卡和霍桑的“离家”主题，进行了一番比较。需要说明的是，博尔赫斯是在象征性的意义上使用“家”这一概念的。他认为，卡夫卡与霍桑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热衷于描述“离家”这个主题。所不同的是，不管遇到何种命运，霍桑笔下的主人公通常在离家后仍有可能“返家”——《年轻的古德曼·布朗》《威克菲尔德》都是这样的作品。而卡夫卡笔下的主人公K，一旦离家，往往就回不去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霍桑成了西方文学史上最后一个奥德修斯式的“返乡者”。
　　麦尔维尔虽然一度将霍桑视为自己的文学导师，但他的作品实际呈现出来的状态，显然更接近于卡夫卡，或者说，麦尔维尔比霍桑更有资格成为卡夫卡的先驱者。在《白鲸》中，叙事者曾多次对读者直接喊话：永远不要轻易离开自己温暖的家。因为在现代社会中，你一旦离开，实际上就回不去了。
　　而“裴廓德号”正是这样一艘“不归之舟”。如果我们将“裴廓德号”视为文明秩序的象征，那么，这艘船实际上已经越过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临界点或平衡点。
　　按照伊格尔顿的看法，人类所创造的文化与文明，本来是为了保护人类免受自然的侵袭，从而与自然达成一种平衡。但不幸的是，文明和文化的发展，绝不会止步于仅仅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相反，它因其自身的目的和旅程，会持续不断地创造并繁殖新的欲望和需求，从而来打破这种平衡。换句话说，文化曾经保护并帮助过我们，而现在它终于变成了某种异化的力量。不光是伊格尔顿，我们此前讨论过的奥地利作家穆齐尔、日本作家志贺直哉，也有类似的忧虑。比如说，志贺直哉就认为，人类一旦踏过自然与文明的平衡点，实际上已经踏上了一条不归路，从而必然会导致地球上“最后之人”的出现。
　　“裴廓德号”横跨四大洋，在地球的各个角落追杀那些本来无害的、对人类充满善意的白鲸。麦尔维尔为这样一种“商业行为”赋予了史诗般浓郁的悲剧色彩。当“裴廓德号”捕获第一头抹香鲸的时候，那头大鲸在标枪的反复刺扎下，“身体翻来腾去，呼吸急剧，格格发响”，“（喷水孔）迸射出阵阵凝结的红血，宛似红葡萄酒里的紫色残渣”，它“在血里滚动，鲜血在它后边涌腾达几英里长”，血光将捕鲸者的脸映得通红。（《白鲸》第402—403页）
　　在小说的第81章中，“裴廓德号”杀死了一条残废的老鲸。它默然无声地承受人类的攻击，在海底超常压力的作用下，它身上流出的血，像来自千山万岭的喷泉，狂泻直流： 　　（它）有气无力地击拍着它那只残鳍，接着慢慢地翻过来又转过去，像一只行将告终的地球。（《白鲸》第503页）
　　最后，人们从它的身体里发现了一段标枪的断头，被肌肉包得紧密无缝。在这截断了的标枪的近旁，人们又发现了另一个枪头，它竟然是石头做的——这说明，早在美洲被發现以前，它已经在与印第安人的搏斗中留下了伤痛的标志。接下来，麦尔维尔用充满反讽的笔调写道：
　　尽管它年纪很大，只有独臂，又是瞎眼，它却是该死该杀，该去照亮人类的快活的婚礼或者其他各种寻欢作乐的场面，也该去把庄严的教堂照得金碧辉煌，好让它永远向大家传布那绝对无害的福音。（《白鲸》第502页）
　　而到了小说的第87章，麦尔维尔传神地刻画了白鲸大群聚合，像国家一样歃血为盟，组成联合舰队来抵御人类攻击的情形。这样的计谋不仅是短智而徒劳的，而且正好给疯性大发的人类成批杀害它们提供了便利。“裴廓德号”在鲸群中心捕获的一大一小两条鲸，是一对母子，两条鲸之间尚有脐带相连。小鲸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仍对母亲做出亲昵之态。
　　最后，“裴廓德号”在自己即将陨灭的赤道附近，一连杀死了四条抹香鲸。最后那条大鲸是被亚哈本人杀死的。这条大鲸在临终之前，表现出了一个奇怪举动：在静谧的黄昏中，它的脑袋慢慢转向太阳的方向，安静而虔诚。仿佛在恳求曾经护佑它的太阳赐予自己最后的祝福。它就这样慢慢地闭上了眼睛，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喷血的大水闸关住了，它已听不到人间祸福的营营声。（参见《白鲸》第694页）
　　尽管抹香鲸在人类的攻击之下，显得悲惨而无助，但麦尔维尔深信，作为大自然的精灵，抹香鲸将会比人类活得更久。任何事物都会毁灭，但抹香鲸所代表的大自然本身是不朽的。麦尔维尔曾开玩笑地说，抹香鲸原本是柏拉图主义者，到了晚年，它又将斯宾诺莎收为自己的门徒，相信永恒的理念将超绝于具体的事物之上。它那昂阔的天庭，具有一种大草原似的恬静，同时又视死如归，将命运的账单悉数全收。（参见《白鲸》第74章）
　　巨兽莫比-迪克更是不可战胜的。而它的对手，代表着“疯狂人类”的船长亚哈，其实也深知这一点。他注定了要在将死之前最后流出一滴泪珠。据说，这滴泪珠大得连整个太平洋都无法装下。
　　在小说的第16章，以实玛利初次登上“裴廓德号”时，发现这艘船用大鲸的头骨、牙齿、下颌骨来做装饰品，与食人生番没有什么区别，这就使得整艘船看上去像一条大鲸的残骸。结合第3章“大鲸客店”的相关描述，我们很容易就能联想到，“裴廓德号”之所以“阴郁”，是因为它其实是一艘吞噬同类的船。也就是说，“裴廓德号”作为人类的象征，它疯狂的攻击行为不仅指向大自然，也同时指向人类本身。
　　弗洛伊德曾悲观地认为，尽管人类发展出文明，希望通过道德、法律及社会规约，甚至是意识中的检察官“超我”，来限制这种攻击性，但它最终是难以被消除的，它甚至不会屈从于任何社会变革。弗洛伊德不认为马克思所向往的共产主义世界所实现的财产平等，会有助于消除这种攻击性，因为在人类出现私有财产之前，这种攻击性就已经存在，且几乎不受约束地处于统治地位。a
　　就像亚哈源于死亡诱惑的行为所预示的那样，这种攻击性甚至超越了获利与占有的欲望。尽管如此，就“裴廓德号”捕鲸船而言，麦尔维尔也不认为只有船长亚哈一个人需要承担自己的命运。亚哈的命运之所以会成为每个人的命运，是因为“一切活着的人，都有一根缚住一大串人的暹罗索子”（《白鲸》第449页）。
　　我们都是“裴廓德号”上的水手。

后篇：麦尔维尔的其他作品

　　《抄写员巴特比》
　　英国作家毛姆在《巨匠与杰作》中曾说：“只有凭借《白鲸》，麦尔维尔才得以跻身伟大小说家之列”b。长期以来，毛姆似乎代表了专业学者和读者们的普遍看法，我相信对很多麦尔维尔的读者而言，除了《白鲸》之外，其他作品均未寓目。但最近一个时期以来，随着麦尔维尔研究的逐步深入，这种评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学者认为，即便没有《白鲸》，麦尔维尔凭借其中短篇小说和诗歌作品，亦足以置身伟大作家的行列。正如没有《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詹姆斯·乔伊斯仍然是二十世纪杰出的小说巨匠一样。在麦尔维尔的中短篇作品中，最近二三十年来，引起学术界、评论界巨大兴趣和反复讨论的，正是短篇小说《抄写员巴特比》。
　　对很多读者来说，麦尔维尔或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海洋小说作家，当他突然把眼光投向内陆、聚焦于作为资本主义心脏的华尔街，讲述一个律师事务所的诡异故事，的确有些令人吃惊。当代名闻遐迩的学术大师，如德里达、德勒兹、阿甘本、朗西埃等人，都不约而同地对这个短篇给予了关注，并在哲学、社会学甚至修辞学层面上展开讨论。
　　在形形色色的语义学分析中，主人公巴特比那句著名的口头禅“I would prefer not to.”成了其中最重要的关键词，且有被过度阐释之嫌。比如说，麦尔维尔之所以用“prefer”而不是更为口语化的“rather”，是源于麦尔维尔早期就已形成的令人费解的用词习惯。他偏好古词和诗歌用词，一味追慕十七世纪弥尔顿，常常自造词汇，尤其偏爱来自分词的副词等等。c
　　也有学者将巴特比这个形象，与波德莱尔和本雅明的“闲逛者”联系起来，意在勾勒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以来，基于“劳动异化”的个人抵抗史。当代西班牙作家马塔斯甚至用“巴特比症候”或“巴特比主义”来为个人与社会的疏离史命名。在他看来，像穆齐尔、福楼拜、杜尚、托马斯·品钦那样的隐士或离群索居者，毫无疑问应当归入“巴特比症候群”的序列之中。
　　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巴特比”这个名字第一次与“恐怖分子”发生了关联。十年后，美国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在此期间，巴特比形象中消极、阴郁、病态和反社会、非理性的特质，被予以了夸大其词的解读。巴特比与社会不合作的怪异生存方式，在一些人眼中，似乎成了恐怖分子产生的渊薮。与此同时，在占领华尔街的运动中，也有一部分激进主义者，将巴特比视为解构资本主义、反抗美国政治制度的英雄，将巴特比的行为阐释为一种自由或解放的力量。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但汉松的论文已经做出了简明而充分的讨论与评价，d这里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