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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庸在《明报》办报时期，通过社论、专栏等形式发表对祖国大陆，台湾社会，以及香港问题的种种意见，也以记者、报人等身份和政界要人，社会名流进行交往。本文以《明报》时期，金庸的新闻活动为主线，研究其与政治界和文化界的公共交往。
【关键词】金庸 《明报》 公共交往
所谓公共领域，哈贝马斯意指的是一种介于市民社会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与国家权利领域之间的机构空间和时间，其中个体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他们所关注的公共事务，形成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一致意见，并组织对抗武断的、压迫性的国家与公共权力形式，从而维护总体利益和公共福祉。①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的源头在于美籍德裔犹太血统的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阿伦特说的公共领域是指作为行动实现的场所，是人们平等对话、参与行动的政治空间。所谓行动是指人们之间不借助于中介而直接交往的活动，它是人类意识发展最高阶段的产物，是优于劳动和工作的真正人类自律。②
一、金庸的新闻活动和《明报》的创办
金庸原名查良镛，祖籍浙江海宁，抗战结束以后，金庸便在杭州开始了他的报业生涯，1946年，他在《东南日
报》担任记者，一年以后，考入上海《大公报》，1948年被报社派去日本，参与《大公报》香港版的筹办。之后，其在香港《大公报》工作了十年。
1959年，金庸拿出全部稿费和积蓄与浙江老乡沈宝新二人在香港出版《野马》小说杂志，“野马”就是《明报》的前身，由于报纸天天出版，赚钱更加容易，所以两位股东决定出版日报。日报以小报形式出版，四开四版，因有“明辨是非”之意，故取名为《明报》。③
《明报》的创办，倾注了金庸很大的心血，凭借其博大的学问修养和道德勇气，以及在《大公报》等报纸积累的新闻工作经验，开创了华人历史上文人办报的又一个成功典范。
二、金庸与政治界的交往
1、金庸与港督及英国政要的交往
金庸与彭定康之前的香港历任港督都有良好的关系。金庸与港督卫奕信相识很久，交情很深。他认为卫奕信未必很有本事，但却是一位君子，很清廉，是真正爱护香港的读书人。④
但金庸与彭定康的关系可以说一度针锋相对，据说，当初英国首相宣布彭就任香港总督的时候，金庸的反应就是“怎么会将港督的职位交给一个竞选失败的政客呢？”由此可见，金庸对彭定康的第一印象就不是很好。后来金庸了解到在其候任的几个月间，很认真的读了很多香港方面的书，竭尽全力的做好准备工作。所以当其正式到港履职时，金庸对他的印象已经改观，觉得他很能干，有自己的处事风格和手段。1992年底，新上任的港督彭定康抛出“政改方案”，引起了中英新一轮的政治风波。金庸对于香港未来的政治制度一项有自己的主张，于是忍不住重出江湖，笔战彭定康。当时，金庸仍然是《明报》的董事长，于是在《明报》上发表多篇社论，猛烈的抨击彭定康的政改方案。⑤
在香港回归之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经过香港时曾邀请金庸到港督府会见。当时，英国正在与中国就香港归还一事进行沟通。撒切尔夫人希望金庸支持英国人，不要归还香港。金庸则十分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香港必须归还中国。他还强调了两点理由,撒切尔夫人见金庸态度坚决，就不再谈这个话题。⑥
笔者认为，金庸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与祖国生活环境差异很大的殖民地区的香港人，能有这种风怀傲骨，实属不易。这可能与金庸早年日本侵华时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有关。
2、金庸与台湾国民党的交往
1973年春天，应国民党的邀请，金庸以《明报》记者的身份去了台湾，并与蒋经国、严家淦等政要见面。
在与蒋经国等台湾政要的会谈中，金庸提出了很多关于两岸关系的问题，如“台北当局对北京和谈呼吁作什么反应？”，蒋经国很诚恳的给予了回答，并且坚决否认了“台湾独立”的可能性。蒋甚至客气地请金庸给台湾提些批评，金庸说“听说台湾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事无巨细，都要蒋先生亲自决定，我以为你应当掌握政策，一般实际事务交由部属分层负责。在一个民主政体中，应当职权分明，同时你也可节省些体力。”蒋经国微笑沉思片刻对金庸说：“你的意见很对。”与主管经济的“副总统”严家淦会面时，给金庸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他的平易近人，而是只谈缺点，不谈优点。⑦
笔者认为，金庸与国民党当局的交往是理性的，客观的，有褒有贬，同时也表现了很大的诚意。尽管金庸经常在《明报》发表社论批评台湾的种种政策，但是还是对台湾社会提出了很多建言，金庸希望两岸和平统一，和蒋经国等台海政治要人也成了很好的朋友。
3、金庸与共产党的交往
在金庸投身香港报业的初期，金庸对中共的态度是迷茫的，甚至是偏激的。《明报》素来以大胆、大量报道中国问题著称，因此在党内是很多领导人必看的报纸之一。
“我一直很钦佩他的风骨，这样刚强不屈的性格，就像是我武侠小说中描写的英雄人物。”可以说金庸对邓小平仰慕已久，而邓小平对金庸也是十分欣赏的。很早以前，邓小平就已经留意到这个不人云亦云、看风使舵的报人，十分欣赏他的深邃理论和独到见解。改革开放后，金庸不断在《明报》上撰文支持改革开放，称赞邓小平安排务实派执掌党政大权，并且力拥其当国家主席。从某种意思上说，金庸是邓小平志同道合的“知音”。1981年，邓小平与金庸的初次会面开始了。当时，北京正是一年中最为炎热的夏季，金庸为了尊重邓小平，特别穿上会客时才穿的笔挺西装。而邓小平则穿着雪白的短袖上衣，他见金庸这样拘谨，便示意他可以随便，于是在合影之后金庸便脱去了西装外套。他们就像一对久违的老朋友。金庸在听邓小平介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国内情况时，不禁想起“文革”中的动乱岁月，同时也想起当年他在香港《明报》多次发表社评抨击过的极左政策，拨乱反正以后的中共政策确与从前不可同日而语了。金庸对此深受鼓舞。他当时向邓小平表示：“现在的政策和工作，‘文革’和‘四人帮’时期固然万万不能相比，比之‘文革’以前，各方面也开明得多。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改革，希望长期坚持下去。”⑧
金庸在第一次访问大陆的时候，与多位共产党人会面，其中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廖承志是最关键的人物。廖承志对金庸说：“査先生的社评写的不错，时常有些独特的见解，不过有些观点，我们并不认同。”金庸回应说：“是的，大家的看法并不尽相同。”同时他也尽量的解释自己的办报方针和宗旨，以求共识。⑨
笔者认为，文革时期，金庸对中国问题非常关注，很多社评及其犀利，对中共的批评也是不留情面，在海内外都曾引起强烈反响，《明报》也因为这些大胆的社论而成为了香港一流大报。后来，由于改革开放等新政策的出台，金庸改变了对中共的看法，开始报道内地的正面新闻，这些改变也改变了中共对金庸及《明报》的看法。在与中共领导人的接触中，金庸这个长期生活在香港的中国人也开始慢慢深入的了解内地，其本人及《明报》的立
场也开始趋于缓和。后来，金庸参与了香港基本法的起草，为香港回归祖国贡献了力量。
三、金庸与文化圈的交往
作家倪匡是金庸的好友，两人之间偶尔也会产生小矛盾，但金庸总能处理得很好。在一次宾客云集的宴会上，倪匡趁酒酣耳熟之际大呼大叫，要金庸加稿费。他说：“查良镛，你赚了这么多钱．应该加稿费了吧!”此时，金庸若再加拒绝．势必会让倪匡下不了台，也会在众人心目中留下吝啬的印象，说不定还会影响宴会上热闹的气氛，所以，金庸满面笑容地说“我加，我加!”事后，金庸果真加了稿费，但只加了5％，倪匡自然不满。于是，又去找金庸，这回，金庸则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他说“吾兄要加稿费，势必会引起连锁反应。你要加，别人也要加，这笔开销，报社目前还承担不起”。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直说得倪匡点头称是、心悦诚服。金庸不想给倪匡加稿酬，那是事出有因，害怕引起连锁反应，不利于管理，其实，金庸对朋友、对部下的公益事业向来出手大方。⑩
金庸跟李敖本来是十分要好的，李敖常请金庸到家里做客。后来因为李敖和胡茵梦离婚，《明报》照实报道，责怪金庸为什么不帮他。金庸接受媒体访问，提到这段往事时说：“我们办报纸的人完全公平讲话，绝不因为私交好就帮你。”⑾
笔者认为，从金庸与倪匡、李敖的交往中可以看出，金庸为人的刚柔并济和慷慨大方。在金庸漫游欧洲分身乏术的时候，倪匡会站出来“代笔”。
结语
从《明报》发刊词和社评，以及金庸的公共交往中可以看出，金庸“文人论政”的办报理念，一直以“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为信条，鼓励广大市民发表意见，正如20世纪60年代，其在“自由谈”栏目的回信所言“《明报》尊重知识高深的读书人，愿意接受他们的领导，但我们真正的朋友，永远的死党，都是广大的小市民”。
参考文献
①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91
②http://baike.baidu.com/view/
3167942.html
③张圭阳：《金庸与〈明报〉》，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30-32
④⑤⑦⑧⑨辛磊：《金庸传》，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
⑥http://paper.people.com.cn/
dd/html/2007-07/01/content_13422032.html
⑩互联网，《金庸的做人与处世》，《职业人生》，2006
⑾http://www.douban.com/group/
topic/5417307/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0级研究生）
责编：周蕾
【关键词】金庸 《明报》 公共交往
所谓公共领域，哈贝马斯意指的是一种介于市民社会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与国家权利领域之间的机构空间和时间，其中个体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他们所关注的公共事务，形成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一致意见，并组织对抗武断的、压迫性的国家与公共权力形式，从而维护总体利益和公共福祉。①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的源头在于美籍德裔犹太血统的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阿伦特说的公共领域是指作为行动实现的场所，是人们平等对话、参与行动的政治空间。所谓行动是指人们之间不借助于中介而直接交往的活动，它是人类意识发展最高阶段的产物，是优于劳动和工作的真正人类自律。②
一、金庸的新闻活动和《明报》的创办
金庸原名查良镛，祖籍浙江海宁，抗战结束以后，金庸便在杭州开始了他的报业生涯，1946年，他在《东南日
报》担任记者，一年以后，考入上海《大公报》，1948年被报社派去日本，参与《大公报》香港版的筹办。之后，其在香港《大公报》工作了十年。
1959年，金庸拿出全部稿费和积蓄与浙江老乡沈宝新二人在香港出版《野马》小说杂志，“野马”就是《明报》的前身，由于报纸天天出版，赚钱更加容易，所以两位股东决定出版日报。日报以小报形式出版，四开四版，因有“明辨是非”之意，故取名为《明报》。③
《明报》的创办，倾注了金庸很大的心血，凭借其博大的学问修养和道德勇气，以及在《大公报》等报纸积累的新闻工作经验，开创了华人历史上文人办报的又一个成功典范。
二、金庸与政治界的交往
1、金庸与港督及英国政要的交往
金庸与彭定康之前的香港历任港督都有良好的关系。金庸与港督卫奕信相识很久，交情很深。他认为卫奕信未必很有本事，但却是一位君子，很清廉，是真正爱护香港的读书人。④
但金庸与彭定康的关系可以说一度针锋相对，据说，当初英国首相宣布彭就任香港总督的时候，金庸的反应就是“怎么会将港督的职位交给一个竞选失败的政客呢？”由此可见，金庸对彭定康的第一印象就不是很好。后来金庸了解到在其候任的几个月间，很认真的读了很多香港方面的书，竭尽全力的做好准备工作。所以当其正式到港履职时，金庸对他的印象已经改观，觉得他很能干，有自己的处事风格和手段。1992年底，新上任的港督彭定康抛出“政改方案”，引起了中英新一轮的政治风波。金庸对于香港未来的政治制度一项有自己的主张，于是忍不住重出江湖，笔战彭定康。当时，金庸仍然是《明报》的董事长，于是在《明报》上发表多篇社论，猛烈的抨击彭定康的政改方案。⑤
在香港回归之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经过香港时曾邀请金庸到港督府会见。当时，英国正在与中国就香港归还一事进行沟通。撒切尔夫人希望金庸支持英国人，不要归还香港。金庸则十分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香港必须归还中国。他还强调了两点理由,撒切尔夫人见金庸态度坚决，就不再谈这个话题。⑥
笔者认为，金庸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与祖国生活环境差异很大的殖民地区的香港人，能有这种风怀傲骨，实属不易。这可能与金庸早年日本侵华时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有关。
2、金庸与台湾国民党的交往
1973年春天，应国民党的邀请，金庸以《明报》记者的身份去了台湾，并与蒋经国、严家淦等政要见面。
在与蒋经国等台湾政要的会谈中，金庸提出了很多关于两岸关系的问题，如“台北当局对北京和谈呼吁作什么反应？”，蒋经国很诚恳的给予了回答，并且坚决否认了“台湾独立”的可能性。蒋甚至客气地请金庸给台湾提些批评，金庸说“听说台湾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事无巨细，都要蒋先生亲自决定，我以为你应当掌握政策，一般实际事务交由部属分层负责。在一个民主政体中，应当职权分明，同时你也可节省些体力。”蒋经国微笑沉思片刻对金庸说：“你的意见很对。”与主管经济的“副总统”严家淦会面时，给金庸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他的平易近人，而是只谈缺点，不谈优点。⑦
笔者认为，金庸与国民党当局的交往是理性的，客观的，有褒有贬，同时也表现了很大的诚意。尽管金庸经常在《明报》发表社论批评台湾的种种政策，但是还是对台湾社会提出了很多建言，金庸希望两岸和平统一，和蒋经国等台海政治要人也成了很好的朋友。
3、金庸与共产党的交往
在金庸投身香港报业的初期，金庸对中共的态度是迷茫的，甚至是偏激的。《明报》素来以大胆、大量报道中国问题著称，因此在党内是很多领导人必看的报纸之一。
“我一直很钦佩他的风骨，这样刚强不屈的性格，就像是我武侠小说中描写的英雄人物。”可以说金庸对邓小平仰慕已久，而邓小平对金庸也是十分欣赏的。很早以前，邓小平就已经留意到这个不人云亦云、看风使舵的报人，十分欣赏他的深邃理论和独到见解。改革开放后，金庸不断在《明报》上撰文支持改革开放，称赞邓小平安排务实派执掌党政大权，并且力拥其当国家主席。从某种意思上说，金庸是邓小平志同道合的“知音”。1981年，邓小平与金庸的初次会面开始了。当时，北京正是一年中最为炎热的夏季，金庸为了尊重邓小平，特别穿上会客时才穿的笔挺西装。而邓小平则穿着雪白的短袖上衣，他见金庸这样拘谨，便示意他可以随便，于是在合影之后金庸便脱去了西装外套。他们就像一对久违的老朋友。金庸在听邓小平介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国内情况时，不禁想起“文革”中的动乱岁月，同时也想起当年他在香港《明报》多次发表社评抨击过的极左政策，拨乱反正以后的中共政策确与从前不可同日而语了。金庸对此深受鼓舞。他当时向邓小平表示：“现在的政策和工作，‘文革’和‘四人帮’时期固然万万不能相比，比之‘文革’以前，各方面也开明得多。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改革，希望长期坚持下去。”⑧
金庸在第一次访问大陆的时候，与多位共产党人会面，其中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廖承志是最关键的人物。廖承志对金庸说：“査先生的社评写的不错，时常有些独特的见解，不过有些观点，我们并不认同。”金庸回应说：“是的，大家的看法并不尽相同。”同时他也尽量的解释自己的办报方针和宗旨，以求共识。⑨
笔者认为，文革时期，金庸对中国问题非常关注，很多社评及其犀利，对中共的批评也是不留情面，在海内外都曾引起强烈反响，《明报》也因为这些大胆的社论而成为了香港一流大报。后来，由于改革开放等新政策的出台，金庸改变了对中共的看法，开始报道内地的正面新闻，这些改变也改变了中共对金庸及《明报》的看法。在与中共领导人的接触中，金庸这个长期生活在香港的中国人也开始慢慢深入的了解内地，其本人及《明报》的立
场也开始趋于缓和。后来，金庸参与了香港基本法的起草，为香港回归祖国贡献了力量。
三、金庸与文化圈的交往
作家倪匡是金庸的好友，两人之间偶尔也会产生小矛盾，但金庸总能处理得很好。在一次宾客云集的宴会上，倪匡趁酒酣耳熟之际大呼大叫，要金庸加稿费。他说：“查良镛，你赚了这么多钱．应该加稿费了吧!”此时，金庸若再加拒绝．势必会让倪匡下不了台，也会在众人心目中留下吝啬的印象，说不定还会影响宴会上热闹的气氛，所以，金庸满面笑容地说“我加，我加!”事后，金庸果真加了稿费，但只加了5％，倪匡自然不满。于是，又去找金庸，这回，金庸则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他说“吾兄要加稿费，势必会引起连锁反应。你要加，别人也要加，这笔开销，报社目前还承担不起”。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直说得倪匡点头称是、心悦诚服。金庸不想给倪匡加稿酬，那是事出有因，害怕引起连锁反应，不利于管理，其实，金庸对朋友、对部下的公益事业向来出手大方。⑩
金庸跟李敖本来是十分要好的，李敖常请金庸到家里做客。后来因为李敖和胡茵梦离婚，《明报》照实报道，责怪金庸为什么不帮他。金庸接受媒体访问，提到这段往事时说：“我们办报纸的人完全公平讲话，绝不因为私交好就帮你。”⑾
笔者认为，从金庸与倪匡、李敖的交往中可以看出，金庸为人的刚柔并济和慷慨大方。在金庸漫游欧洲分身乏术的时候，倪匡会站出来“代笔”。
结语
从《明报》发刊词和社评，以及金庸的公共交往中可以看出，金庸“文人论政”的办报理念，一直以“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为信条，鼓励广大市民发表意见，正如20世纪60年代，其在“自由谈”栏目的回信所言“《明报》尊重知识高深的读书人，愿意接受他们的领导，但我们真正的朋友，永远的死党，都是广大的小市民”。
参考文献
①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91
②http://baike.baidu.com/view/
3167942.html
③张圭阳：《金庸与〈明报〉》，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30-32
④⑤⑦⑧⑨辛磊：《金庸传》，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
⑥http://paper.people.com.cn/
dd/html/2007-07/01/content_13422032.html
⑩互联网，《金庸的做人与处世》，《职业人生》，2006
⑾http://www.douban.com/group/
topic/5417307/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0级研究生）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