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真正大团结的那6个月
　　
　　“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1937年7月17日，作为当时全国的领袖，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宣布对日抗战。
　　7月29日，日军占领平津，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战死。31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这几年来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什么?实在为的是要安定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我们从今以后要认定不是我们失败，就是他们灭亡，只要全国同胞大家照我的一贯方针和精神，做继续不断的奋斗，日本人必不能灭亡中国，反转过来说，’我们必定能够打败日本。”
　　随后，8月7日，决定，国防大计的中国国防最高会议在南京召开。蒋介石、汪精卫、林森、中央各军事部门长官以及冯玉祥、阎锡山、白崇禧、刘湘、余汉谋等地方军政大员，还有将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红军总司令朱德等参加会议。如此之多的地方实力派首领，以及中共红军领导人齐集南京，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曾与蒋介石打过仗，过去都曾不同程度地与蒋为敌。如今到了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决定性关头，大家终于本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捐弃前嫌，携起手来，共赴国难。
　　最后，蒋介石宣布对和、战决策以起立方式进行表决。结果，所有与会者不约而同齐刷刷起立。
　　历史学者唐德刚说：“近百年来，中国民族真正大团结，只有6个月。就是在西安事变之后的6个月。中国全国人民异口同声，大家心里愿望一致，都拥护蒋委员长抗日。”作家柏杨是河南人，他说：“那时一听说抗战，一听蒋委员长领导抗战，那股热情。那时我们羡慕的就是大刀队，我们唱军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现在唱起来还热血沸腾。”
　　
　　纷争难的抗战大战略
　　
　　以前，共产党说抗战是自己打的，国民党则为之忿忿，每到七七纪念都总揽抗战全功，说共产党只是在坐大避战。后来历史学者又说抗战打早了，要不是“西安事变”相逼，放弃剿共，提前抗战，若再拖个一、二年，待中国受德式武器装备训练一百个师再战，必不致被打得那么惨，也不会有战后共产党打败国民党取天下之事。
　　但唐德刚则从更高的历史角度说：“中国抗战再拖两年不打，欧战爆发，若苏联被德日两国夹攻打垮了，那这世界大不同了。丘吉尔讲，世界历史常常是偶然的事件，如西安事变就是很偶然的事。没有西安事变，中国历史不是现在这样。世界历史也改变了。”
　　今天谈起抗日的历史，一句话就是：“我们打不过日本。”日本人曾说：“三个月亡中国。”中国人听了忿忿，但孙中山和蒋介石曾说：“日本人十天内就可亡中国。”因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已建立了一个头号的东方军事强权，而中国自甲午战争以后则一蹶不振，两国的军力差距以几何级数拉开。
　　满清被推翻后军阀混战，列强也各找代理人，奉系军阀受日人扶持，一旦不受制，日本人就把张作霖炸死。奉系曾发展出一套现代化之武力，有东亚最大的兵工厂，也有飞机等，但军队的素质士气仍不高，此为张学良后来想联共之因，因为他认为“红军能经长征不散”，太可佩了，要是自己的军队不早垮了?因此他叫周恩来派人来整顿他的部队。这种部队先在上个世纪20年代投入军阀内战，郭松龄的反奉败死又削弱了东北军，加上中原大战后的入关，“九一八”事起东北空虚，日本人第一仗就兵不血刃地占了沈阳。
　　当然并非说东北军是当时军队中最强的，否则又何至于被国民革命北伐军所败。西北军、两广军队都有勇敢善战的，但整体说来仍差日本皇军甚远。何况是内战不断，正如军事学家蒋百里所说的：“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合则强，反之则弱。”中国的生活条件当时极弱，历史学者黄仁宇的《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对蒋十分推崇，也就是认为蒋在抗战中能调动那样低水准的社会条件，坚持到日本战败，不能说战胜，实很难得，足称伟大。
　　当然，蒋介石也是中国在那时空下出来的领袖，他也有很多的弱点与错误。他领政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也有疑问。北方正统政府说他是叛党军头，共产党又视他是革命叛徒。党内胡汉民、汪精卫则认为他以兵谋篡党，这些矛盾都反映在抗战，抗战中他领那样个军，决那样的策，也有很多失误，但大历史总结看来，他化抚矛盾，调动全国力量，总算保住了国家生机。
　　首先是攘外还是安内之争。如果要安内剿共，就要与日本妥协，但日本又在“共同防共”之名下，一再扩张侵略：如果要攘外抗日，就要与苏联合作，停止剿共。这也是张学良与中共想打通西北，求取俄援之因。中国打不过，只有寻求俄援及后来的美援。战后雅尔塔密约外蒙的独立和今天台湾的问题都源于此。
　　抗战前，蒋在联苏还是剿共间举棋不定，蒋得陈立夫、张冲在苏联的电报，可令红军输诚，联共抗日。但蒋仍想先消灭红军再谈联苏，结果西安事变突如其来，张学良逼蒋抗日，斯大林也力主保蒋。蒋重获新生，共党输诚，他也下了抗日的决心。
　　
　　豪赌抗日的决心
　　与本钱少的打法
　　
　　大战略之难断如此，战术上也是一样。国民党常责共党在抗战中假打以保全实力为主，共产党则说国民党不认真打只想看住共产党，胡宗南的西北大军40万就是如此，但战场上打或撤涉及太多考虑，抗战重要将领郭寄峤记述“忻口会战”就谈及此。
　　忻口会战是抗战初期与上海保卫战和台儿庄会战并列的三大战役之一。当时第二战区长官是阎锡山，副长官是卫立煌兼前敌总司令，郭任参谋长。由于晋军军长李服膺擅自弃守大同，蒋电令阎将李处决，郭说：“闻李服膺系阎长官外甥，阎长官以守备大同，是属临时决定，原无长远设施，自难长期支撑，恳先免予处决。”但中央一再不准，阎遵令忍痛将李军长处决。
　　在激战中，中央军第九军军长郝梦龄及旅长郭廷珍等三人同时殉国。翌日，蒋即由苏州打来电话，告诉卫立煌，“如不能支持，可后撤”。郭接电话向蒋陈述“我们与日本人打仗，一切不如人，必然不利，但晋省概属山地，由北平到太原，全属山道，此地不打仗，吾人将无处可与日本人作战。中央已答应将孙连仲冯钦哉两军拨来，目前请委员长严令各军，迅速开来，我想我们可以把阪原兵团消灭，至少亦能毁其大半，在国际上可以增加我们一点荣誉，现在不能撤退。”蒋旋答曰：“可以，你们相机决定。”蒋指挥作战，能如此放宽，由部属相机决定，殊属难得。
　　郭寄峤与朱德关系很深，他到台湾还常引朱德批蒋批毛的话。他说：“约在1940年夏季攻势时，在太行山中南部之十八集团军刘伯承师徐海东旅斩获极多，敌死伤甚众，俘敌官兵亦数百人。战斗结束后不数日，徐海东由朱德陪同来见我，我首对徐海东说：‘你此次在太行山战役，很有功劳。’朱德在旁边说：‘可是有功劳，但搞糟了。’我很奇怪，朱德说：‘我们本钱少，照他这样打法，不久便打光了，所以毛主席叫他到延安去再受训。…
　　郭寄峤说，这一段话给他留了很深的印象，十八集团军徐旅所用的战术是分段、切、截、追杀，杀伤俘获虽多，不过日军火力大、战志坚强，十八集团军牺牲亦在4000人左右。
　　“我特别写出这一点的目的，是希望我们军事教育和作指挥官的人们，要个别研究，盲目勇敢是不应该的。共产党人海战术，北方冯玉祥打仗的大刀队战法，对装备拙劣火力微弱的敌人，是有效的。对重装备，火力强且有制空权的敌人，那便是自找过分损伤。”
　　最重要的淞沪之战，李宗仁说：“检讨淞沪会战的得失，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的最高统帅犯了战略上的严重错误。极不应以全国兵力之精华在淞、沪三角地带做孤注的一掷。即使要在淞沪孤注一掷，也应该打积极的防御战，而蒋提出的‘获胜的要道’，令国军坚守阵地，来对抗敌人的飞机大炮，却是单纯的、消极的防御战，形成失去主动、惨遭挨打的局面。”
　　台湾名外交家陆以正就说：“八一三开始，政府中央军是精锐尽出，在上海拼命抵抗了三个月。事实上把所有最精锐的部队都摆到那去，都打完掉了。这在当时政府是一个非常大的赌博。但那是值得的，因为只有这样子，才能使其它国家知道中国抗战的决心。”
　　
　　忍辱负重的结果，
　　得道多助的胜利
　　
　　抛开种种关于抗战的战略、战术争议，其实说到底抗战的胜利是意志的胜利。张学良说：“如果使军队与民众真正觉悟，从内心上发出与敌势不两立之抗战精神，则力之增加实不可限量。”
　　柏杨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我是小学二年级。我们全班哭成一团。认为我们国家要亡了。我们才几岁啊，小学二年级，七八岁。”
　　陆以正说：“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我们家刚好搬到上海，住在济司斐尔路。那时日本人打蔡廷锴将军的十九路军，抵抗得非常激烈。真是以非常落后的武器，对付非常精锐的日本部队。那时我们住在沪西，越界租路的地方，看浦东那边晚上的炮火，房子烧得红红的，这印象之深刻，到现在不能磨灭。”
　　陆以正也看到了八百壮士的坚忍不屈：“四行仓库是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个银行联合的一个仓库，在苏州河边上，营副谢晋元带了几百人守在这个地方，挡住日本人。等到军队完全撤退后，四行孤军就没法再打下去了。公共租界出于人道原因，就让他们过桥到公共租界这边来，名义上把他们缴械。我记得就在上海沪西胶州路的地方，设立了一个集中营，把他们收容在那地方。结果这个地方反而成了抗战人的圣地。这些人关在那个里头，每天早晨还升旗，我常常与同学被带去参加升旗礼、降旗礼、去劳军。那对我们是非常振奋的东西，国家抗战的象征。”
　　抗战初期，英美袖手，苏联有偿援助了中国大量的物资，包括1000架的飞机和5亿元美金，这笔珍贵的援助，中国人不应该忘记。联俄抗日，西安事变的基本目的达到了。蒋介石领导抗战，坚持到底，中国人也不应该忘记。但是更不应忘记的是，自助才能人助，如果中国撑不下来，重庆一失，苏联可能拿下中国的西北和西南各省，与日本瓜分中国，中国会成为第二个波兰。
　　名教育家高梓说：“那时很了不起，可以说万众一心，同心同德敌忾同仇，打倒日本。天一亮就听到唱这个歌，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那个时候很振奋，十万青年十万军。我们在青木关马路边上，看着那些青年，站在卡车里开着走，真了不起。”“那时我们处在一种劣势。但我们抗战的意志精神非常的强烈。我们都有这个观念，我们人口比他们多，多多少倍。我们只要打死一个日本人，我们就够本，打死两个就赚一个。就是这样想的。一定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我们有充分的信心。那时在精神生活上可说比现在活得还充实。大家很苦，可是不觉得苦，觉得很快乐。觉得很有希望。”
　　不管蒋介石在国共内战中是如何成王败寇，他在对日抗战中运筹帷幄、忍辱负重、坚持到底，实在是功在国家。
　　（原载《蒋介石图传》
　　现摘自《文史世界》2005.9）B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