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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卫风·氓》：“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其中的“行”字，到底是读háng还是读xíng呢？这还得从句意、词义、音韵等方面去分析研究。
要理解“女也不爽，士贰其行”的句意，首先要谈及“贰”的词性用法。对于“贰”字，历代名家多所训释，但举其要者却只有两家：一是东汉的郑玄（唐孔颖达附和其说），一是清代的王引之。王引之在《经义述闻》中云：“贰当为貣之讹，貣音他得反，即‘忒’之借字也。”[1]忒，差错，过失。这样诗句“爽”“贰”同义对举，翻译为：女子没有出现什么差错，男子行为却出现了差错。郑笺曰：“我心于汝故无差贰，而复关之行有二意。”正义曰：“言我心于汝男子也不为差贰，而士何谓二三其行于己也？”[2]郑氏解“贰”为“二意”，孔氏则径以“二三”解之。郑、孔虽未直言，但实际上是把“贰”当作数词“二”的借字看待的。现代学者特别是当代学者，又在此基础上提出“数词用如动词”的说法，而且流行甚广。如王力主编《古代汉语》：“贰，不专一。用如动词。”[3]教材也依此注释：“女子没有什么差错，男子行为却前后不一致了。爽，这里是差错的意思。贰，不专一，有二心，跟‘壹’相对。”
依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其句注释之异主要在于“贰”字的词义理解上，但无论哪种句意解释，此处“行”的词义是一致的，都作“品行”“行为”解，理应读成xíng。
既然根据其词义句意判断此处“行”应读xíng，那为什么标准朗读磁带及网上一些名家朗诵却读为háng呢？在此读háng是否就错读了呢？对于这些问题，又必须从音韵上去寻根究底。
诗歌起源于上古的社会生活，是因劳动生产、两性相恋、原始宗教等而产生的一种有韵律、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形式。诗歌的美学本质，在于能够用优雅的字句抒写人类的思想和情感，而声韵音乐则是表达诗歌情趣的特佳方式。一首好诗，不仅要有好的意境和情思，而且也需要音韵和节奏的配合，才能表现出感人的诗趣与韵味。自《诗经》三百篇起，中国的传统诗歌，都有明显的韵律和节奏。许多流传至今的传统诗歌，原来都是可以入乐的。早在《尚书·虞书》中就有“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之“诗乐同体”之说。作为中国最早诗歌总集的《诗经》，在韵律节奏美感上已相当成熟。然而，从古至今，凡是认真读过《诗经》的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诗经》不少篇章中的语句，按今音读并不完全符合押韵的要求。如《国风·齐风·载驱》中有：“汶水汤汤，行人彭彭。鲁道有荡，齐子翱翔。”这里“汤、彭、荡、翔”属于韵脚字，其中“汤、荡、翔”均属ang韵，而“彭”字则属eng韵。再如《国风·曹风·下泉》中有：“冽彼下泉，浸彼苞萧。忾我寤叹，念彼京周。”这里“萧、周”属于韵脚字，“苞”字属ao韵，“周”字属ou韵。
面对《诗经》中存在的押韵问题，历代文字训诂学者，采取通转、叶韵的办法，指导人们临时改变一些韵脚字的读音，以寻求原作声韵的协调。叶（xié）韵，又称“协韵”“谐韵”。所谓“叶音者，改其本字之音以叶他字之音也”。[4]关于“叶韵”问题，早在南北朝时期，沈重在《毛诗音》中已有“叶韵”之说。今韵与古韵因古今音变而有不同，如以今韵读古韵文，多不和谐。如人们所熟知的《关雎》篇：“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此处“芼”“乐”同韵，“乐”叶韵，可读作“要”或“劳”去声。[5]又如《国风·秦风·蒹葭》：“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右”，古音为“已”，与“涘”“沚”叶韵。[6]此类现象，在《诗经》中可谓不胜枚举。可见，叶韵在《诗经》中的运用已相当普遍。
现在我们来分析《氓》第四段的韵部：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很显然，这里押两个韵：韵脚“陨、贫”，文部；韵脚“汤、裳、爽、行”，阳部。既然“行”同为阳部，那么其读音应叶韵为“杭”（háng）。
其实，“行”叶韵为“杭”，在《诗经》中也是经常出现的。《国风·郑风·有女同车》：“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彼美孟姜，德音不忘。”“行、英、翔、将、姜、忘”谐韵。《国风·秦风·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裳、兵、行”谐韵。以上“行”皆为行走之义；因谐韵，皆叶韵“杭”。
叶音说是人们认识古音的一个阶段，但是，叶韵不是随意的，主观改字显然是不科学的。明陈第始建立“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的历史语言观，认为所谓叶韵的音是古代本音，读古音就能谐韵，不应随意改读。明末清初，顾炎武根据《诗经》等先秦韵文韵例、古文字谐声关系以及声训、假借材料，离析《广韵》韵部，得到先秦实际韵部。清代著名音韵学家江永认为古音本来就存在于方音之中，提出“方音审取古音说”。他说：“古岂有韵书哉？韵即其时之方音，是以妇孺犹能知之、协之也。”但方音本身也是变化的，“音既变矣，文人学士骋才任意，又从而汩之，古音于是益淆讹如棼丝之不可理”[7]。这又等于说，如把王畿成周之雅音也看作方言之一种的话，研究古音就是研究上古时代的方音，“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古音的变化就是方音的变化。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刘晓南教授认为叶音大多反映作者当时的方音。因此，至于为什么把此字叶韵成彼字，只有从音理、方言、对音等更系统的古音学去考证研究才是科学的。
参考文献
[1]王引之.经义述闻[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129.
[2]孔颖达等正义，阮元校刻，毛诗正义[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2：323.
[3]王力.古代汉语[M].北京：中华书局，1999：483、484.
[4]姚际恒.诗经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8：7.
[5][6]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M].北京：中华书局，1962：32，65.
[7]江永.古韵标准[M].北京：中华书局，1982：3.
要理解“女也不爽，士贰其行”的句意，首先要谈及“贰”的词性用法。对于“贰”字，历代名家多所训释，但举其要者却只有两家：一是东汉的郑玄（唐孔颖达附和其说），一是清代的王引之。王引之在《经义述闻》中云：“贰当为貣之讹，貣音他得反，即‘忒’之借字也。”[1]忒，差错，过失。这样诗句“爽”“贰”同义对举，翻译为：女子没有出现什么差错，男子行为却出现了差错。郑笺曰：“我心于汝故无差贰，而复关之行有二意。”正义曰：“言我心于汝男子也不为差贰，而士何谓二三其行于己也？”[2]郑氏解“贰”为“二意”，孔氏则径以“二三”解之。郑、孔虽未直言，但实际上是把“贰”当作数词“二”的借字看待的。现代学者特别是当代学者，又在此基础上提出“数词用如动词”的说法，而且流行甚广。如王力主编《古代汉语》：“贰，不专一。用如动词。”[3]教材也依此注释：“女子没有什么差错，男子行为却前后不一致了。爽，这里是差错的意思。贰，不专一，有二心，跟‘壹’相对。”
依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其句注释之异主要在于“贰”字的词义理解上，但无论哪种句意解释，此处“行”的词义是一致的，都作“品行”“行为”解，理应读成xíng。
既然根据其词义句意判断此处“行”应读xíng，那为什么标准朗读磁带及网上一些名家朗诵却读为háng呢？在此读háng是否就错读了呢？对于这些问题，又必须从音韵上去寻根究底。
诗歌起源于上古的社会生活，是因劳动生产、两性相恋、原始宗教等而产生的一种有韵律、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形式。诗歌的美学本质，在于能够用优雅的字句抒写人类的思想和情感，而声韵音乐则是表达诗歌情趣的特佳方式。一首好诗，不仅要有好的意境和情思，而且也需要音韵和节奏的配合，才能表现出感人的诗趣与韵味。自《诗经》三百篇起，中国的传统诗歌，都有明显的韵律和节奏。许多流传至今的传统诗歌，原来都是可以入乐的。早在《尚书·虞书》中就有“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之“诗乐同体”之说。作为中国最早诗歌总集的《诗经》，在韵律节奏美感上已相当成熟。然而，从古至今，凡是认真读过《诗经》的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诗经》不少篇章中的语句，按今音读并不完全符合押韵的要求。如《国风·齐风·载驱》中有：“汶水汤汤，行人彭彭。鲁道有荡，齐子翱翔。”这里“汤、彭、荡、翔”属于韵脚字，其中“汤、荡、翔”均属ang韵，而“彭”字则属eng韵。再如《国风·曹风·下泉》中有：“冽彼下泉，浸彼苞萧。忾我寤叹，念彼京周。”这里“萧、周”属于韵脚字，“苞”字属ao韵，“周”字属ou韵。
面对《诗经》中存在的押韵问题，历代文字训诂学者，采取通转、叶韵的办法，指导人们临时改变一些韵脚字的读音，以寻求原作声韵的协调。叶（xié）韵，又称“协韵”“谐韵”。所谓“叶音者，改其本字之音以叶他字之音也”。[4]关于“叶韵”问题，早在南北朝时期，沈重在《毛诗音》中已有“叶韵”之说。今韵与古韵因古今音变而有不同，如以今韵读古韵文，多不和谐。如人们所熟知的《关雎》篇：“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此处“芼”“乐”同韵，“乐”叶韵，可读作“要”或“劳”去声。[5]又如《国风·秦风·蒹葭》：“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右”，古音为“已”，与“涘”“沚”叶韵。[6]此类现象，在《诗经》中可谓不胜枚举。可见，叶韵在《诗经》中的运用已相当普遍。
现在我们来分析《氓》第四段的韵部：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很显然，这里押两个韵：韵脚“陨、贫”，文部；韵脚“汤、裳、爽、行”，阳部。既然“行”同为阳部，那么其读音应叶韵为“杭”（háng）。
其实，“行”叶韵为“杭”，在《诗经》中也是经常出现的。《国风·郑风·有女同车》：“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彼美孟姜，德音不忘。”“行、英、翔、将、姜、忘”谐韵。《国风·秦风·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裳、兵、行”谐韵。以上“行”皆为行走之义；因谐韵，皆叶韵“杭”。
叶音说是人们认识古音的一个阶段，但是，叶韵不是随意的，主观改字显然是不科学的。明陈第始建立“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的历史语言观，认为所谓叶韵的音是古代本音，读古音就能谐韵，不应随意改读。明末清初，顾炎武根据《诗经》等先秦韵文韵例、古文字谐声关系以及声训、假借材料，离析《广韵》韵部，得到先秦实际韵部。清代著名音韵学家江永认为古音本来就存在于方音之中，提出“方音审取古音说”。他说：“古岂有韵书哉？韵即其时之方音，是以妇孺犹能知之、协之也。”但方音本身也是变化的，“音既变矣，文人学士骋才任意，又从而汩之，古音于是益淆讹如棼丝之不可理”[7]。这又等于说，如把王畿成周之雅音也看作方言之一种的话，研究古音就是研究上古时代的方音，“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古音的变化就是方音的变化。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刘晓南教授认为叶音大多反映作者当时的方音。因此，至于为什么把此字叶韵成彼字，只有从音理、方言、对音等更系统的古音学去考证研究才是科学的。
参考文献
[1]王引之.经义述闻[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129.
[2]孔颖达等正义，阮元校刻，毛诗正义[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2：323.
[3]王力.古代汉语[M].北京：中华书局，1999：483、484.
[4]姚际恒.诗经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8：7.
[5][6]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M].北京：中华书局，1962：32，65.
[7]江永.古韵标准[M].北京：中华书局，19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