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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人说，“工匠精神”铸就了日本的发达;然而今天，“工匠精神”似乎正在促成日本的落后。
在智能化和大数据如此发达的今天，谁也想不到，日本的疫情数据竟然是“纯手工”打造的。
在近期日本众院预算委员会上，一名在野党女议员向厚生劳动省提问，该机构是如何统计全国新冠患者确诊人数的。
厚生劳动省健康局长正林督章回答，每晚过了12时，厚生劳动省的外包公司会从47个都道府县官网上查找发布的疫情数据，用眼睛一一目视确认之后，再手动输入各地的病例数量，“用手算出”确诊患者人数。
日本首相菅义伟也承认，从疫情至今，日本新冠疫情的数据统计一直都是手算，包括全国新冠确诊人数、死亡人数、住院人数、新冠检测等等一系列信息，一直都是靠手工作业。
这条消息，把不少日本人都看懵了，“手算”操作惊呆了一众日本民众，迅速成为日本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凤凰卫视驻东京首席记者李淼，在事后采访了厚生劳动省，对此事又进行了确认，负责的官员表示，绝非捏造，纯属事实。
因为各地的疫情数据都没有上报给政府，所以他们只能一一确认各地的数据，再一一输入电脑，再统计出全国的数据，然后进行正式的发布。
了解一圈以后发现，日本人，对“手算”似乎真的情有独钟。
手算这种如此古老的计算方式，至今在日本很多领域都还非常普遍，比如说日本警察局，统计犯罪数据时，用手算;统计入室盗窃的手段，用手算;统计各种犯罪行为，也统统都用手算。
除了厚生劳动省和警察局，日本很多行政机关甚至内阁基本也都用手算。
然而数据统计并不是日本这次疫情中唯一“复古”的领域，他们在新冠疫情数据的收集中使用的方法和设备，更是让人瞠目。
自疫情爆发以来，一直到去年的12月份，东京都政府收集新冠患者数据，都是依靠一种元老级的通讯设备——传真机。
东京新冠疫情对策总部有2台传真机，其实刚开始只有1台，随着确诊人数的增加，去年4月份才又购入一台。
这2台传真机每天负责接收来自东京都内31个保健所的“新冠病毒感染症发生报告”。每张A4纸写有1名感染者信息，每天A4纸的张数，就代表当天公布的东京新增确诊人数。
传真机每天能处理的确诊信息是有限的，每台传真机每天处理报告的上限是150人，2台的上限就是300人。
也就是说，东京的確诊人数一旦超过300，传真机就统计不了了......
所以，很多人怀疑，之前东京每天报告新增病例数不超过300，是不是因为传真机最高就只能报出300……
除了设备落后，上报疫情信息的手续也异常繁杂。
感染者的信息需要层层传送，首先要从医疗部门传真到保健所，再从保健所传真到都道府县，最后再从都道府县传递到厚生劳动省。
此外，保健所的工作人员还得一一打电话询问感染者的情况，用以分析感染路径。
由于流程繁琐，在东京，一个确诊病例从检测到报告至少需要3天的时间，所以日本的疫情数据更新不及时是很普遍的现象。
这样磨人的统计方式，连很多医院也忍不住吐槽。KARADA诊所院长佐藤昭裕说：“写的潦草点的时候，有的字对方就认不出来，而且传真过去，写的字也会变淡，这种时候保健所就会打电话回来确诊填写的内容，这个很浪费时间。”
如此种种，都让很多人惊诧：这确定是发生在日本吗？堂堂一个发达国家，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搞不出一个像样的疫情统计系统？
不过这倒是冤枉他们了。说到疫情统计系统，日本其实还真有一个。
疫情爆发以后，日本花了12亿日元巨资打造了一个自己的疫情统计系统，叫HER-SYS，但基本上就没啥用。
这个系统自去年5月份就开始在全国推广，但据厚生劳动省官员反映，因为很多医院觉得系统不完善，且数据输入过于繁琐，根本没有大范围投入使用。
电脑操作能比手算和传真还要麻烦？这得是什么天才设计出的这系统啊……
除了落后的统计方式，日本发放补助金的方式也古老的一匹。
去年4月份，安倍在位时，下令给全体国民，包括在日外国人，不管男女老少，一律发放10万日元（约6500元人民币）的疫情补助金。
这10万补助金，有两种申请方法，分别是线上申请和线下邮寄。
线下邮寄的话，需要政府先给各户寄申请表，申请人填完内容后回寄，等政府审核。因为申领的人特别多，寄来寄去很麻烦又耗时，还很容易寄丢，很多人都觉得上网申请更简单快捷。
但是真正上手操作起来才知道，线上申请那才真叫一个麻烦。线上申请需要用到身份证，日本人称之为My number卡，但日本的身份证并不普及，全国大概也就只有15%的人才有，为了快点拿到钱，一大群人又跑到政府办My number卡。
但是办这个卡从申请到拿到卡本身就需要一个月时间，很多专程跑去办卡的人一听到这个消息又气到当场暴走。那些持有My number卡的人，有一部分因为忘了最初设置的密码又跑去办重置。
就算所有都弄好了，到了网上申请的最后一步，繁杂的线上申请手续也令很多疏于电子操作的日本人望而却步。最终，由于网上申请资料的效率非常低，很多市政府最终停止了网上申请的通道，很多人最终还是不得不采取线下邮寄的方式来领取这笔补助金。
日本有1.26亿人口，加上320万外国人，每个人都要寄一份申请资料，所花费的人工费，就浪费了上百亿日元。
假如日本政府已经实现了国民管理的电子化，那么这次10万日元的补助金，政府完全可以根据个人信息资料，分分钟汇入每一位国民的个人或家庭账号，根本不必如此大费周折。
但日本的数字化和网络化，落下太多了。自IT革命伊始，日本就慢了半拍。
很难想象，在IT概念被炒得火热的千禧年，时任日本首相森喜朗（也就是那位最近不断“摊上事”的东京奥组委“前”主席）却还不知道什么是IT，在公开场合还大闹乌龙，将“IT革命”说成“它（英文it）革命”。
尽管日本在20年前就提出数字改革，但现在上到政府，下到企业和个人，都仍在围着纸质文件打转。
“数字化转型”在日本面临的首座大山，是日本根深蒂固的“印章文化”。
人们常说，韩国人一生无法回避三件事——死亡、税收和三星。
而在日本，这三件事是死亡、税收和印章。只要是生活在日本，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离不开印章。
日本的印章，是古时由中国传入的，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都被视作权威的象征。
從19世纪60年代的明治维新开始，日本政府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押印”制度，印章开始被民众广泛使用。
经过这一个半世纪的发展与沉淀，印章，已经成为日本人证明个人身份的必备工具。
日本的印章制度分两种，“实印”和“认印”。
实印是向政府登记的个人印章，公证、不动产买卖、签约、设立公司、领取保险金都需盖实印。
实印通常刻制着持有人的汉字全名，以区别其他个人印章，以保持其唯一性。
而认印上通常只有汉字姓氏，主要用于日常生活收发快递、公司内部确认文件等非正式用途。
在企业活动中，签订合同、商业交易、行政审批……通通都要盖上个人印章，以确认谁经手、查看以及审批了文件。
并且，盖章的手法还另有说法，要时时注意有关“角度”的礼仪规范。
如果一张表格上有好几处需要盖章的话，地位低的人应该倾斜着盖章，就像鞠躬一样表示对位高者的尊敬。
地位越低，倾斜角度越大，为了准确盖章，有些职员甚至会准备量角器……
现代科技已经如此发达，其实早就出现了可以取代物理盖章的方法，比如说电子签名。
但很多保守的日本人拒绝拥抱科技，选择延续这种固有的习惯和文化。
然而，正是因为这枚小小的印章，给疫情中的日本人带来了巨大的不便。
疫情发生后，虽说很多企业没有强制要求到办公室上班，并且提倡在家办公，但是很多员工还是不得不冒着被感染的风险，继续回到公司工作，因为有些文件必须要提交纸质版并加盖个人印章……
不得不说，印章是日本数字化进程中一个巨大的绊脚石，同时还有日本强盛的纸文化。
日本官僚偏好使用纸质文件，文件批准只认公章，年轻官员抱着文件到处找上级领导签字盖章的情景，几十年来基本上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变。
有人曾经评价，日本是依附在纸上的国家，纸于日本人之重要，就如葡萄酒于法国人一样。
当世界进入数字化的“无纸时代”，日本的商业社会，却仍然信奉着“白纸黑字，盖印确认”这一套流程。
这就导致，除了银行、邮局、保险公司等少数机构，日本大部分的经济实体都在大量使用传真机。
日本数字化水平落后，跟日本的“印章文化”，“纸文化”以及“传真机文化”显然脱不了关系，政府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自去年9月起，菅义伟新政府宣布推行数字化，由中央政府机关带头号召企业进行“电子化办公”。
日本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也准备在这方面大展拳脚——第一步是宣传废除印章，第二步是宣布废除传真机。
不过根据日本官方统计数据，现在约有58.6%的家庭仍在使用传真机，企业的传真机使用率更高达90%以上，政府的“改革”毫无推动力，真的改不动。
日本政府这次推进电子化、废除传真机的操作，已经引发一场攻防战，遭到了大批民众的联手“抵制”。
冲在最前线的是中老年人，因为他们不怎么用电子邮箱，只相信纸面传递的信息，传真机对于他们来说是最快捷、最值得信赖的沟通用具。
日本老龄化程度高居全球第一，65岁以上人口的占比已经接近30%，在这种情况下，数字化改革自然会遭遇极大的阻力。
首先第一关就卡在了政府内部层面。
早在2018年10月，日本自民党就开始推进电子化办公，但因年龄偏大的“资深”国会议员们不肯配合推行不下去，不得不中途放弃。
自民党推行电子化办公之后，文字资料换成了平板电脑。高龄议员由于不太懂平板电脑的操作，常常用手指头戳来戳去，就差边舔手指边在屏幕上滑动了。
一会儿页面翻丢了，一会儿阅读速度跟不上，一个个叫苦连天，抱怨操作困难，最终有些只得作罢。
不光政府层面，企业方面推行起来也是困难重重，日本的企业制度其实在先天上就决定了与互联网生态的格格不入。
这里就不得不再次提及被不少国人常常挂在嘴边的日本“工匠精神”，这种所谓的“工匠精神”，恰恰是日本数字化落后的重要病因之一。 “工匠精神”在日语中表述为“职人气质”，亦作“职人魂”，意即尽分守职的工匠所体现的与工作相应的精神风貌。
兢兢业业的日本工匠精神的确支撑了日本的制造业发展，但同样造成了企业的自我路线束缚和企业内部僵化的处事思维。
当年成为产业立足之本的“工匠精神”，在互联网时代已然脱节。
百年老店的垂而不死，新兴产业的缺失，创业氛围的稀薄，和日本的工匠精神不无相关。
互联网革命意味着一系列经济模式和体制的改革、商业策略创新和劳动分工流转等，但日本工匠精神从根儿上就是与这点相悖的。
日本的社会分工已经固化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长期以来，日本在用人方面一直采取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实际上的论资排辈制）。
在這种用人制度下，员工一旦进入某家企业，只要企业不倒闭，本人不严重违反内部规章制度，就没有失业之忧。
但如果职工辞职重新就业，一般情况下都必须从头开始，工资待遇不升反降，所以，日本企业的职工一般不会轻易辞职，企业也不轻易裁人。
这种制度的特点是工作时间越长，熟练程度越高，年龄越大，工资就越高，与之相伴的是，在体制内越来越固化，越来越缺乏创新的能力和动力。
这种情况下，企业也不会有太高的积极性去导入新的技术和机制，反而是热衷钻研固有的那一套东西，“精益求精”，以至于企业缺乏活力。
日本企业通常实行层级分明，管理严苛的企业制度，说白了还是上个时代的那一套，显然不适合数字化和互联网的创新理念。
其实当年，终身雇佣制在二战结束后，在日本经济低迷的背景下，对日本经济腾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随着时代的变迁，经济趋势的变化，终身雇佣制已经成为日本信息技术发展的障碍。
在“电气化”时代，日本曾领先全球，日企的技术研发、人力管理等等方面都完美适配“电气化”技术条件，但要推进“数字化”，再固着于这套显然已经行不通了。
在数字化时代，日本要真想从这样的“先发陷阱”里跳出来，他们那引以为豪的所谓的“工匠精神”，恐怕要先放一放。（综合整理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