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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恐怖主义组织具有意识形态根源。从这个意义分析，恐怖主义也是一种激烈的认同冲突。研究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已经受到各国的重视。
[关键词]恐怖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冲突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9)21-0031-02
在当代，不同国家、民族和不同领域中的意识形态有多重模式。文化相互影响的不可分隔性使文明的归类异常困难。冷战结束了东西方两大国家集团的意识形态对峙，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并没有平息，多元化意识形态的世界接踵而来。某些西方国家企图以自己的文明理念和价值观念来重建世界。最终实现领导世界。但文明多元化的国际社会并不会、也不可能接受唯一的思想准则标准，而是要求尊重不同的价值观和多样的民族文化。这种合理要求与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紧紧交织在一起。
意识形态动因已经成为国际恐怖活动的重要思想根源，这一结论取得国际社会共识。近年，研究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被主要大国提上议事议程。
一、在近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中，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各种国家形态和发展模式交织在一起，意识形态冲突频生，甚至引发残酷的战争
19世纪意识形态恐怖主义在欧洲活动猖獗，其中以俄罗斯为最甚。俄罗斯的恐怖主义分子把暗杀作为主要的政治手段。至20世纪中期，欧洲、拉丁美洲和日本的一些左翼恐怖主义组织，打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号，发动一系列针对政治目标、首脑人物的袭击事件。爱尔兰的“共和军”、意大利的“红色旅”、日本的“赤军”、德国的“红军派”、秘鲁的“光辉道路”等，都是典型的意识形态恐怖组织。
意识形态恐怖主义组织由比较乐于接受先进事物的知识分子所组成。他们具有改变社会现实的理想，有愿意为国家和正义而牺牲的献身精神。相比民族型和宗教型的恐怖主义，意识形态恐怖主义者的知识水平最高，种族主义的左翼恐怖分子文化水平最低。在早期的恐怖活动中，大学生是积极的恐怖分子。意识形态恐怖组织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主要类型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环境主义、反全球化、极左或极右等。这些组织具有极端性，他们的活动特点与本国的国内政治紧密结合，活动的影响十分集中。至21世纪，恐怖主义成为全球性非常规暴力的主要形式。“9·11”事件以后，在全球恐怖组织中，意识形态恐怖组织有64个(有些与民族主义恐怖组织相重叠)，约占33.5％。
二、意识形态恐怖主义源于对不同阶级的认同冲突
阶级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区别在于。民族认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自觉认知，是一种最基本的集体认同。费孝通先生把民族认同看成是一个“人己之别”的形成过程。民族认同是按历史、传统的垂直轴线分割统一的，有牢固而广泛的民众基础。而阶级认同则是按社会经济因素的水平轴线分割和统一的，源于对不同阶级的认同冲突的恐怖主义具有强大的破坏力和再生力。但意识形态被许多人认为是阶级偏见的表现，不易被一般民众所了解和接受。所以在许多国家的反恐怖主义斗争中，大都只涉及民族宗教问题，有意不涉及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
从认同冲突到暴力冲突的产生，是由一系列具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所决定的，其中意识形态因素有很大的作用。冷战后一些国家的民族区域追求高度独立自主、保护民族传统语言文化、建立持民族主义观点政党等。在客观上都会不断将其他民族创造为异己的身份，进而引发意识形态冲突，加深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分歧和对立。国际关系现实一再证明，一个民族群体经过不断地提出政治目标一受挫一再提出一再受挫的和平斗争阶段后，必然会发展成武装斗争形式。当部分实现政治目标后，民族群体就会产生分裂，必然会开始寻找新的认同方式。在寻找新的认同的过程中，大多会引发激烈的冲突。在世界热点问题的背后，总能看见恐怖主义和极端分裂势力对各自身份的执著认同以及由此产生的具有针对性的政治动机，由身份认同这个具有价值的视角，就可以分析出恐怖主义组织的政治立场和动机。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对这种认同危机的产生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三、谁代表真理成为当今国际社会最大的争议
在宗教→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宗教的循环中，民族主义的宣传比宗教更具说服力。区域国家之间的政治因素才是产生冲突的根本原因。意识形态就是主要政治因素之一，从这一点分析，任何民族问题的区域化、国际化都是国内政治复杂化、矛盾尖锐化的溢出形式。冷战后的国际关系热点问题，并没有所谓“纯民族”之间的战争，而是在民族问题中裹挟着对立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政治因素。各类恐怖主义组织多是通过操纵情绪化的、具有敌意的话语权，片面诋毁对方的价值观。国际恐怖主义对美国的袭击和美国开展的全球反恐战争，同样被认为是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恶性表现，在道义上均没有任何哲学理念的支撑可言。
在美国开辟的各个反恐战场上，除军事对抗外，参战双方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视对手为妖魔的心态，祈求意识形态化宗教的帮助。思想简单化和技术复杂化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怪圈。这在美国开展的反恐斗争中表现尤为明显。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均说明在军事实力上占有优势的美国在意识形态方面低估了对手。而对手又反过来以意识形态理念困扰美国乃至世界。由非理性的偏见导致的种种困扰。多来自意识形态的不可调和性。巴以冲突亦是如此。美国和以色列在各自开展的反恐斗争中，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式。本质上与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所作所为同出一辙。
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美国的意识形态起源于欧洲，有深厚的基础，有自己独特的政治实践的积累，还有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的背景。意识形态对美国建国立国有特殊的意义。不能简单分析美国意识形态的国际影响和对外投射。也不能将意识形态简单划一。伊斯兰国家公众激烈的反美情绪形成了恐怖组织的温床，更多的人为信仰投入“圣战”。而美国为打击“一小撮”极端恐怖分子，造成大量无辜伤亡，得罪了所有伊斯兰国家人民。美国陷入反恐斗争的战略困境，军事行动进退两难是必然的。解决非对称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一方是恐怖主义分子的残暴，一方是美国涂炭生灵的报复，均令人发指。反对恐怖主义必须接受人类文明原则的共同制约。
四、“9·11”事件以后，各国都以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为出发点，制定和平外交政策，提倡政治对话和文化沟通，开展公共外交，意识形态恐怖主义的活动呈下降趋势
以往与恐怖主义的斗争主要采取强制性、攻击性手段、甚至采取较大规模的武力对抗形式，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都证明武力手段并不能消除恐怖主义的威胁。这点已形成全球共识。俄罗斯在2006年提出，强制性手段并不是消除恐怖主义的唯一手段，它只能在一段时期内降低恐怖主义的程度，只要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还存在，恐怖主义的组织结构就会再生，恐怖主义就还会存在。所以俄罗斯认为，反对恐怖主义不仅是国家安全领域的长期斗争，也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长期斗争。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所以与恐怖主义的斗争需要消除其意识形态，反对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教育需要从青少年教育阶段就开始实施。俄罗斯的观点得到了各主要国家学界的认同。
美国意识形态的全球化背景和美国经济危机的全球化效应，正在发挥双重作用。奥巴马政府正在调整美国的外交政策，提出开展软硬实力相结合的巧实力外交，并将注意力集中在全球公共问题中的能源、环境、气候变暖等问题上，将其作为外交领域的重要抓手。克林顿政府签署的《京都议定书》，布什政府宣布退出，奥巴马政府又表示加入这些问题与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密不可分。其实早已超出自然保护领域，膨胀为全球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进而成为发展中大国和美、欧之间新的博弈点。由于各国利益诉求迥异，难以形成政治共识，无法顺利合作，使双重博弈陷入“囚徒困境”。大多数国家以利益为基础来考量气候变化的决策，均被视为保护私利，使之成为恐怖源头。在全球环境气候治理中，发达国家和大国备受瞩目和压力。以保护环境为缘由，各种极端势力正在加紧活动，如何应对“生态恐怖”已经成为全球的聚焦点。
责任编辑 柳波
[关键词]恐怖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冲突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9)21-0031-02
在当代，不同国家、民族和不同领域中的意识形态有多重模式。文化相互影响的不可分隔性使文明的归类异常困难。冷战结束了东西方两大国家集团的意识形态对峙，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并没有平息，多元化意识形态的世界接踵而来。某些西方国家企图以自己的文明理念和价值观念来重建世界。最终实现领导世界。但文明多元化的国际社会并不会、也不可能接受唯一的思想准则标准，而是要求尊重不同的价值观和多样的民族文化。这种合理要求与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紧紧交织在一起。
意识形态动因已经成为国际恐怖活动的重要思想根源，这一结论取得国际社会共识。近年，研究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被主要大国提上议事议程。
一、在近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中，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各种国家形态和发展模式交织在一起，意识形态冲突频生，甚至引发残酷的战争
19世纪意识形态恐怖主义在欧洲活动猖獗，其中以俄罗斯为最甚。俄罗斯的恐怖主义分子把暗杀作为主要的政治手段。至20世纪中期，欧洲、拉丁美洲和日本的一些左翼恐怖主义组织，打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号，发动一系列针对政治目标、首脑人物的袭击事件。爱尔兰的“共和军”、意大利的“红色旅”、日本的“赤军”、德国的“红军派”、秘鲁的“光辉道路”等，都是典型的意识形态恐怖组织。
意识形态恐怖主义组织由比较乐于接受先进事物的知识分子所组成。他们具有改变社会现实的理想，有愿意为国家和正义而牺牲的献身精神。相比民族型和宗教型的恐怖主义，意识形态恐怖主义者的知识水平最高，种族主义的左翼恐怖分子文化水平最低。在早期的恐怖活动中，大学生是积极的恐怖分子。意识形态恐怖组织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主要类型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环境主义、反全球化、极左或极右等。这些组织具有极端性，他们的活动特点与本国的国内政治紧密结合，活动的影响十分集中。至21世纪，恐怖主义成为全球性非常规暴力的主要形式。“9·11”事件以后，在全球恐怖组织中，意识形态恐怖组织有64个(有些与民族主义恐怖组织相重叠)，约占33.5％。
二、意识形态恐怖主义源于对不同阶级的认同冲突
阶级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区别在于。民族认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自觉认知，是一种最基本的集体认同。费孝通先生把民族认同看成是一个“人己之别”的形成过程。民族认同是按历史、传统的垂直轴线分割统一的，有牢固而广泛的民众基础。而阶级认同则是按社会经济因素的水平轴线分割和统一的，源于对不同阶级的认同冲突的恐怖主义具有强大的破坏力和再生力。但意识形态被许多人认为是阶级偏见的表现，不易被一般民众所了解和接受。所以在许多国家的反恐怖主义斗争中，大都只涉及民族宗教问题，有意不涉及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
从认同冲突到暴力冲突的产生，是由一系列具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所决定的，其中意识形态因素有很大的作用。冷战后一些国家的民族区域追求高度独立自主、保护民族传统语言文化、建立持民族主义观点政党等。在客观上都会不断将其他民族创造为异己的身份，进而引发意识形态冲突，加深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分歧和对立。国际关系现实一再证明，一个民族群体经过不断地提出政治目标一受挫一再提出一再受挫的和平斗争阶段后，必然会发展成武装斗争形式。当部分实现政治目标后，民族群体就会产生分裂，必然会开始寻找新的认同方式。在寻找新的认同的过程中，大多会引发激烈的冲突。在世界热点问题的背后，总能看见恐怖主义和极端分裂势力对各自身份的执著认同以及由此产生的具有针对性的政治动机，由身份认同这个具有价值的视角，就可以分析出恐怖主义组织的政治立场和动机。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对这种认同危机的产生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三、谁代表真理成为当今国际社会最大的争议
在宗教→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宗教的循环中，民族主义的宣传比宗教更具说服力。区域国家之间的政治因素才是产生冲突的根本原因。意识形态就是主要政治因素之一，从这一点分析，任何民族问题的区域化、国际化都是国内政治复杂化、矛盾尖锐化的溢出形式。冷战后的国际关系热点问题，并没有所谓“纯民族”之间的战争，而是在民族问题中裹挟着对立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政治因素。各类恐怖主义组织多是通过操纵情绪化的、具有敌意的话语权，片面诋毁对方的价值观。国际恐怖主义对美国的袭击和美国开展的全球反恐战争，同样被认为是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恶性表现，在道义上均没有任何哲学理念的支撑可言。
在美国开辟的各个反恐战场上，除军事对抗外，参战双方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视对手为妖魔的心态，祈求意识形态化宗教的帮助。思想简单化和技术复杂化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怪圈。这在美国开展的反恐斗争中表现尤为明显。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均说明在军事实力上占有优势的美国在意识形态方面低估了对手。而对手又反过来以意识形态理念困扰美国乃至世界。由非理性的偏见导致的种种困扰。多来自意识形态的不可调和性。巴以冲突亦是如此。美国和以色列在各自开展的反恐斗争中，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式。本质上与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所作所为同出一辙。
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美国的意识形态起源于欧洲，有深厚的基础，有自己独特的政治实践的积累，还有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的背景。意识形态对美国建国立国有特殊的意义。不能简单分析美国意识形态的国际影响和对外投射。也不能将意识形态简单划一。伊斯兰国家公众激烈的反美情绪形成了恐怖组织的温床，更多的人为信仰投入“圣战”。而美国为打击“一小撮”极端恐怖分子，造成大量无辜伤亡，得罪了所有伊斯兰国家人民。美国陷入反恐斗争的战略困境，军事行动进退两难是必然的。解决非对称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一方是恐怖主义分子的残暴，一方是美国涂炭生灵的报复，均令人发指。反对恐怖主义必须接受人类文明原则的共同制约。
四、“9·11”事件以后，各国都以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为出发点，制定和平外交政策，提倡政治对话和文化沟通，开展公共外交，意识形态恐怖主义的活动呈下降趋势
以往与恐怖主义的斗争主要采取强制性、攻击性手段、甚至采取较大规模的武力对抗形式，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都证明武力手段并不能消除恐怖主义的威胁。这点已形成全球共识。俄罗斯在2006年提出，强制性手段并不是消除恐怖主义的唯一手段，它只能在一段时期内降低恐怖主义的程度，只要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还存在，恐怖主义的组织结构就会再生，恐怖主义就还会存在。所以俄罗斯认为，反对恐怖主义不仅是国家安全领域的长期斗争，也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长期斗争。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所以与恐怖主义的斗争需要消除其意识形态，反对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教育需要从青少年教育阶段就开始实施。俄罗斯的观点得到了各主要国家学界的认同。
美国意识形态的全球化背景和美国经济危机的全球化效应，正在发挥双重作用。奥巴马政府正在调整美国的外交政策，提出开展软硬实力相结合的巧实力外交，并将注意力集中在全球公共问题中的能源、环境、气候变暖等问题上，将其作为外交领域的重要抓手。克林顿政府签署的《京都议定书》，布什政府宣布退出，奥巴马政府又表示加入这些问题与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密不可分。其实早已超出自然保护领域，膨胀为全球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进而成为发展中大国和美、欧之间新的博弈点。由于各国利益诉求迥异，难以形成政治共识，无法顺利合作，使双重博弈陷入“囚徒困境”。大多数国家以利益为基础来考量气候变化的决策，均被视为保护私利，使之成为恐怖源头。在全球环境气候治理中，发达国家和大国备受瞩目和压力。以保护环境为缘由，各种极端势力正在加紧活动，如何应对“生态恐怖”已经成为全球的聚焦点。
责任编辑 柳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