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有必要全面放开，政府并不是不管不顾，而是建立完善的质量监管体系，以制度建设能力显示中国市场化推进具有扎实的基础。
　　中国屡次改革都与价格闯关有关。
　　就像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历次改革一样，在此次经济结构转型关头，中国又要进行价格闯关，作为中国结构改革的重要环节。15日，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到2017年，竞争性领域和环节价格基本放开，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到2020年，市场决定价格机制基本完善，科学、规范、透明的价格监管制度和反垄断执法体系基本建立，价格调控机制基本健全。
　　中国政府下决心减少政府定价，即使政府必须控制的价格，也要按照不同的种类使其更具有弹性。此前的9月23日，国务院就提出削减中央定价目录，实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商品和服务，从13个种（类）简为天然气、电力、水利工程供水、重要邮政业务等7个种（类），压缩八成中央定价目录。
　　人们通常相信，价格市场化也就意味着整体经济链条的市场化，当然，事实并非如此，在电信等领域的价格市场化并不会带来上游的充分竞争，这取决于政策能否允许资金进入市场，也取决于上游垄断情况。
　　意见在能源领域提出择机放开成品油价格，尽快全面理顺天然气价格，加快放开天然气气源和销售价格。
　　成品油领域下游可以说是放开的，而在原油进口与炼油方面却并非如此，地方炼油企业无法得到大型国有垄断企业的排产权等，原油自由进口是一句空话，而不放松原油自由进口，价格就会成为垄断价格，我们很难把划江而治、依照板块而治的企业视为市场化企业。
　　乐观者倒推的逻辑是，既然政府希望择机放开成品油价格，就意味着政府会很快放开原油进口，并且允许更多的民间资金进入炼油等行业。事实恐怕并不如此轻松，政府如果放开原油进口让民间资金更多地进入炼油业，面临着当时的两个难题，即国内原油进口哄高国际油价，以及民间炼油企业与加油站能否实现品质保障。
　　这牵涉到制度能力建设，哄抬进口资源产品价格不仅民企存在，国企也存在，只不过以另一种面目呈现。
　　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石油公司参与了一些全球最大的能源交易。数据供应商Dealogic的数据显示，2011年以来中国公司收购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油气资产。在高位时获得的资产如今价格已大打折扣，甚至缺乏最重要的尽职调查，据摩根大通估计，中海油2013年收购加拿大尼克森公司可能面临与交易相关的超过50亿美元减值。而内部人交易导致这些国有企业从国外进口技术等成本居高不下，从最近披露的一系列石油系统反腐案例可以看到，高管的七大姑八大姨们是如何寄生在这些巨无霸国企身上吸血的。这不是哄抬价格，但抬高成本与费用是一致的，甚至比哄抬价格更糟糕，因为这代表着企业内部错误的激励机制。
　　至于成品油质量问题同样难以控制。产品质量无法得到保障，存在掺假的黑心油应对之道是加强监管与严惩，而不是全面国有接管。以此逻辑，中国的饮食、商贸都要由国有接管才行。
　　市场化有必要全面放开，政府并不是不管不顾，而是建立完善的质量监管体系，以制度建设能力显示中国市场化推进具有扎实的基础。
　　不可动摇的是，公益类产品、服务继续由政府控制价格，以健全基础保障。同时，让污染企业支付更高的成本，必须统筹运用环保税收、收费及相关服务价格政策，加大经济杠杆调节力度，逐步使企业排放各类污染物承担的支出高于主动治理成本。谁污染谁出钱谁受罚，排污有成本，大规模排污者无法承担成本支出，这是建立环保社会的基础。
　　不排除垄断，不恢复公益，没有公平的听证，此次价格闯关就会异化为一场物价上涨的盛宴，转型成本由消费者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