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甘肃古浪县大靖镇卫生院附近的一间民房内，一家四口围坐在一个炕上，父母看起来只有20岁出头的样子，两个孩子，大的两岁，小的一岁，两个小孩都感染上脊髓灰质炎（又称小儿麻痹），都是双下肢瘫痪！而年轻的爸爸妈妈看上去忧心忡忡，他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孩子将终身残疾！
　　这是国家疾控中心副主任梁晓峰当年看到的一幕。那时候，他还在甘肃省卫生厅工作，主要从事计划免疫管理，他跟着省疾控中心的疾控医生去做现场调查，那一年，脊髓灰质炎大暴发，数千孩子受到了伤害。大靖镇就是重灾区之一。梁晓峰初为人父，他忧虑着两个孩子的未来。
　　两毛钱一颗的糖丸就可以预防这种疾病，他们住的房子也距离卫生院不足百米，然而年轻的父母在预防接种上懂的非常有限。当时预防接种的医生又不负责任，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毁灭性的打击就此降临了，这俩孩子一岁、两岁就瘫痪了，终身残疾。
　　这个事情给梁晓峰很深的刺激，他常常把这个悲剧告诉年轻的同事，想以此说明，公共卫生领域需要很强的责任心。这话，如果换个人来说，很容易被理解成官话，但梁晓峰是个不太像官员的官员，他非常随和，听说记者是陕西人，他竟然说了几句陕西话。
　　梁晓峰是山西人，在甘肃生活工作20年——他的父亲当兵去了北京，复员后到了甘肃。梁晓峰在甘肃上小学上中学，接着考上山西医科大学，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山西，就读于山西医科大学流行病与公共卫生系。这些年，他一直从事着公共卫生领域的工作，从甘肃到山西、美国……而后来到北京。
　　在国家疾控中心，梁晓峰谈起在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的论文，他非常谦虚地告诉记者，“我们是中国最高级的防疫机构，并有一个世界上最完整的疾控系统。假如某省市县有某一种病，病例比较少，地方就很难总结，汇总到国家级数量就大了，因此就容易产生一些成果并发表一些有价值的文章。”
　　现如今，国家免疫规划已实施三十多年来，疫苗可预防的传染病发病率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但梁晓峰仍有话要说。

疫苗质量在变好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目前非常凸显的预防免疫时的不良反应这个问题？
　　梁晓峰：任何药物都有一定比例的不良反应，因为现在大部分传染病被灭绝了，不良反应这个问题就凸显出来了。事实上，我们国家的疫苗质量在持续变好，质量检验把关也越来越严格，和国际标准是一致的。就拿脊髓灰质炎举个例子，原先我国每年有四五千例的脊髓灰质炎发生，通过接种脊灰口服疫苗（俗称糖丸——它是用糖和奶粉包裹着疫苗病毒），2000年脊髓灰质炎正式被消灭，现在好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个病。但口服的脊灰减毒活疫苗的确有发生率很低的麻痹相关病例，这就是这种疫苗的不良反应。人们因为惧怕不良反应，特别是受互联网传播的影响，拒绝接种这种疫苗，这是一种非常不好的现象。如果大家都不接种脊灰疫苗，就会发生像2011年在新疆发生的输入性脊灰疫情。新疆部分地区就是由于脊灰疫苗接种率低，才使脊灰病毒有了传播的可能。所以，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都在接种越来越多的疫苗，疫苗的好处是远远大于坏处的。
　　我当中国疾控中心免疫中心主任十年，国家的政策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如果确诊为是由一类疫苗引起的不良反应，政府会有一定的补偿金；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地方补偿金的水平比较低，比如说脊髓灰质炎，终身残废了，单是一次性的补助几万块钱或者十几万，不同地区的标准都不一样，这就很麻烦，因此家长有些抵触的情绪。由于个体的差异，造成很低比例这样一个不良反应还是有的。在日本等国，也一直是口服糖丸，也有一定比例这样的发生率。一般发达国家会建立一个基金，如果你伤残了，基金会给一部分补偿。因此，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也在向这个方向努力。
　　人物周刊：在自费接种和免费接种这个问题上，你给自家的小孩是如何选择的？
　　梁晓峰：我们把疫苗一般分为一类、二类的。一类就是政府掏钱，二类就是自己掏钱。为什么这么分？一类，就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或者是跟我们国家经济水平相当的国家都使用这些疫苗，现在我们国家给大家免费提供14种疫苗，接种这一类疫苗发生严重不良反应后，由政府提供补偿；二类疫苗是完全自主的，采取家长自愿接种，如果发生严重不良反应，由疫苗生产厂商承担补偿责任。
　　关于二类疫苗是打还是不打？这情况就有些复杂了，首先看病的严重性，比如说流感，有些人得流感就比较严重，比如老人或者孩子以及有糖尿病等其它慢性病的人就应该接种；而健康成年人就对流感不太在乎，可以不接种。毕竟流感是可以治愈的疾病，也不会留下后遗症。这需要你自己的判断。还比如说现在市面上有注射的、价格很贵的灭活脊灰疫苗，接种后不会发生由疫苗引起的麻痹病例，这就要家长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来判断了。
　　说到钱的事情，有的家长认为，健康最重要，宁可少买一件衣服，也要给孩子把二类疫苗打上。而收入较低的家长则认为把政府免费提供的疫苗接种上就行了，没有必要接种二类疫苗。这些就跟我们的宣传教育有关系，也跟家长自身的文化水平有关系。谈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至于我的孩子打什么针，我可以告诉大家，他只接种了一类疫苗。当然，儿子小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多的二类疫苗。是否接种二类疫苗，确实要根据当地的疫苗供应情况、疾病流行情况和自己的经济收入等情况去做判断。

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的手段

　　人物周刊：我国疫苗免疫如今的接种率怎么样？新生儿、流动人口和偏远地区，有所提高吗？
　　梁晓峰：从全国的情况看，是不错的。全国来看，一类疫苗普遍接种率还是比较高的，但贫困地区、落后地区、流动人口聚居地方，接种率相对要差些。从这两年麻疹的监测情况来看，还是这些地方有发病，原因就是疫苗接种不够落实。麻疹很容易传染的，这个病发病高低，可以灵敏地反映出预防接种的好坏。什么原因？常规的预防接种在这些地区根本就没落实。只要麻疹发病，那就说明你当地的免疫接种肯定存在问题。因此，贫困地区、流动人口聚集的地方，这些都是我们现在需要关注的工作薄弱之处。 　　近年有几件大事，2009年的时候，甲流流行，那时候，大家热衷于疫苗和接种；2010年的时候是全国麻疹疫苗接种；再下来就是我讲的脊髓灰质炎，在新疆南部地区，是2011年的事情。发生了国外输入的脊灰病例并造成脊灰疫情暴发，就是因为基层没有足够的接种工作人员，家长也不懂，孩子就吃不上这个糖丸，然后就造成免疫空白，一进来一个传染源，就造成了几十例的脊髓灰质炎，是非常惨痛的。当时动员了很多的力量，在南疆地区及整个新疆，都开展了不同轮次的这种脊髓灰质炎疫苗的接种，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人物周刊：“乙肝大国”的帽子中国已经戴了很多年，国家高度重视乙肝的防治工作。作为重大专项肝炎领域的专家组成员，您认为肝病在我国是否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未来几年情况是否会有所好转？
　　梁晓峰：肝炎是中国人疾病负担很重的一个慢性病，全国每年报告有百万例，其中大约有10万例新发的病。我们说的肝炎主要指的是乙肝，大家对乙肝比较惧怕，因为它可以演变成慢性肝炎，发生肝癌的比例还是比较高。
　　80年代，我们国家引进了美国公司的两条乙肝疫苗生产线，这两条生产线基本能满足中国人接种的需要，最初上市是自费接种，从2002年开始，GAVI捐了一部分钱，中国政府拿一半钱，覆盖了中西部地区22个省，到2005年的时候，乙肝疫苗全部免费提供，2009年医改开始的时候，我们对15岁以下儿童进行了一次强化免疫，就是查漏补种。现在的状况是儿童乙肝疫苗接种很不错。
　　乙肝现在主要的传染途径，一是母婴传播，一是血液、体液传播，另外一个性传播，这3个途径。我们国家最多的还是母婴传播。通过接种疫苗以后，能阻断母婴传播。原来我们觉得难，但现在效果非常好.为什么婴儿一出生后打的第一针就是乙肝疫苗，因为妈妈可能是乙肝感染者。此外，还应该注射免疫球蛋白，基本上阻断率能达到90%以上。这就是现在5岁以下儿童的感染率已经降到了1%的原因。这几年成果非常显著。所以通过这么好几代人，新生儿感染率逐步下降，那咱们全国乙肝感染率才能慢慢下来，这也是很漫长、很难的一条路，不是说三两天就能办到的。

脊髓灰质炎可能是消失的第二种传染病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将来有一天，乙肝、流感、甲肝这些传染病能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控制？
　　梁晓峰：有可能吧，因为现在人类已经消灭了一种传染性疾病——天花，这是人类发明牛痘后，通过接种消灭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传染病。这个病从自然界就消失了，消灭一个病不是太容易，但只要人不得这种病了，它自然就没有生存的环境了。现在可能消失的第二个病就是脊髓灰质炎，目前还有4个国家在流行这个疾病，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尼日利亚。
　　消灭脊灰确实很难，我们国家2000年就没有了，到现在14年过去了，世界上部分还有。所以这个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才能做到，是非常难的。当然还有其他几个客观的条件，它只在人类间传播，所以说只要有有效的疫苗接种，它就能消灭；脊髓灰质炎与天花也很类似。
　　人物周刊：你现在最大的挑战和压力是什么？
　　梁晓峰：当前的挑战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慢性病有糖尿病、肿瘤、心脑血管病，还有慢性呼吸道疾病，这四大类吧。现在由慢性病造成的死因增长很快，全球有60%死于慢性病，我们国家能达到80%，与发达国家是同一个水平。还有就是慢性病发病的年轻化比较严重，就是低龄化。过去得慢性病的都是很老的老人了，而现在好多都是年轻人。这对劳动力人口的打击比较大，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希望将来通过我们的工作，降低这些疾病发生的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