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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朱庭珍对“性灵”派所遗留下来的诗学弊病的一段批评文字，分析其诗学观如下：尊重有内涵的俗诗学；以雅诗学为正统导引俗诗学；重视诗歌创作和诗学主张的社会影响。
【关键词】朱庭珍；诗学；雅俗；性灵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晚清儒生朱庭珍曾在《筱园诗话》中痛斥袁枚、赵翼为代表的“性灵”派。以节选文字为例：“袁既以淫女狡童之性灵为宗，专法香山、诚斋之病，误以鄙俚浅滑为自然，尖酸佻巧为聪明，谐谑游戏为风趣，粗恶颓放为雄豪，轻薄卑靡为天真，淫秽浪荡为艳情，倡魔道妖言，以溃诗教之防。一盲作俑，万瞽从风，纷纷逐臭之夫，如云继起。因其诗不讲格律，不贵学问，空疏易于效颦。其诗话又强词夺理，小有语趣，无稽臆说，便于借口。眼前琐事，口角戏言，拈来即是诗句……于彼教自雄，诚为捷径矣。不比正宗专门，须有根柢学力，又须讲求理法才气，屡年难深造成功，用力之久且勤也。是以谬种蔓延不已，流毒天下，至今为梗。赵翼诗比子才虽典较多，七律时工对偶，但诙谐戏谑，俚俗鄙恶，尤无所不至……此亦诗中蟊贼，无丑不备矣。袁、赵二家之为诗魔……实风雅之蠹，六义之罪魁也……学者于此等下劣诗魔，必须视如砒毒，力拒痛绝，不可稍近，恐一沾余习，即无药可医，终身难以湔洗振拔也。予固知今人多中彼法之毒，其徒如林，此论未免有犯众忌，将为招尤之鹄，然为诗学计，欲扶大雅，不能不大声疾呼，痛斥邪魔左道，以警聋聩而挽颓波，实有苦心，原非好辩……当代诗坛同志君子，自能谅之信之。”
以寻常思路很容易把袁枚、赵翼同与之对立的朱庭珍简单地以“俗”“雅”两个阵营来看待。而实质上朱庭珍是否只单纯地站在“雅”的一面而反对“俗”呢？又是否如其所言“实有苦心，原非好辩”呢？
由文字开头便可以初步探寻朱庭珍对于“俗诗”的态度：白居易和杨万里的诗都以通俗成其妙致，但即便是他们也难免会在探索的过程中留下轻浮浅薄之作；再者，“自然”“聪明”“风趣”“天真”“艳情”此五者不失其正才属于真“俗”诗应有的表现范畴。反观之，袁枚等人却是“误”学了白、杨二人的糟粕之处，一个“误”字就将诗的“真俗”与“鄙俗”判然两分。所以，“性灵”派虽以“俗”为旗号实则步入歧途，流于鄙陋，不是真“俗”。下文便指出“性灵”派创作的弊病具体在于两端：“其诗不讲格律，不贵学问……其诗话又强词夺理……”切中要处。所以，朱庭珍并不排斥“俗”，而且尊重“俗”；并强调“俗”应该有下限、受规范。
此规范即在“雅”。“雅”在节选文字中既有“诗教”“大雅”“六义”“风雅”这样的显义，也有“正宗专门”“根柢学力”这样的隐义。所以这里的“雅”根本上仍是由荀子提出、经刘勰阐发、为后世所承继并深化的文学传统：原道、征圣、宗经，三位一体。
朱庭珍对于诗学“雅”与“俗”的关系的态度可归纳如下：诗固有雅俗之趣，并行不悖；诗教需由雅来统摄、导引俗，同时俗又为雅注入生气和活力；雅俗二者相辅相成，分工明确。这也是他批驳袁枚等人的“性灵”之弊的基本立场。
客观而言，袁枚也并非一任性灵发展，也有“师古”与“师心”结合的主张。但是“性灵”是袁枚诗学中最鲜明之处，亦即朱庭珍最为痛绝之处。但世人好易恶难，跟风模仿袁枚者，也必然是以“性灵”之说为始。袁枚本人有比较深厚的才气学养，所作可深可浅；而跟从学习袁枚的人其修养却高下有分，作品也因之良莠不齐，且往往以学得其皮毛者居多。固然，人人通过吟咏诗句来表达自己的真性情无可厚非，而且完全契合“诗言志”的诗学传统初衷。但是以吟咏“性情”为挡箭牌、拈来“口角戏言”出诗句就可以得诗道、成诗人了吗？
所以，朱庭珍并没有把批驳的重点放在“性灵”派的创作内容和形式的具体得失上，而将笔墨大量用于“性灵”派的社会影响的关照和呼吁中。这正是其苦心所在。
“欲速则不达”。朱庭珍所谓“于彼教自雄，诚为捷径矣”，是对世人跟风“性灵”情状的揭露，也隐含了对袁枚等人的指责：文人作为社会思想的发声筒，必须对自己的言行负责。正如“风骨”本是品评人物的词汇，后被运用到文学批评理论中，就是因为思想与行为成“风”的影响力是深远的。人的言行可以观校而成风，诗歌的创作也会同声相应形成风气，一旦成风便很难改变，而且会渗入社会的方方面面，结果不可估量。先有孔子“恶郑声之乱雅乐，恶利口之覆邦家”为警训，后有齐梁宫体诗绮靡成风成其亡国之前奏为实证。所以社会思潮的风行必须源正本清，才能把危害的一面降到最低，如果根源已经偏斜，那么枝杈就会渐长渐失形状。袁枚、赵翼在其时虽以“浅易”取胜，而终究经不住时间的拷问，在后世又因“浅易”为人诟病。晚清时“性灵”已经成风并深入社会，流毒无穷；因此正本清源，还需兴师问罪于“性灵”。所以朱庭珍的最大忧虑正是“性灵”步入歧途的社会影响这一后患。
总之，朱庭珍针对袁枚、赵翼的“性灵”之弊而阐发的这一段言论所展现出的诗学雅俗观是有其根据而且颇为中肯的。虽然“雅”与“俗”从力量上对比来看往往是“俗”胜过“雅”的，但并不妨碍雅俗的和谐并行，这有赖于“雅”须时刻发挥对“俗”的导引力量。比方言之，“雅”代表社会的中坚文化，“俗”代表社会的下层平民文化，“雅”必须亦张亦弛地驾驭好“俗”这辆车，车子不住，驾驭的人就不能停，即便是悬崖勒马也总好过车毁人堕——“俗”臻于末流、“雅”不得正名。
朱庭珍慨叹：“实有苦心，原非好辩。”再观其心，不得不为之肃然长叹：“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参考文献
[1]郭绍虞.清诗话续编·筱园诗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2）.
作者简介：周华，女，河北省张家口市沽源县，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
（编辑：陈岑）
【关键词】朱庭珍；诗学；雅俗；性灵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晚清儒生朱庭珍曾在《筱园诗话》中痛斥袁枚、赵翼为代表的“性灵”派。以节选文字为例：“袁既以淫女狡童之性灵为宗，专法香山、诚斋之病，误以鄙俚浅滑为自然，尖酸佻巧为聪明，谐谑游戏为风趣，粗恶颓放为雄豪，轻薄卑靡为天真，淫秽浪荡为艳情，倡魔道妖言，以溃诗教之防。一盲作俑，万瞽从风，纷纷逐臭之夫，如云继起。因其诗不讲格律，不贵学问，空疏易于效颦。其诗话又强词夺理，小有语趣，无稽臆说，便于借口。眼前琐事，口角戏言，拈来即是诗句……于彼教自雄，诚为捷径矣。不比正宗专门，须有根柢学力，又须讲求理法才气，屡年难深造成功，用力之久且勤也。是以谬种蔓延不已，流毒天下，至今为梗。赵翼诗比子才虽典较多，七律时工对偶，但诙谐戏谑，俚俗鄙恶，尤无所不至……此亦诗中蟊贼，无丑不备矣。袁、赵二家之为诗魔……实风雅之蠹，六义之罪魁也……学者于此等下劣诗魔，必须视如砒毒，力拒痛绝，不可稍近，恐一沾余习，即无药可医，终身难以湔洗振拔也。予固知今人多中彼法之毒，其徒如林，此论未免有犯众忌，将为招尤之鹄，然为诗学计，欲扶大雅，不能不大声疾呼，痛斥邪魔左道，以警聋聩而挽颓波，实有苦心，原非好辩……当代诗坛同志君子，自能谅之信之。”
以寻常思路很容易把袁枚、赵翼同与之对立的朱庭珍简单地以“俗”“雅”两个阵营来看待。而实质上朱庭珍是否只单纯地站在“雅”的一面而反对“俗”呢？又是否如其所言“实有苦心，原非好辩”呢？
由文字开头便可以初步探寻朱庭珍对于“俗诗”的态度：白居易和杨万里的诗都以通俗成其妙致，但即便是他们也难免会在探索的过程中留下轻浮浅薄之作；再者，“自然”“聪明”“风趣”“天真”“艳情”此五者不失其正才属于真“俗”诗应有的表现范畴。反观之，袁枚等人却是“误”学了白、杨二人的糟粕之处，一个“误”字就将诗的“真俗”与“鄙俗”判然两分。所以，“性灵”派虽以“俗”为旗号实则步入歧途，流于鄙陋，不是真“俗”。下文便指出“性灵”派创作的弊病具体在于两端：“其诗不讲格律，不贵学问……其诗话又强词夺理……”切中要处。所以，朱庭珍并不排斥“俗”，而且尊重“俗”；并强调“俗”应该有下限、受规范。
此规范即在“雅”。“雅”在节选文字中既有“诗教”“大雅”“六义”“风雅”这样的显义，也有“正宗专门”“根柢学力”这样的隐义。所以这里的“雅”根本上仍是由荀子提出、经刘勰阐发、为后世所承继并深化的文学传统：原道、征圣、宗经，三位一体。
朱庭珍对于诗学“雅”与“俗”的关系的态度可归纳如下：诗固有雅俗之趣，并行不悖；诗教需由雅来统摄、导引俗，同时俗又为雅注入生气和活力；雅俗二者相辅相成，分工明确。这也是他批驳袁枚等人的“性灵”之弊的基本立场。
客观而言，袁枚也并非一任性灵发展，也有“师古”与“师心”结合的主张。但是“性灵”是袁枚诗学中最鲜明之处，亦即朱庭珍最为痛绝之处。但世人好易恶难，跟风模仿袁枚者，也必然是以“性灵”之说为始。袁枚本人有比较深厚的才气学养，所作可深可浅；而跟从学习袁枚的人其修养却高下有分，作品也因之良莠不齐，且往往以学得其皮毛者居多。固然，人人通过吟咏诗句来表达自己的真性情无可厚非，而且完全契合“诗言志”的诗学传统初衷。但是以吟咏“性情”为挡箭牌、拈来“口角戏言”出诗句就可以得诗道、成诗人了吗？
所以，朱庭珍并没有把批驳的重点放在“性灵”派的创作内容和形式的具体得失上，而将笔墨大量用于“性灵”派的社会影响的关照和呼吁中。这正是其苦心所在。
“欲速则不达”。朱庭珍所谓“于彼教自雄，诚为捷径矣”，是对世人跟风“性灵”情状的揭露，也隐含了对袁枚等人的指责：文人作为社会思想的发声筒，必须对自己的言行负责。正如“风骨”本是品评人物的词汇，后被运用到文学批评理论中，就是因为思想与行为成“风”的影响力是深远的。人的言行可以观校而成风，诗歌的创作也会同声相应形成风气，一旦成风便很难改变，而且会渗入社会的方方面面，结果不可估量。先有孔子“恶郑声之乱雅乐，恶利口之覆邦家”为警训，后有齐梁宫体诗绮靡成风成其亡国之前奏为实证。所以社会思潮的风行必须源正本清，才能把危害的一面降到最低，如果根源已经偏斜，那么枝杈就会渐长渐失形状。袁枚、赵翼在其时虽以“浅易”取胜，而终究经不住时间的拷问，在后世又因“浅易”为人诟病。晚清时“性灵”已经成风并深入社会，流毒无穷；因此正本清源，还需兴师问罪于“性灵”。所以朱庭珍的最大忧虑正是“性灵”步入歧途的社会影响这一后患。
总之，朱庭珍针对袁枚、赵翼的“性灵”之弊而阐发的这一段言论所展现出的诗学雅俗观是有其根据而且颇为中肯的。虽然“雅”与“俗”从力量上对比来看往往是“俗”胜过“雅”的，但并不妨碍雅俗的和谐并行，这有赖于“雅”须时刻发挥对“俗”的导引力量。比方言之，“雅”代表社会的中坚文化，“俗”代表社会的下层平民文化，“雅”必须亦张亦弛地驾驭好“俗”这辆车，车子不住，驾驭的人就不能停，即便是悬崖勒马也总好过车毁人堕——“俗”臻于末流、“雅”不得正名。
朱庭珍慨叹：“实有苦心，原非好辩。”再观其心，不得不为之肃然长叹：“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参考文献
[1]郭绍虞.清诗话续编·筱园诗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2）.
作者简介：周华，女，河北省张家口市沽源县，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
（编辑：陈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