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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诗歌作为特殊的文学形式，其丰富的语言内涵、优美的语言形式在语际转换中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冲突日显突出。随着翻译研究从两种语言的转换拓宽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创造性研究已经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以改写理论为支撑，从诗学的角度对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进行分析。
关键词：诗歌翻译 创造性叛逆 改写理论
诗歌翻译是文学翻译领域里一个重要方面，它丰富的内涵、优美的韵律在语际转换的形式和内容上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冲突。因而成为翻译界争议最多的领域之一。诗歌的翻译实践证明，诗歌是可以翻译的，在翻译过程中适当地改写，也有可能完美再现诗歌的美与其中的意境。
1、改写理论与创造性叛逆的渊源
创造性叛逆最初是南法国文学社会学家Robert Escarpit提出来的。他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一次生命。”在文学翻译的过程当中，创造性和叛逆性其实是根本无法分割开来的。翻译者在某种再创作的动机驱动下完成某种创造性翻译性行为的时候，通过发挥和调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对内容和美学效果进行诠释和说明。
在翻译实践的过程当中，有学者提出了“翻译即改写”的主张，其中最具代表的人物是比利时裔美籍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他对翻译过程进行了客观的描述：翻译是操控，并且在于受控制的社会，翻译避免不了改写，才能使源语文本得以跨越文化障碍；叛逆势必导致一定程度的改写，所以改写就为叛逆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和理论支撑，由此，创造性叛逆和改写有机地结合到一起。
2、改写理论是创造性叛逆的理论基石
翻译的改写理论是美国当代翻译理论家安德勒弗维尔提出的。他的基本翻译思想是：把翻译研究中的着眼点从语言学派所最为关心的语言结构及语言形式对应问题，转向目标文本与源文本在各自文化系统中的意义和功能。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勒菲弗尔把“改写”概念替换成了“折射”，而文学改写的目的是为了推动特定文学朝着某一方向发展。折射理论是在埃文·佐哈尔(Evell Zohar)多元系统论影响下提出来的，该理论的倡导者认为文学作品主要以折射文本的形式存在，对特定文本的理解受限于特定的文学文化为背景，折射文本是为了适应不同读者而对文本进行修改的结果，最能体现这点的形式莫过于翻译了。在这一时期，他重新审视和定位了他对文学系统的假说，认为文学系统只是更大的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增添了“论域”在“赞助人”、“诗学规范”、“自然语言”等范畴里。直到1992年，勒菲弗尔对改写理论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总结。分析了诗学思想、意识形态、语言问题与翻译的关系，从而使改写理论日趋完善。几年后，另一位学者Jeremy Munday对改写理论作了相对明确的概述，他宣称：勒菲弗尔后期有关翻译与文化的著作是标志着文学翻译研究向文化转向的连接点。他认为翻译就是改写，而改写的动机一般情况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或者是诗学上的需要。大致来说翻译在文学系统中的运作受到三种因素的制约：一是文学系统的赞助人，即促进或者阻碍文学阅读，创作和改写的力量。二是通过主流诗学，由文学手法和文学功能构成。三是文学系统内的专业人士，即批评家、教师及译者。
3、诗学与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忠实于原诗歌的意境和情感的翻译标准是我国传统译学思想构建的基石。从文艺美学角度来看，诗歌翻译的理解阶段就是译者对原诗歌的审美感知和把握阶段，而表达阶段这是使诗歌的美再现的过程。
诗歌之所有会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是因为其优美的韵律和节奏感。在韵律问题上，译者们普遍认为：第一，诗歌翻译中的格律的审美价值和功能是客观存在的。第二，译者应该尽可能地在翻译的作品中体现出诗歌的节奏感。中国新诗派诗人戴望舒有他自己的看法：“诗歌的翻译应该是脱离了音乐的成分，但是把华丽动听的辞藻组合在一起不是诗歌的特点。”诗歌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是在诗歌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也是就我们所说的诗情的程度上。诗情才是最本质的东西。对于译者而言，只要译者把作者的创作目的和意境表达m来并具有艺术气息和灵感，赋予诗歌的形式，这样就可以理解为成功的翻译。在诗学规范里，译者应采用相应的文学手法以期实现预期的文学效果。译者在翻译实践中，都希望通过翻译的作品能够展现自己的诗学思想，而这正是译者创造性叛逆中个性化翻译的根源。
4、诗歌翻译中改写理论的必要性
尽管有人认为诗歌翻译是一种背叛，但这并不表明在跨文化交际中诗歌不能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转换。其实，这一目标的实现就是对诗歌的改写。诗歌的改写所强调的文本，是译者作为诗歌审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庞德的译作《神州集》(Cathay)就是一部经过改写的翻译作品，它曾招致严厉的指责，同时也赢得了极度赞誉。这是由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欣赏作品的主体不一样，意识形态、审美观和价值观的差异造成了对同一作品天壤之别的评价。客观地说，从内容上，诗集呈现出了自身特定的鲜明主题，虽然丢失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异域风味。但是诗歌在心境、情感氛围等方面却得到了重奏和强化；在形式上，诗集呈现出了一副新的面孔，语言口语化，节奏自由跳跃，从而使诗歌在一定程度上把内在的情感爆发出来。可以说，诗集中有着很明显的模仿、增删、保留，而正是这种“叛逆性”的、“创造性”的改写，使诗集具备了自身独特的文学实体性。
结语
改写理论涉及的意识形态、诗学规范等的因素是译者进行创造性叛逆的客观条件，而译者的主体意识则是创造性叛逆的内在动因，在内外动因共同作用下，兼顾主体性与宏观文学、文化语境的协调，从最大程度上获得最佳的翻译效果。
关键词：诗歌翻译 创造性叛逆 改写理论
诗歌翻译是文学翻译领域里一个重要方面，它丰富的内涵、优美的韵律在语际转换的形式和内容上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冲突。因而成为翻译界争议最多的领域之一。诗歌的翻译实践证明，诗歌是可以翻译的，在翻译过程中适当地改写，也有可能完美再现诗歌的美与其中的意境。
1、改写理论与创造性叛逆的渊源
创造性叛逆最初是南法国文学社会学家Robert Escarpit提出来的。他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一次生命。”在文学翻译的过程当中，创造性和叛逆性其实是根本无法分割开来的。翻译者在某种再创作的动机驱动下完成某种创造性翻译性行为的时候，通过发挥和调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对内容和美学效果进行诠释和说明。
在翻译实践的过程当中，有学者提出了“翻译即改写”的主张，其中最具代表的人物是比利时裔美籍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他对翻译过程进行了客观的描述：翻译是操控，并且在于受控制的社会，翻译避免不了改写，才能使源语文本得以跨越文化障碍；叛逆势必导致一定程度的改写，所以改写就为叛逆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和理论支撑，由此，创造性叛逆和改写有机地结合到一起。
2、改写理论是创造性叛逆的理论基石
翻译的改写理论是美国当代翻译理论家安德勒弗维尔提出的。他的基本翻译思想是：把翻译研究中的着眼点从语言学派所最为关心的语言结构及语言形式对应问题，转向目标文本与源文本在各自文化系统中的意义和功能。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勒菲弗尔把“改写”概念替换成了“折射”，而文学改写的目的是为了推动特定文学朝着某一方向发展。折射理论是在埃文·佐哈尔(Evell Zohar)多元系统论影响下提出来的，该理论的倡导者认为文学作品主要以折射文本的形式存在，对特定文本的理解受限于特定的文学文化为背景，折射文本是为了适应不同读者而对文本进行修改的结果，最能体现这点的形式莫过于翻译了。在这一时期，他重新审视和定位了他对文学系统的假说，认为文学系统只是更大的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增添了“论域”在“赞助人”、“诗学规范”、“自然语言”等范畴里。直到1992年，勒菲弗尔对改写理论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总结。分析了诗学思想、意识形态、语言问题与翻译的关系，从而使改写理论日趋完善。几年后，另一位学者Jeremy Munday对改写理论作了相对明确的概述，他宣称：勒菲弗尔后期有关翻译与文化的著作是标志着文学翻译研究向文化转向的连接点。他认为翻译就是改写，而改写的动机一般情况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或者是诗学上的需要。大致来说翻译在文学系统中的运作受到三种因素的制约：一是文学系统的赞助人，即促进或者阻碍文学阅读，创作和改写的力量。二是通过主流诗学，由文学手法和文学功能构成。三是文学系统内的专业人士，即批评家、教师及译者。
3、诗学与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忠实于原诗歌的意境和情感的翻译标准是我国传统译学思想构建的基石。从文艺美学角度来看，诗歌翻译的理解阶段就是译者对原诗歌的审美感知和把握阶段，而表达阶段这是使诗歌的美再现的过程。
诗歌之所有会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是因为其优美的韵律和节奏感。在韵律问题上，译者们普遍认为：第一，诗歌翻译中的格律的审美价值和功能是客观存在的。第二，译者应该尽可能地在翻译的作品中体现出诗歌的节奏感。中国新诗派诗人戴望舒有他自己的看法：“诗歌的翻译应该是脱离了音乐的成分，但是把华丽动听的辞藻组合在一起不是诗歌的特点。”诗歌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是在诗歌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也是就我们所说的诗情的程度上。诗情才是最本质的东西。对于译者而言，只要译者把作者的创作目的和意境表达m来并具有艺术气息和灵感，赋予诗歌的形式，这样就可以理解为成功的翻译。在诗学规范里，译者应采用相应的文学手法以期实现预期的文学效果。译者在翻译实践中，都希望通过翻译的作品能够展现自己的诗学思想，而这正是译者创造性叛逆中个性化翻译的根源。
4、诗歌翻译中改写理论的必要性
尽管有人认为诗歌翻译是一种背叛，但这并不表明在跨文化交际中诗歌不能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转换。其实，这一目标的实现就是对诗歌的改写。诗歌的改写所强调的文本，是译者作为诗歌审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庞德的译作《神州集》(Cathay)就是一部经过改写的翻译作品，它曾招致严厉的指责，同时也赢得了极度赞誉。这是由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欣赏作品的主体不一样，意识形态、审美观和价值观的差异造成了对同一作品天壤之别的评价。客观地说，从内容上，诗集呈现出了自身特定的鲜明主题，虽然丢失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异域风味。但是诗歌在心境、情感氛围等方面却得到了重奏和强化；在形式上，诗集呈现出了一副新的面孔，语言口语化，节奏自由跳跃，从而使诗歌在一定程度上把内在的情感爆发出来。可以说，诗集中有着很明显的模仿、增删、保留，而正是这种“叛逆性”的、“创造性”的改写，使诗集具备了自身独特的文学实体性。
结语
改写理论涉及的意识形态、诗学规范等的因素是译者进行创造性叛逆的客观条件，而译者的主体意识则是创造性叛逆的内在动因，在内外动因共同作用下，兼顾主体性与宏观文学、文化语境的协调，从最大程度上获得最佳的翻译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