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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民企参与军品研制生产的大门正逐渐敞开，民企“参军”，正成为一个大的趋势。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库桂生少将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对于民企‘参军’也是一样。”
重庆民企发展的第一个高峰靠“军转民”，而即将到来的第二个高峰，很可能是“民参军”。
■ 从“个体户”到军品商
“9年前我还是‘个体户’。”1999年，李继良从北京一家科技公司辞职，“一个人，家徒四壁，两手空空。”
而现在，李继良已是一位身家过亿元的私企老板。“隐藏”在其过亿身家背后的一个惊人事实是：军品销售收入占其公司总收入的96%。
一家私营企业何以能在高度垄断的军工行业中分得一杯羹？
改变李继良命运的一幕发生在1999年。辞职下海以后，他开始推销一种叫做 “声表面波滤波器”的产品——这种产品曾被广泛应用在有线电视和BP机上。
“当时，我到重庆出差，本来是要和邮电部一家工厂谈生意。”李继良回忆，“一个同学告诉我，重庆有家军工厂，也需要类似产品，你不妨去找找他们。”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李继良来到了这家军工企业。
李继良忐忑不安：“当时，重庆已有另外一家军口研究所提供相同产品，他们能接纳一个贸然闯入的私营企业吗？”
“不过，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我，因为我的产品比那家军口研究所的优秀。”在军工领域的意外发现，为李继良的人生“打开了另外一扇窗”。
■ 民企“参军”的诱惑和尴尬
无心插柳的李继良是幸运的。
据官方统计，2007年我国国防预算3509.21亿元，其中装备费用约占三成。
“这是一个每年超过千亿元的大市场。”国防科工委政策法规司司长张嘉浩说，“但《公司法》规定：私营企业不得从事军工、金融业的生产经营。”
这条规定像一道“玻璃门”，硬生生横在私营企业面前。“看得见，进不去。”面对军工盛宴，众多民企垂涎欲滴，却不能举筷食之。
“只有少量民营企业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参与，名曰‘课题攻关’或‘项目代包’。”张嘉浩说。
“擦边球”打得最精的是浙江。
一件防弹衣，竟然将“浙江”和“伊拉克”联系到了一起：2004年9月的伊拉克，12名英国士兵遭袭，最多者中了12枪，但仍奇迹般地保住了性命——因为他们穿着宁波大成公司生产的防弹衣。
“浙江参与国防军品研制生产的企业有55家，”浙江省经贸委国防科工办主任陈加福说，“三分之二是民营企业。”
陈加福说：“长期以来，我国国防工业采用前苏联军民分割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迅速壮大国防力量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这种缺乏竞争的体制，弊端越来越明显。”
大成成长的本身，就说明了国有军工企业在人才和技术上的优势在削弱。
“很多高新技术为什么很难应用到部队，就是民企‘参军’难。”陈加福认为。
為这道“玻璃门”打开一道缝隙的时候到了。
■ ＴＣＬ的重庆破局
TCL到重庆之前，重庆军工企业的变革一直停留在军转民阶段。
“其实TCL早就有进入军工领域的梦想。”其掌门人李东生说。
在全球家电业、IT业和手机业都日益饱和的大背景下，TCL的利润率也越来越低，2004年TCL集团营业收入393亿元，但利润仅16亿元。TCL把突破口放在利润高的军工产业也就不足为奇了。
2003年，李东生就与重庆某军工企业有过亲密接触，但终因“门槛”限制，他郁郁而回。
但突然有一天，情况发生了变化。
2005年3月初的一天，李东生看到一条新闻：“非公36条”颁布，国家鼓励民营企业进入军工领域。兴奋不已的李东生立即给国防科工委打电话，获得了确切答复，但是“需要等等，因为具体实施办法国家还没有发布”。
3个月之后，6月15日，国防科工委颁布了《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除主战坦克、战斗机等核心军工产品的制造外，民营企业想进入武器装备科研和生产领域，在政策上都没有障碍！”国防科工委经济协调司司长刘东奎说。
李东生确信，这一天将是TCL命运的拐点。
李东生低调飞临重庆。不久，他对外宣布：TCL已经和重庆某军工公司签订了“军民合作发展意向书”，TCL将利用在国内外的研发平台和人力资源，促进中国军事装备业的发展。
这家公司是一家老牌军工企业，它是国家在西南定点的自动化指挥系统的科研生产基地，承担了多项国家级科研及生产任务。
“双方以参股方式进行合作，目标是建立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一流军工电子企业。”TCL重庆破局的2005年，被国防科工委评价为“民企与军方规模合作的元年”。
■ 民企“参军”路线图
2007年，一个主题为“国防经济研究”的沙龙，吸引了国内众多想吃“军工宴”的民企。
沙龙的目的是为建立民营军品生产企业行业商会做准备，主办方是国防科工委下属的“国家安全战略与国防经济研究专业委员会”。
“有了这个商会，就可以形成与军方沟通的渠道，促进民企‘参军’碰到的体制问题的解决。”说起这个沙龙，重庆一家民营摩托企业的负责人一脸兴奋。
相对于各大军工集团来讲，这样一个群体默默无闻，但任何人都不应忽视这种力量。
一张民营企业参与军工领域的路线图，在该沙龙半年的努力下，终于姗然而至：在省级国防科工委(办)登记备案——获取参与国防科技工业建设所需的相关信息——申请“三证”，即军品科研生产许可证、保密认证和质量认证。
完成上述步骤后，民企即可进入所允许的范围和领域，包括军品科研生产、项目合作和军工企业的改组改制等。
但有了生产“许可证”，并不代表民企已拿到了生产科研的任务——企业不能奢望“上车就有座”。
“《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实施办法》有两类许可：‘核心军工’的科研生产许可；武器、装备的一般分系统和其他专用配套产品。”民营军品研究专家杨震澎说，“民企从第二类许可入手，才有希望拿到订单，因为第一类许可一般只给国有军工企业。”
“最重要的是自主创新，对知识产权的高度控制。”杨震澎强调，“对于一家有着先进技术的民企来说，要让军方知道你在做什么，做得还不错，并且军方能用得上，这样民企‘参军’就有谱了。”
■ 民企“参军”的重庆机遇
“再有8个月，我们应该就能进入军工领域了。”李朗声脸上浮着愉悦。
李朗声是重庆一家民营企业的老总，他正在为企业获得国防科工委将在下半年颁发的50张武器研发及生产许可证中的1张而准备。
“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李朗声说，“不过，太值得等了。”
“军工行业开门迎客，是重庆民企的一大福音。”在第八届重庆高交会“军民结合·创新发展高层论坛”上，力帆集团掌门人尹明善分析说，经过抗日战争军工大内迁、上世纪60年代“三线建设”和近30年“军转民”的发展，重庆民企已具备了参与军工生产的能力。重庆民企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是“军转民”，第二个高峰一定是“民参军”。
经过几十年发展，重庆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常规武器、船舶配套产品开发生产基地、国家重点支持的十大装备制造基地之一。
目前，重庆1/3的工业总产值来源于军口配套和军口溢出企业。
重庆有深厚的军工基础，“民参军”本来有近水楼台的优势，但很多省份早已跑到重庆之前——浙江省制订出具体细则，对民企进入军工领域给予大力支持；深圳市贸易工业局加挂了“军工办”招牌，帮助民企“批量”进入军工领域；广州市专门为民企进入军工领域组织了相关培训……
“民企‘参军’是重庆民营经济发展的新机遇，重庆应该向国家申请成为第一个‘中国国防科技城’。”重庆军民结合产业研究课题组组长李勇说，“重庆作为全国军工产业的‘带头大哥’，应该成为这一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红墙内隐约已见渝商的身影，需要的，是时间的磨练来逐渐熟悉这个市场的特殊要求，方向已经明确，怎样过河就要看渝商们的看家本领了。
但毕竟，大门已经打开。
重庆民企发展的第一个高峰靠“军转民”，而即将到来的第二个高峰，很可能是“民参军”。
■ 从“个体户”到军品商
“9年前我还是‘个体户’。”1999年，李继良从北京一家科技公司辞职，“一个人，家徒四壁，两手空空。”
而现在，李继良已是一位身家过亿元的私企老板。“隐藏”在其过亿身家背后的一个惊人事实是：军品销售收入占其公司总收入的96%。
一家私营企业何以能在高度垄断的军工行业中分得一杯羹？
改变李继良命运的一幕发生在1999年。辞职下海以后，他开始推销一种叫做 “声表面波滤波器”的产品——这种产品曾被广泛应用在有线电视和BP机上。
“当时，我到重庆出差，本来是要和邮电部一家工厂谈生意。”李继良回忆，“一个同学告诉我，重庆有家军工厂，也需要类似产品，你不妨去找找他们。”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李继良来到了这家军工企业。
李继良忐忑不安：“当时，重庆已有另外一家军口研究所提供相同产品，他们能接纳一个贸然闯入的私营企业吗？”
“不过，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我，因为我的产品比那家军口研究所的优秀。”在军工领域的意外发现，为李继良的人生“打开了另外一扇窗”。
■ 民企“参军”的诱惑和尴尬
无心插柳的李继良是幸运的。
据官方统计，2007年我国国防预算3509.21亿元，其中装备费用约占三成。
“这是一个每年超过千亿元的大市场。”国防科工委政策法规司司长张嘉浩说，“但《公司法》规定：私营企业不得从事军工、金融业的生产经营。”
这条规定像一道“玻璃门”，硬生生横在私营企业面前。“看得见，进不去。”面对军工盛宴，众多民企垂涎欲滴，却不能举筷食之。
“只有少量民营企业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参与，名曰‘课题攻关’或‘项目代包’。”张嘉浩说。
“擦边球”打得最精的是浙江。
一件防弹衣，竟然将“浙江”和“伊拉克”联系到了一起：2004年9月的伊拉克，12名英国士兵遭袭，最多者中了12枪，但仍奇迹般地保住了性命——因为他们穿着宁波大成公司生产的防弹衣。
“浙江参与国防军品研制生产的企业有55家，”浙江省经贸委国防科工办主任陈加福说，“三分之二是民营企业。”
陈加福说：“长期以来，我国国防工业采用前苏联军民分割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迅速壮大国防力量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这种缺乏竞争的体制，弊端越来越明显。”
大成成长的本身，就说明了国有军工企业在人才和技术上的优势在削弱。
“很多高新技术为什么很难应用到部队，就是民企‘参军’难。”陈加福认为。
為这道“玻璃门”打开一道缝隙的时候到了。
■ ＴＣＬ的重庆破局
TCL到重庆之前，重庆军工企业的变革一直停留在军转民阶段。
“其实TCL早就有进入军工领域的梦想。”其掌门人李东生说。
在全球家电业、IT业和手机业都日益饱和的大背景下，TCL的利润率也越来越低，2004年TCL集团营业收入393亿元，但利润仅16亿元。TCL把突破口放在利润高的军工产业也就不足为奇了。
2003年，李东生就与重庆某军工企业有过亲密接触，但终因“门槛”限制，他郁郁而回。
但突然有一天，情况发生了变化。
2005年3月初的一天，李东生看到一条新闻：“非公36条”颁布，国家鼓励民营企业进入军工领域。兴奋不已的李东生立即给国防科工委打电话，获得了确切答复，但是“需要等等，因为具体实施办法国家还没有发布”。
3个月之后，6月15日，国防科工委颁布了《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除主战坦克、战斗机等核心军工产品的制造外，民营企业想进入武器装备科研和生产领域，在政策上都没有障碍！”国防科工委经济协调司司长刘东奎说。
李东生确信，这一天将是TCL命运的拐点。
李东生低调飞临重庆。不久，他对外宣布：TCL已经和重庆某军工公司签订了“军民合作发展意向书”，TCL将利用在国内外的研发平台和人力资源，促进中国军事装备业的发展。
这家公司是一家老牌军工企业，它是国家在西南定点的自动化指挥系统的科研生产基地，承担了多项国家级科研及生产任务。
“双方以参股方式进行合作，目标是建立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一流军工电子企业。”TCL重庆破局的2005年，被国防科工委评价为“民企与军方规模合作的元年”。
■ 民企“参军”路线图
2007年，一个主题为“国防经济研究”的沙龙，吸引了国内众多想吃“军工宴”的民企。
沙龙的目的是为建立民营军品生产企业行业商会做准备，主办方是国防科工委下属的“国家安全战略与国防经济研究专业委员会”。
“有了这个商会，就可以形成与军方沟通的渠道，促进民企‘参军’碰到的体制问题的解决。”说起这个沙龙，重庆一家民营摩托企业的负责人一脸兴奋。
相对于各大军工集团来讲，这样一个群体默默无闻，但任何人都不应忽视这种力量。
一张民营企业参与军工领域的路线图，在该沙龙半年的努力下，终于姗然而至：在省级国防科工委(办)登记备案——获取参与国防科技工业建设所需的相关信息——申请“三证”，即军品科研生产许可证、保密认证和质量认证。
完成上述步骤后，民企即可进入所允许的范围和领域，包括军品科研生产、项目合作和军工企业的改组改制等。
但有了生产“许可证”，并不代表民企已拿到了生产科研的任务——企业不能奢望“上车就有座”。
“《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实施办法》有两类许可：‘核心军工’的科研生产许可；武器、装备的一般分系统和其他专用配套产品。”民营军品研究专家杨震澎说，“民企从第二类许可入手，才有希望拿到订单，因为第一类许可一般只给国有军工企业。”
“最重要的是自主创新，对知识产权的高度控制。”杨震澎强调，“对于一家有着先进技术的民企来说，要让军方知道你在做什么，做得还不错，并且军方能用得上，这样民企‘参军’就有谱了。”
■ 民企“参军”的重庆机遇
“再有8个月，我们应该就能进入军工领域了。”李朗声脸上浮着愉悦。
李朗声是重庆一家民营企业的老总，他正在为企业获得国防科工委将在下半年颁发的50张武器研发及生产许可证中的1张而准备。
“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李朗声说，“不过，太值得等了。”
“军工行业开门迎客，是重庆民企的一大福音。”在第八届重庆高交会“军民结合·创新发展高层论坛”上，力帆集团掌门人尹明善分析说，经过抗日战争军工大内迁、上世纪60年代“三线建设”和近30年“军转民”的发展，重庆民企已具备了参与军工生产的能力。重庆民企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是“军转民”，第二个高峰一定是“民参军”。
经过几十年发展，重庆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常规武器、船舶配套产品开发生产基地、国家重点支持的十大装备制造基地之一。
目前，重庆1/3的工业总产值来源于军口配套和军口溢出企业。
重庆有深厚的军工基础，“民参军”本来有近水楼台的优势，但很多省份早已跑到重庆之前——浙江省制订出具体细则，对民企进入军工领域给予大力支持；深圳市贸易工业局加挂了“军工办”招牌，帮助民企“批量”进入军工领域；广州市专门为民企进入军工领域组织了相关培训……
“民企‘参军’是重庆民营经济发展的新机遇，重庆应该向国家申请成为第一个‘中国国防科技城’。”重庆军民结合产业研究课题组组长李勇说，“重庆作为全国军工产业的‘带头大哥’，应该成为这一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红墙内隐约已见渝商的身影，需要的，是时间的磨练来逐渐熟悉这个市场的特殊要求，方向已经明确，怎样过河就要看渝商们的看家本领了。
但毕竟，大门已经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