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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任弼时党性观是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发展、党性锻炼的科学指南和反腐倡廉的思想武器。新时期学习发扬任弼时党性观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任弼时；党性观；时代价值
任弼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任弼时所创立的党性观在其关于党的理论学说中独树一帜、颇具特色。学习和研究这一理论，对于我党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进行理论创新，探索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新路子很有裨益。
一、任弼时党性观的形成条件
任弼时党性观形成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整风运动前后。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整风运动把端正党的指导思想作为首要任务，明确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归根到底是要使全党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增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具备的党性。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协助毛泽东领导了这场整风运动，并对增强党性锻炼、整顿“三风”、改进领导方法等问题做了深刻论述。任弼时关于增强党性的理论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创立起来的。具体地说，任弼时党性观的形成基于如下四个方面的现实基础之上。
1.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是任弼时党性观形成的直接现实基础
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1942年侵华日军进行连续的“扫荡”战争，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国民党则调动几十万大军包围和封锁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由于日寇的“扫荡”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根据地出现了极其严重的困难局面。面对严峻挑战和考验，党中央要求共产党员努力加强党性锻炼与修养，为党在民族民主革命中赢得主动并立于不败之地打下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任弼时的党性观就是为了适应这种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
2.党的自身建设的需要是任弼时党性观形成的内部动力
中国共产党是在相对封闭落后的农村环境里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从1937年7月到1940年7月，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党的队伍急剧扩大，党员由4万激增到80万，增加20倍，“我们党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生活当中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1](P239)而新增加的70多万党员中，绝大部分来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许多人组织上虽然入了党，但思想上并没有入党。加强党性修养，保持无产阶级的党性，迫切地提上了党的工作日程，否则，“党就变了性质，无产阶级其名，小资产阶级其实。”[2](P284)毛泽东非常重视党性教育的问题，早在1941年3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就提议任弼时写一篇关于党性的文章。同年7月1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任弼时作为当时党中央的核心成员和毛泽东的亲密助手，不仅参与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的制订，而且随即撰写了《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并于1942年7月14日在中央党校作了《为什么要作出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反对宗派主义》等报告，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增强党性的一系列理论观点，构成了其党性观的基本思想。
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一系列论述，是任弼时党性观形成的理论基础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向来十分重视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3](P285)列宁也曾多次论述过这一问题，并直接使用了“修养”这一概念，他对于党的建设和党员修养的思想理论更全面、更深刻，他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4](P311)，“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4](P312)
任弼时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非常熟悉，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延安整风时期，他不仅号召大家学习马列主义著作，而且身体力行，参加学习小组，带头专心致志地攻读经典、研究问题。正是有了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才使任弼时能够站在马克思主义的高度来探索党的建设理论，从而为其党性观形成和创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任弼时的独特经历是其创立党性观的主观条件。
首先，任弼时之所以创立党性观，与他早年在苏联的经历有很大关系。1921年春，年方17岁的任弼时到苏联学习，至1924年8月回国。在这三年多时间里，他一方面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由此打下了扎实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功底；另一方面尤为重要，就是受到非常严格的党性教育与训练，培养了坚强的党性。
其次，任弼时三十年如一日，始终按其党性观身体力行，成为我们党的党性修养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楷模。正如胡锦涛在纪念任弼时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所指出的：“任弼时同志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范的共产党员。……始终坚持党性原则。”“他长期抱病担任繁重的工作，病重期间仍要求自己‘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为革命事业奋斗不息的奉献精神。他的这种精神，被大家形象地誉为‘骆驼精神’。”[6]沙漠之舟的形象是其精神世界最传神的写照。
二、任弼时党性观的基本思想和深刻内涵
任弼时党性观是一个内容丰富、思想深邃的理论体系。其基本思想和深刻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党性概念的重新界定和阐释
我们党至延安整风时已有20多年的历史，但从建党起就致力于紧张的革命战争，没有条件对全党进行系统的党性教育，不少党员对于什么是党性并不清楚，存在模糊的认识，以为只要“服从领导”“按时到会”“缴纳党费”，就是有了党性。有鉴于此，任弼时首先对党性的内涵和本质作了科学的论述，明确指出：“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党性是以党员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论行动来作标志，来测量的。”[1](P231)也就是说，必须从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体现的高度来认识。这样，任弼时就对“党性”概念作了全新的解释，赋予了“党性”以全新的涵义，使之成为共产党人建党学说的重要范畴。 2.对增强党性的内容的全面论述和阐发
任弼时提出增强党性锻炼、加强党性修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要深刻地认识和了解无产阶级的利益是我党的最高利益，应该用无限的忠实性和坚定性为这个利益服务。”[1](P233)任弼时认为只有同自己的旧的非无产阶级意识作长期的斗争，“战胜它，克服它，排斥它”，才能具备无产阶级的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
(2)“要在领悟马列主义理论方面修养自己，培植自己，坚定自己。”[1](P234)任弼时强调“要灵活地、切乎实际地去运用马列主义”，即“以马列主义的原则，以马列主义的立场去观察问题、处理问题”，而不是“不顾实际情况，只唱高调，套公式。”[1](P234)
(3)“要以马列主义的原则指导自己的实际活动”。[1](P235)任弼时强调必须使“个人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党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的地位，为党的统一，为党的团结而斗争”。[1](P235)
(4)“要遵守党的统一的纪律”。[1](P235)任弼时指出：“我们党的基本组织原则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党的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的各个组织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这对于任何一个党员都是毫无例外的。”[1](P235-236)
(5)“要与群众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联系。”[1](P236)任弼时认为这是我们党的伟大力量的源泉，因此，必须“经常使我们党的威信在群众面前提高起来，使得广大群众信赖我们的党，为我党的力量的雄厚和增大而斗争。”[1](P236-237)
任弼时指出：上述五个方面，既是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内涵，也是衡量党员党性的主要标志。
3.对增强党性的方法和态度的科学分析和探讨
首先，掌握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任弼时认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仅不会破坏领导人和领导机关的威信、妨碍工作纪律的执行，而且会揭发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纠正，巩固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威信。
其次，深入细致地进行调查研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任弼时指出没有艰苦的调查研究，就不可能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不可能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再次，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任弼时认为，“只要依靠群众，只要虚心向群众学习，一切问题都有办法解决。”[1](P303)在他看来，与群众打成一片，“是我们所要求每个党员应有的群众观念，同时也是每个党员有无党性的起码条件。”[1](P304)
三、任弼时党性观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任弼时的党性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发展
任弼时站在共产党员的党性锻炼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高度，给予“党性”以新的规定和理解，系统地阐述了增强党性的必要性、基本内容、方法态度等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为毛泽东党建思想增添了一些新内容，对党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几十年来，任弼时关于共产党员增强党性修养的理论和观点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也是新时期共产党人加强自身建设的理论经典。
2.任弼时的党性观是新世纪新阶段共产党员党性锻炼的科学指南
经过九十多年的发展，我们的党员队伍、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矛盾突显期；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增多。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能否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关键在于我们的党员干部队伍是否具有适应错综复杂局势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为此，我们应深入学习任弼时的党性观，加强党性锻炼和修养，这是确保我们党本世纪宏伟目标顺利实现的坚强保障。
3.任弼时的党性观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腐倡廉，抵制不正之风，建设一支高素质干部队伍的思想武器
发展市场经济是时代的呼唤，也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然而，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对每个党员，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要抵御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的负面效应，就必须加强党性修养，保持高度纯洁的无产阶级党性，从而筑牢坚固的思想防线，以自觉地抵制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任弼时早就指出：“要反对政府、军队和党的系统中的贪污、腐化和堕落的严重倾向，这对于巩固党的组织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1](P299)胡锦涛总书记在2009年1月中共第17届中央纪委第3次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领导干部作风问题，说到底是党性问题。党性纯洁则作风端正，党性不纯则作风不正。因此，任弼时党性观是反对党内不正之风，特别是拒腐防变，夺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胜利的一把利剑。
参考文献:
[1]任弼时.任弼时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冷溶.任弼时研究的新进展[J].党的文献,2004,(3).
[6]胡锦涛.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 弘扬良好作风 继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N].人民日报,2009-01-14(1).
关键词:任弼时；党性观；时代价值
任弼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任弼时所创立的党性观在其关于党的理论学说中独树一帜、颇具特色。学习和研究这一理论，对于我党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进行理论创新，探索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新路子很有裨益。
一、任弼时党性观的形成条件
任弼时党性观形成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整风运动前后。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整风运动把端正党的指导思想作为首要任务，明确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归根到底是要使全党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增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具备的党性。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协助毛泽东领导了这场整风运动，并对增强党性锻炼、整顿“三风”、改进领导方法等问题做了深刻论述。任弼时关于增强党性的理论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创立起来的。具体地说，任弼时党性观的形成基于如下四个方面的现实基础之上。
1.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是任弼时党性观形成的直接现实基础
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1942年侵华日军进行连续的“扫荡”战争，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国民党则调动几十万大军包围和封锁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由于日寇的“扫荡”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根据地出现了极其严重的困难局面。面对严峻挑战和考验，党中央要求共产党员努力加强党性锻炼与修养，为党在民族民主革命中赢得主动并立于不败之地打下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任弼时的党性观就是为了适应这种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
2.党的自身建设的需要是任弼时党性观形成的内部动力
中国共产党是在相对封闭落后的农村环境里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从1937年7月到1940年7月，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党的队伍急剧扩大，党员由4万激增到80万，增加20倍，“我们党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生活当中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1](P239)而新增加的70多万党员中，绝大部分来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许多人组织上虽然入了党，但思想上并没有入党。加强党性修养，保持无产阶级的党性，迫切地提上了党的工作日程，否则，“党就变了性质，无产阶级其名，小资产阶级其实。”[2](P284)毛泽东非常重视党性教育的问题，早在1941年3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就提议任弼时写一篇关于党性的文章。同年7月1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任弼时作为当时党中央的核心成员和毛泽东的亲密助手，不仅参与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的制订，而且随即撰写了《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并于1942年7月14日在中央党校作了《为什么要作出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反对宗派主义》等报告，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增强党性的一系列理论观点，构成了其党性观的基本思想。
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一系列论述，是任弼时党性观形成的理论基础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向来十分重视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3](P285)列宁也曾多次论述过这一问题，并直接使用了“修养”这一概念，他对于党的建设和党员修养的思想理论更全面、更深刻，他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4](P311)，“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4](P312)
任弼时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非常熟悉，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延安整风时期，他不仅号召大家学习马列主义著作，而且身体力行，参加学习小组，带头专心致志地攻读经典、研究问题。正是有了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才使任弼时能够站在马克思主义的高度来探索党的建设理论，从而为其党性观形成和创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任弼时的独特经历是其创立党性观的主观条件。
首先，任弼时之所以创立党性观，与他早年在苏联的经历有很大关系。1921年春，年方17岁的任弼时到苏联学习，至1924年8月回国。在这三年多时间里，他一方面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由此打下了扎实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功底；另一方面尤为重要，就是受到非常严格的党性教育与训练，培养了坚强的党性。
其次，任弼时三十年如一日，始终按其党性观身体力行，成为我们党的党性修养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楷模。正如胡锦涛在纪念任弼时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所指出的：“任弼时同志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范的共产党员。……始终坚持党性原则。”“他长期抱病担任繁重的工作，病重期间仍要求自己‘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为革命事业奋斗不息的奉献精神。他的这种精神，被大家形象地誉为‘骆驼精神’。”[6]沙漠之舟的形象是其精神世界最传神的写照。
二、任弼时党性观的基本思想和深刻内涵
任弼时党性观是一个内容丰富、思想深邃的理论体系。其基本思想和深刻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党性概念的重新界定和阐释
我们党至延安整风时已有20多年的历史，但从建党起就致力于紧张的革命战争，没有条件对全党进行系统的党性教育，不少党员对于什么是党性并不清楚，存在模糊的认识，以为只要“服从领导”“按时到会”“缴纳党费”，就是有了党性。有鉴于此，任弼时首先对党性的内涵和本质作了科学的论述，明确指出：“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党性是以党员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论行动来作标志，来测量的。”[1](P231)也就是说，必须从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体现的高度来认识。这样，任弼时就对“党性”概念作了全新的解释，赋予了“党性”以全新的涵义，使之成为共产党人建党学说的重要范畴。 2.对增强党性的内容的全面论述和阐发
任弼时提出增强党性锻炼、加强党性修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要深刻地认识和了解无产阶级的利益是我党的最高利益，应该用无限的忠实性和坚定性为这个利益服务。”[1](P233)任弼时认为只有同自己的旧的非无产阶级意识作长期的斗争，“战胜它，克服它，排斥它”，才能具备无产阶级的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
(2)“要在领悟马列主义理论方面修养自己，培植自己，坚定自己。”[1](P234)任弼时强调“要灵活地、切乎实际地去运用马列主义”，即“以马列主义的原则，以马列主义的立场去观察问题、处理问题”，而不是“不顾实际情况，只唱高调，套公式。”[1](P234)
(3)“要以马列主义的原则指导自己的实际活动”。[1](P235)任弼时强调必须使“个人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党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的地位，为党的统一，为党的团结而斗争”。[1](P235)
(4)“要遵守党的统一的纪律”。[1](P235)任弼时指出：“我们党的基本组织原则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党的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的各个组织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这对于任何一个党员都是毫无例外的。”[1](P235-236)
(5)“要与群众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联系。”[1](P236)任弼时认为这是我们党的伟大力量的源泉，因此，必须“经常使我们党的威信在群众面前提高起来，使得广大群众信赖我们的党，为我党的力量的雄厚和增大而斗争。”[1](P236-237)
任弼时指出：上述五个方面，既是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内涵，也是衡量党员党性的主要标志。
3.对增强党性的方法和态度的科学分析和探讨
首先，掌握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任弼时认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仅不会破坏领导人和领导机关的威信、妨碍工作纪律的执行，而且会揭发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纠正，巩固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威信。
其次，深入细致地进行调查研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任弼时指出没有艰苦的调查研究，就不可能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不可能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再次，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任弼时认为，“只要依靠群众，只要虚心向群众学习，一切问题都有办法解决。”[1](P303)在他看来，与群众打成一片，“是我们所要求每个党员应有的群众观念，同时也是每个党员有无党性的起码条件。”[1](P304)
三、任弼时党性观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任弼时的党性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发展
任弼时站在共产党员的党性锻炼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高度，给予“党性”以新的规定和理解，系统地阐述了增强党性的必要性、基本内容、方法态度等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为毛泽东党建思想增添了一些新内容，对党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几十年来，任弼时关于共产党员增强党性修养的理论和观点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也是新时期共产党人加强自身建设的理论经典。
2.任弼时的党性观是新世纪新阶段共产党员党性锻炼的科学指南
经过九十多年的发展，我们的党员队伍、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矛盾突显期；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增多。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能否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关键在于我们的党员干部队伍是否具有适应错综复杂局势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为此，我们应深入学习任弼时的党性观，加强党性锻炼和修养，这是确保我们党本世纪宏伟目标顺利实现的坚强保障。
3.任弼时的党性观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腐倡廉，抵制不正之风，建设一支高素质干部队伍的思想武器
发展市场经济是时代的呼唤，也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然而，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对每个党员，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要抵御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的负面效应，就必须加强党性修养，保持高度纯洁的无产阶级党性，从而筑牢坚固的思想防线，以自觉地抵制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任弼时早就指出：“要反对政府、军队和党的系统中的贪污、腐化和堕落的严重倾向，这对于巩固党的组织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1](P299)胡锦涛总书记在2009年1月中共第17届中央纪委第3次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领导干部作风问题，说到底是党性问题。党性纯洁则作风端正，党性不纯则作风不正。因此，任弼时党性观是反对党内不正之风，特别是拒腐防变，夺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胜利的一把利剑。
参考文献:
[1]任弼时.任弼时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冷溶.任弼时研究的新进展[J].党的文献,2004,(3).
[6]胡锦涛.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 弘扬良好作风 继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N].人民日报,2009-01-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