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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请一位老朋友提个问题，我们好久没见了。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吉米，希望你的问题客气一点。”3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发布会快结束时，大会副秘书长、发言人傅莹打破由主持人挑选提问者的惯例，亲自点名，把最后一个提问机会留给了老朋友——CNN北京分社社长、首席记者吉米·福罗库兹。
“我们认识20多年了，当时，她是一名年轻的外交官，我当记者的时间也不长。”20多天后，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吉米如是说。他和傅莹虽然见面不多，但时常通电话，“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意见分歧，但是基本上能谈得来，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兴趣——外交和国际事务。”
在那次新闻发布会上，吉米提了一个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傅莹说：“我与一些国家接触，一些发达国家，他们现在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困难，不比中国的困难小，但是没有听说他们要改变自己的政治制度，要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中国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正确道路，而且正在取得成功，我们没有理由不坚持下去。”对这个回答，吉米感到“满意”，值得进一步探讨。他不只对这一个回答满意。当有记者问到环境污染问题时，傅莹说：“我家也有两个口罩，我女儿一个，我一个。”吉米对此评价是“很人性化”，“中国的官员要更多地展现出人性化的一面，避免一些套话、官话。”
吉米是中美建交后最早的驻中国记者之一，自上世纪80年代两会对外媒开放，就开始参与两会报道。教育、医疗、贫富差距……他的关注点总能切中要害。
吉米的办公室很局促。摆在房间对角线上的办公桌——一张中国老式四腿高脚桌，把办公室分成两部分，里面的三角区是休息区，外面的三角区摆放了两把木椅子。这些桌椅都已跟了他20年，连同窗台上的10多尊毛泽东、周恩来、列宁等人的塑像，以及七八个有三四十年历史的钟表，都是他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淘来的。与这些充满历史感的陈设比起来，窗外则是另一番景象。办公室地处北京东二环建国门桥东北角，透过窗户正好能看见CBD一座座现代化高楼大厦是如何拔地而起的。鲜明的时代对比，让他对中国寄予厚望，“中国会很快壮大，不光从实力，而且从内心。”
北京是他的福地
形容吉米，有3个词组不可少：菲律宾人、在中国生活了40多年、当了30多年美国记者。1971年，20岁的吉米与另外14名菲律宾青年学生受邀来到中国参加交流学习活动。没想到，这次出国有去无回。因为反对菲律宾时任总统马科斯的独裁统治，吉米被勒令不得回国，在中国开始了流亡生活：在湖南种水稻、喂猪，在山东帮人捕鱼……攒下了一些积蓄后，1974年他又回到了学校，先是在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中文，后在北京大学学习中国历史。“历史和我的兴趣——新闻能够联系起来，想当中国问题专家，了解中国历史很重要。”
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美国媒体陆续在北京开设分社。1982年，吉米大学毕业，成了美国《时代》周刊北京分社的一名记者。2001年，他又到了CNN。
回顾30多年的记者生涯，吉米说，起初他的工作既简单又困难。外国媒体的采访往往由中方组织，“两会将在几月几日开幕”就可以成为外媒关于中国时政的最重量级报道。“没人通知我们开会的日期，更不用说会议的内容，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猜。有时，我们还会看谁跟领导人坐得近，猜测谁会升迁。”在吉米的印象中，最初参加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一般就念念稿子，20分钟左右，发布完新闻就结束，不回答问题”。
那时，吉米的采访机会和能做的报道少之又少。“住什么地方是指定的，出去活动也有指定的工作人员陪着。无论是官员还是老百姓，都躲着我们。最早的报道主题是北京烤鸭、中国熊猫，中国没有广告、没有送比萨的，这些都是可以当新闻写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新闻发布会越来越密集，老百姓也越来越愿意接受采访，“与中国人交朋友比较容易了，选题多了”，外国媒体报道中国的敏感问题也多了。2008年，中国网友指责CNN对西藏暴力事件存在不实报道, 为此义愤填膺，“做人不能太CNN”成为当年的流行语。对此，吉米说：“中国人有权利对我们的报道做出评价。但我也希望大家不以个别报道来判断CNN的所有报道。”他把中国比喻成一幅马赛克画，每个故事、每个报道就像其中的一块，要想看清楚马赛克画整体传达出的信息，必须站得远一些。
吉米说，北京是他的福地，不但成就了他的事业，也成就了他的姻缘。吉米的妻子也是菲律宾人，她到北京探亲时认识了吉米。他们有一双儿女，男孩24岁，在美国洛杉矶半工半读，女孩22岁，刚大学毕业，也在美国当记者。“有时候，我半开玩笑地和她说：‘你应该学法律或是商业，当记者很辛苦，也不会发财。’但她不听话，可能或多或少也受到我的影响。她经常跟朋友们说：‘我爸爸采访过姚明。’”
接受国新办邀请，给官员做培训
环球人物杂志：您在中国40多年了，您觉得，中国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吉米：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可以算是个奇迹。但是对我来讲，更值得称赞的是社会变革。我来的时候中国还处在“文革”时期，一开始还觉得挺新鲜，人人平等，没有贫富差别，也几乎没有腐败。现在的中国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很多东西是40多年前想象不到的。我觉得最大的变化体现在“选择”两个字上，你可以选穿什么样的衣服、交什么样的朋友、住在哪个地方、做什么样的工作等等。以前，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环球人物杂志：您在提问时，问到了关于改革的问题。作为一名中国问题观察者，您如何评价中国的改革进程？
吉米：中国的改革发展带来了不少变化，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希望能够继续中国现有的改革政策。但同时，这种发展模式已经到了一个该改变的时候了，因为它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比如说腐败、污染、社会公平、贫富差距等。中国未来应更多地把重点放在社会公平和老百姓生活质量的提高上，不要光顾发展速度。我想，“美丽中国”也是这个意思。作为一个外国观察者，我只能等着看。
“我们认识20多年了，当时，她是一名年轻的外交官，我当记者的时间也不长。”20多天后，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吉米如是说。他和傅莹虽然见面不多，但时常通电话，“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意见分歧，但是基本上能谈得来，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兴趣——外交和国际事务。”
在那次新闻发布会上，吉米提了一个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傅莹说：“我与一些国家接触，一些发达国家，他们现在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困难，不比中国的困难小，但是没有听说他们要改变自己的政治制度，要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中国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正确道路，而且正在取得成功，我们没有理由不坚持下去。”对这个回答，吉米感到“满意”，值得进一步探讨。他不只对这一个回答满意。当有记者问到环境污染问题时，傅莹说：“我家也有两个口罩，我女儿一个，我一个。”吉米对此评价是“很人性化”，“中国的官员要更多地展现出人性化的一面，避免一些套话、官话。”
吉米是中美建交后最早的驻中国记者之一，自上世纪80年代两会对外媒开放，就开始参与两会报道。教育、医疗、贫富差距……他的关注点总能切中要害。
吉米的办公室很局促。摆在房间对角线上的办公桌——一张中国老式四腿高脚桌，把办公室分成两部分，里面的三角区是休息区，外面的三角区摆放了两把木椅子。这些桌椅都已跟了他20年，连同窗台上的10多尊毛泽东、周恩来、列宁等人的塑像，以及七八个有三四十年历史的钟表，都是他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淘来的。与这些充满历史感的陈设比起来，窗外则是另一番景象。办公室地处北京东二环建国门桥东北角，透过窗户正好能看见CBD一座座现代化高楼大厦是如何拔地而起的。鲜明的时代对比，让他对中国寄予厚望，“中国会很快壮大，不光从实力，而且从内心。”
北京是他的福地
形容吉米，有3个词组不可少：菲律宾人、在中国生活了40多年、当了30多年美国记者。1971年，20岁的吉米与另外14名菲律宾青年学生受邀来到中国参加交流学习活动。没想到，这次出国有去无回。因为反对菲律宾时任总统马科斯的独裁统治，吉米被勒令不得回国，在中国开始了流亡生活：在湖南种水稻、喂猪，在山东帮人捕鱼……攒下了一些积蓄后，1974年他又回到了学校，先是在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中文，后在北京大学学习中国历史。“历史和我的兴趣——新闻能够联系起来，想当中国问题专家，了解中国历史很重要。”
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美国媒体陆续在北京开设分社。1982年，吉米大学毕业，成了美国《时代》周刊北京分社的一名记者。2001年，他又到了CNN。
回顾30多年的记者生涯，吉米说，起初他的工作既简单又困难。外国媒体的采访往往由中方组织，“两会将在几月几日开幕”就可以成为外媒关于中国时政的最重量级报道。“没人通知我们开会的日期，更不用说会议的内容，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猜。有时，我们还会看谁跟领导人坐得近，猜测谁会升迁。”在吉米的印象中，最初参加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一般就念念稿子，20分钟左右，发布完新闻就结束，不回答问题”。
那时，吉米的采访机会和能做的报道少之又少。“住什么地方是指定的，出去活动也有指定的工作人员陪着。无论是官员还是老百姓，都躲着我们。最早的报道主题是北京烤鸭、中国熊猫，中国没有广告、没有送比萨的，这些都是可以当新闻写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新闻发布会越来越密集，老百姓也越来越愿意接受采访，“与中国人交朋友比较容易了，选题多了”，外国媒体报道中国的敏感问题也多了。2008年，中国网友指责CNN对西藏暴力事件存在不实报道, 为此义愤填膺，“做人不能太CNN”成为当年的流行语。对此，吉米说：“中国人有权利对我们的报道做出评价。但我也希望大家不以个别报道来判断CNN的所有报道。”他把中国比喻成一幅马赛克画，每个故事、每个报道就像其中的一块，要想看清楚马赛克画整体传达出的信息，必须站得远一些。
吉米说，北京是他的福地，不但成就了他的事业，也成就了他的姻缘。吉米的妻子也是菲律宾人，她到北京探亲时认识了吉米。他们有一双儿女，男孩24岁，在美国洛杉矶半工半读，女孩22岁，刚大学毕业，也在美国当记者。“有时候，我半开玩笑地和她说：‘你应该学法律或是商业，当记者很辛苦，也不会发财。’但她不听话，可能或多或少也受到我的影响。她经常跟朋友们说：‘我爸爸采访过姚明。’”
接受国新办邀请，给官员做培训
环球人物杂志：您在中国40多年了，您觉得，中国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吉米：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可以算是个奇迹。但是对我来讲，更值得称赞的是社会变革。我来的时候中国还处在“文革”时期，一开始还觉得挺新鲜，人人平等，没有贫富差别，也几乎没有腐败。现在的中国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很多东西是40多年前想象不到的。我觉得最大的变化体现在“选择”两个字上，你可以选穿什么样的衣服、交什么样的朋友、住在哪个地方、做什么样的工作等等。以前，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环球人物杂志：您在提问时，问到了关于改革的问题。作为一名中国问题观察者，您如何评价中国的改革进程？
吉米：中国的改革发展带来了不少变化，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希望能够继续中国现有的改革政策。但同时，这种发展模式已经到了一个该改变的时候了，因为它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比如说腐败、污染、社会公平、贫富差距等。中国未来应更多地把重点放在社会公平和老百姓生活质量的提高上，不要光顾发展速度。我想，“美丽中国”也是这个意思。作为一个外国观察者，我只能等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