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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创探索期
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称“开发区”）诞生于邓小平第一次南文件视察之后。1984年1月，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后表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
时任天津市副市长的李岚清，参加了谈话。他在会上提出，开发区不仅是创造一个吸引外资、加速经济发展的小环境，而且要强调引进先进技术，建议叫“经济技术开发区”。
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除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外，在有条件的城市，“划定一个有明确地域界限的区域，兴办新的经济技术开发区”。
根据座谈会精神，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利用外资项目的审批权限，可以进一步放宽，大体上比照经济特区的规定执行。
1984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成为我国第一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被誉为“神州第一开发区”。紧接着，宁波、秦皇岛、青岛和烟台等地的开发区挂牌。从1984年11月到1985年1月，湛江、广州、天津等地的开发区陆续成立。
除了优惠政策，开发区更大的意义是，扩大了地方自主性。为了筹集启动资金，上海的三个开发区，利用外资和贷款并举，按投入比例形成各自股本，组成合资公司进行开发;天津则采取“不给钱、不要钱”的策略，除了30万元一次性开办费，市政府没有开出一分钱拨款。
当时，开发区的发展条件较差，几乎都是白手起家。一方面，发展基础薄弱。受制于传统观念，开发区多选址于远离母城的地方，连基本的生产条件都不具备，已有的产业基础也借不上力。另一方面，开发投入不足。在国内资金需求压力极大和开发区自身尚无积累能力的双重约束下，建设资金缺口很大。同时，外资进入中国有一个由小到大、由低到高的试探和观望过程。
1989年，全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确立了“三为主、一致力”的发展原则，即开发区应以“利用外资为主、发展工业为主、出口创汇为主、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
但从引进项目的实际情况看，大多开发区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中小企业为主，技术含量低，技术转让或技术转移很少发生。
尽管如此，初创探索阶段对开发区十分重要。一方面，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开发区完成了“原始积累”，另一方面，通过不断改革也摸索出了建区的基本模式和对外经济合作的基本章法。
封面
黄金增长期
1992年，邓小平同志第二次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掀起了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的新一轮高潮。由于开发区政策取得了较好成效，进入1990年代之后，开发区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迎来发展黄金期。
1992年至1993年，国务院批准了营口、长春、沈阳、哈尔滨、威海、昆山等第二批19个经济技术开发区。此外，国务院在1992年和1994年，先后批准浦东新区和苏州工业园区实行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政策。
经济技术开发区在东部和南部地区全面铺开。到2002年6月，全国仅国家级的各类开发区已达160多个，遍布在各个省份。
从功能和类型区分，这时的开发区有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区等类别;从级别来讲，有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区县级、乡镇级等不同级别的划分，甚至有的村也设有工业园区。
从国家级开发区来看，这一时期引进的外资不仅数量增加，项目档次也明显提升。首先是跨国公司开始取代了中小资本的主体地位，一大批投资上亿美元甚至上十亿美元的大项目和超大项目纷纷进入国家级开发区。其次是引进项目的技术含量和技术水平明显提升，在很多领域占据了国内同行业的技术制高点，推动了我国工业现代化的进程。
此外，大部分开发区内都有一批大中型骨干企业，对经济发展起着明显的拉动作用。例如，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2000年全区工业产值超亿元的企业71家，产值合计占全区的90%以上。
稳定发展期
不过，开发区最初只是受益于特殊的营商政策，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当初的政策红利渐渐弱化。进入新千年之后，开发区一度赖以发展的政策优势进一步丧失。
在这一时期，开发区生存和发展的总体环境——政策环境、体制环境、产业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家原来赋予开发区的各种开放政策，因为全方位的开放和国民待遇原则的引入而弱化。
2003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加强建设用地管理的通知》，2005年下发了《关于促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进一步提高发展水平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后，2003年7月至2006年12月期间，全国各类开发区由6866个核减至1568个。
尽管政策光环不再，开发区苦练内功，仍然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2005年，僅全国54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就产生了占全国9.49%的GDP与16.8%的工业增加值，以及9.18%的税收和29.58%的出口总额。仅53个国家级高新区的发明专利授权数就占全国总量的24.58%。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全国开发区累计使用外资超过5600亿美元。2010年以来，中国每年实际使用外资都超过1100亿美元。其中，国家级开发区的高新技术进出口总额的增长速度和占全国的比重，均高于进出口总额的相应数字。
对此，有专家表示，开发区大量升级，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开发区经济指标在“量”上的增长。但我国开发区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要从“量”的粗放式增长中走出来，真正实现“质”的提升。
经过近40年的发展，开发区形态更加多样——经济技术开发区、自由贸易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开发区的地域，也从沿海开放城市到内地各个城市，遍布全国各省区市并下沉至区县镇。
开发区的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一个缩影。有专家认为，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城市化以及工业化进程中，开发区始终充当了实验者、实践者和推动者的角色。在我国接下来的发展中，开发区仍将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称“开发区”）诞生于邓小平第一次南文件视察之后。1984年1月，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后表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
时任天津市副市长的李岚清，参加了谈话。他在会上提出，开发区不仅是创造一个吸引外资、加速经济发展的小环境，而且要强调引进先进技术，建议叫“经济技术开发区”。
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除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外，在有条件的城市，“划定一个有明确地域界限的区域，兴办新的经济技术开发区”。
根据座谈会精神，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利用外资项目的审批权限，可以进一步放宽，大体上比照经济特区的规定执行。
1984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成为我国第一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被誉为“神州第一开发区”。紧接着，宁波、秦皇岛、青岛和烟台等地的开发区挂牌。从1984年11月到1985年1月，湛江、广州、天津等地的开发区陆续成立。
除了优惠政策，开发区更大的意义是，扩大了地方自主性。为了筹集启动资金，上海的三个开发区，利用外资和贷款并举，按投入比例形成各自股本，组成合资公司进行开发;天津则采取“不给钱、不要钱”的策略，除了30万元一次性开办费，市政府没有开出一分钱拨款。
当时，开发区的发展条件较差，几乎都是白手起家。一方面，发展基础薄弱。受制于传统观念，开发区多选址于远离母城的地方，连基本的生产条件都不具备，已有的产业基础也借不上力。另一方面，开发投入不足。在国内资金需求压力极大和开发区自身尚无积累能力的双重约束下，建设资金缺口很大。同时，外资进入中国有一个由小到大、由低到高的试探和观望过程。
1989年，全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确立了“三为主、一致力”的发展原则，即开发区应以“利用外资为主、发展工业为主、出口创汇为主、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
但从引进项目的实际情况看，大多开发区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中小企业为主，技术含量低，技术转让或技术转移很少发生。
尽管如此，初创探索阶段对开发区十分重要。一方面，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开发区完成了“原始积累”，另一方面，通过不断改革也摸索出了建区的基本模式和对外经济合作的基本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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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增长期
1992年，邓小平同志第二次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掀起了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的新一轮高潮。由于开发区政策取得了较好成效，进入1990年代之后，开发区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迎来发展黄金期。
1992年至1993年，国务院批准了营口、长春、沈阳、哈尔滨、威海、昆山等第二批19个经济技术开发区。此外，国务院在1992年和1994年，先后批准浦东新区和苏州工业园区实行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政策。
经济技术开发区在东部和南部地区全面铺开。到2002年6月，全国仅国家级的各类开发区已达160多个，遍布在各个省份。
从功能和类型区分，这时的开发区有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区等类别;从级别来讲，有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区县级、乡镇级等不同级别的划分，甚至有的村也设有工业园区。
从国家级开发区来看，这一时期引进的外资不仅数量增加，项目档次也明显提升。首先是跨国公司开始取代了中小资本的主体地位，一大批投资上亿美元甚至上十亿美元的大项目和超大项目纷纷进入国家级开发区。其次是引进项目的技术含量和技术水平明显提升，在很多领域占据了国内同行业的技术制高点，推动了我国工业现代化的进程。
此外，大部分开发区内都有一批大中型骨干企业，对经济发展起着明显的拉动作用。例如，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2000年全区工业产值超亿元的企业71家，产值合计占全区的90%以上。
稳定发展期
不过，开发区最初只是受益于特殊的营商政策，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当初的政策红利渐渐弱化。进入新千年之后，开发区一度赖以发展的政策优势进一步丧失。
在这一时期，开发区生存和发展的总体环境——政策环境、体制环境、产业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家原来赋予开发区的各种开放政策，因为全方位的开放和国民待遇原则的引入而弱化。
2003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加强建设用地管理的通知》，2005年下发了《关于促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进一步提高发展水平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后，2003年7月至2006年12月期间，全国各类开发区由6866个核减至1568个。
尽管政策光环不再，开发区苦练内功，仍然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2005年，僅全国54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就产生了占全国9.49%的GDP与16.8%的工业增加值，以及9.18%的税收和29.58%的出口总额。仅53个国家级高新区的发明专利授权数就占全国总量的24.58%。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全国开发区累计使用外资超过5600亿美元。2010年以来，中国每年实际使用外资都超过1100亿美元。其中，国家级开发区的高新技术进出口总额的增长速度和占全国的比重，均高于进出口总额的相应数字。
对此，有专家表示，开发区大量升级，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开发区经济指标在“量”上的增长。但我国开发区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要从“量”的粗放式增长中走出来，真正实现“质”的提升。
经过近40年的发展，开发区形态更加多样——经济技术开发区、自由贸易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开发区的地域，也从沿海开放城市到内地各个城市，遍布全国各省区市并下沉至区县镇。
开发区的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一个缩影。有专家认为，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城市化以及工业化进程中，开发区始终充当了实验者、实践者和推动者的角色。在我国接下来的发展中，开发区仍将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