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受困于难民危机问题，德国总理默克尔率领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在9月18日首都柏林举行的州议会选举中遭遇重挫：以17.6%的得票率创下自1990年兩德统一以来最低纪录。而另一方面，持反移民立场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首次进入州议会。
“纵观欧洲，风头正劲的政治家都是那些宣称世界危机四伏，明智的国家应该构筑城墙以抵御风险的人。”英国《经济学家》如是说，“永别了，左翼与右翼的对立。现在重要的是开放与封闭的竞争。”
开放与封闭，反映了欧洲人对现实问题的焦虑：在日益发酵的不安全感下，人们反移民（担忧恐袭）、捍卫贸易保护主义——这一切与全球化背道而驰，正如同那些反对对移民开放国门的德国人所言，“你只能去考虑自己国家的国民福利”。
全球化的“魔幻现实主义”
2016年2月4日，一辆汽车横在新西兰奥克兰市中心街道上，车主骑在折叠梯顶高呼口号。路边，328米高的“天空塔”让街道显得愈发逼仄。“天空塔”下的小巷里，警察套着荧光黄色马甲列成一排，对面则是穿着花花绿绿的示威者。
“天空塔”是奥克兰标志性建筑，其中有新西兰最热闹的赌场。此时，赌场楼上的会议中心里也是热闹非凡，来自12个国家的部长级代表正在这里签订一份谈了五年多的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在示威者眼中，这份协定是“洪水猛兽”，特别是其中的投资、知识产权等条款，将让不少人失去工作，是新的“全球化陷阱”。在会议中心里忙着面对闪光灯的部长们口中，这份协定则是建立“高水平”全球化的重要途径，但同时批评声音点明TPP实际上是在建立新形式贸易壁垒，是美国用来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反全球化招数”。
西方有所谓“巴别塔”的传说：人们要联合兴建高塔，而神为阻止建设出手变乱了语言和口音。如今的“天空塔”是不是巴别塔不好说，但全球化就是这样一幅“魔幻现实主义”图景：每个人都在谈论，却说不清它应该是什么样子。
在传统观点中，全球化是一种经济现象：贸易把全世界联结在一起，通过商业逻辑实现繁荣。但根据经济学的主张，理性个体自由参与交易就会把整体经济的蛋糕做大做强，即便是在贸易中的输家也可以享受全球化带来的福利。然而这种理论很难说服在全球化浪潮中丧失工作的民众，也很难说服现今以美国为首建立贸易保护壁垒的西方国家。
摇摇欲坠的“瓷器店”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曾说，他的信条不是“全球主义”，而是“美国主义”。他所主张的贸易政策不仅反对TPP，还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区，甚至还扬言要让美国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简而言之，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美国要“轻装简行”。
不仅是特朗普，反对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还有以鲍里斯·约翰逊为代表的英国政客。鼓吹脱离欧盟的人认为，英国向欧盟的付出太多，而在当下的国际经济和政治形势下，英国能够从欧盟获得的太少。另外一边，反对脱欧的英国人表示，脱欧忽视了一体化能够给英国带来的机会和资源。
无论如何，现今的结果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英国仅仅从政府的进出账上决定是不是脱欧，那美国当然有理由为那些因为国际贸易而失业的工人退出世界贸易组织，德国也完全可以不再把大量的财富拿出来补贴欧盟其他国家。
更重要的是，类似的信号并非第一次出现。从1947年开始，基于自由贸易的理论，世界贸易组织及其前身一直在努力建立一套全球化的贸易体系，最大可能地降低各国之间的贸易壁垒。可惜，达成协议的难度一次比一次高。最新的一轮多哈回合谈判从15年前开始，直到今天还没有最终结果。
多边贸易体系建立迟迟难以推进，这本身就是全球化面对的危险信号。一方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成员越来越多，但世界贸易组织全体一致的表决机制决定了谈判只能在众多成员中寻找“最大公约数”。另一方面，自由贸易经历了降低关税等初级阶段，已经开始面临越来越多的技术性难题，如降低非关税壁垒、知识产权保护等，在经济发展阶段各异的成员之间讨论这些问题本身就困难重重，更不用说强势的发达国家不断在谈判中增加“私货”，让谈判更加遥遥无期。
全球化面对的另一个危险信号就是以TPP为代表的贸易集团以及近年来流行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从谈判角度看，可选择对手的小范围谈判远比多边谈判容易，但国际贸易却不可能只在小范围内进行。例如，经济学家在分析TPP的内在矛盾时就曾经指出，这个排斥中国的贸易协定是“在王子不在场的情况下排演哈姆雷特”。而各国之间复杂的双边自贸协定以及其中的最惠国条款、原产地规则，更是把国际贸易从商业行为变成了专业的“法务行为”，其中的千头万绪就像是混乱的“意大利面条碗”。
结果，这些试图“抄近路”推动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举动不仅没有达到目的，还因为彼此规则的交叉降低了自由贸易的程度。从2006年开始，世界全球化进程基本上停滞不前，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化更是举步维艰。
“逆全球化”背后的政治动机
对于欧洲而言，反全球化则可能意味着一个四分五裂的欧洲大陆重新出现，这可能意味着贫穷与危险。一些欧洲媒体发现，现在宣扬民粹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欧洲政党的支持率几乎是2000年时的两倍，而且它们还进入了多个欧洲国家的政府或执政联盟。
不过，全球化或全球贸易并不是什么简单的经济事件，背后一直带有强烈的政治动机。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坦承，全球化对美国是好事，对其他国家则是坏事，因为全球化增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即便是被称作经济一体化典范的欧盟，在其建立之初也绝非是为了发展经济，而是服务于美国冷战的政治策略。因为美国不会无缘无故扶植一个经济上与之竞争的强大欧洲。
从这个层面上看，全球化在当代社会面对的最大问题是“政治意愿的减弱”。换句话说，西方国家政客看不到在支持全球化中能够获取怎样的利益。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经济都出现了“逆全球化”的趋势。为了缓解国内经济放缓带来的压力，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开始在移民、投资和贸易等议题中扭扭捏捏地作出倾向于保守的政策调整。
历史上对此早有先例。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风头正劲的日本汽车就曾在美国遭遇过自由贸易的“滑铁卢”。“就让那些丰田车在码头上生锈吧”，这句话成了日美贸易战中的名言。作为一名西方政客，在经济不振的背景中最廉价、最有效的政治万金油就是“指责外国人”。房价上涨，可以说是有钱的外国暴发户移民造成的；工人失业，可以说是外国商品廉价倾销导致的。这种狭隘的政治借口在短期内能够吸引大量对现实不满的选民投票，却与全球化所要求的长远眼光相悖。
从某种意义上看，今天全球化面对的算不上是新问题，其核心在于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下的分配问题。过去几十年间，全球化已经从一种思潮变成了一种世界性的生产方式，但相形之下，与这种生产方式配套的分配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还在依照冷战思维下的国际金融体系对全球化的红利进行分配。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的经济却无法实现全球范围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出现经济发展困难时，割肉离场自然成了发达国家的“天然倾向”。
开放还是封闭，这其实不是拥抱还是放弃全球化的问题，真正建立合理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才是问题的关键。
（张源荐自2016年9月23-29日《国际先驱导报》）
“纵观欧洲，风头正劲的政治家都是那些宣称世界危机四伏，明智的国家应该构筑城墙以抵御风险的人。”英国《经济学家》如是说，“永别了，左翼与右翼的对立。现在重要的是开放与封闭的竞争。”
开放与封闭，反映了欧洲人对现实问题的焦虑：在日益发酵的不安全感下，人们反移民（担忧恐袭）、捍卫贸易保护主义——这一切与全球化背道而驰，正如同那些反对对移民开放国门的德国人所言，“你只能去考虑自己国家的国民福利”。
全球化的“魔幻现实主义”
2016年2月4日，一辆汽车横在新西兰奥克兰市中心街道上，车主骑在折叠梯顶高呼口号。路边，328米高的“天空塔”让街道显得愈发逼仄。“天空塔”下的小巷里，警察套着荧光黄色马甲列成一排，对面则是穿着花花绿绿的示威者。
“天空塔”是奥克兰标志性建筑，其中有新西兰最热闹的赌场。此时，赌场楼上的会议中心里也是热闹非凡，来自12个国家的部长级代表正在这里签订一份谈了五年多的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在示威者眼中，这份协定是“洪水猛兽”，特别是其中的投资、知识产权等条款，将让不少人失去工作，是新的“全球化陷阱”。在会议中心里忙着面对闪光灯的部长们口中，这份协定则是建立“高水平”全球化的重要途径，但同时批评声音点明TPP实际上是在建立新形式贸易壁垒，是美国用来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反全球化招数”。
西方有所谓“巴别塔”的传说：人们要联合兴建高塔，而神为阻止建设出手变乱了语言和口音。如今的“天空塔”是不是巴别塔不好说，但全球化就是这样一幅“魔幻现实主义”图景：每个人都在谈论，却说不清它应该是什么样子。
在传统观点中，全球化是一种经济现象：贸易把全世界联结在一起，通过商业逻辑实现繁荣。但根据经济学的主张，理性个体自由参与交易就会把整体经济的蛋糕做大做强，即便是在贸易中的输家也可以享受全球化带来的福利。然而这种理论很难说服在全球化浪潮中丧失工作的民众，也很难说服现今以美国为首建立贸易保护壁垒的西方国家。
摇摇欲坠的“瓷器店”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曾说，他的信条不是“全球主义”，而是“美国主义”。他所主张的贸易政策不仅反对TPP，还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区，甚至还扬言要让美国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简而言之，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美国要“轻装简行”。
不仅是特朗普，反对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还有以鲍里斯·约翰逊为代表的英国政客。鼓吹脱离欧盟的人认为，英国向欧盟的付出太多，而在当下的国际经济和政治形势下，英国能够从欧盟获得的太少。另外一边，反对脱欧的英国人表示，脱欧忽视了一体化能够给英国带来的机会和资源。
无论如何，现今的结果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英国仅仅从政府的进出账上决定是不是脱欧，那美国当然有理由为那些因为国际贸易而失业的工人退出世界贸易组织，德国也完全可以不再把大量的财富拿出来补贴欧盟其他国家。
更重要的是，类似的信号并非第一次出现。从1947年开始，基于自由贸易的理论，世界贸易组织及其前身一直在努力建立一套全球化的贸易体系，最大可能地降低各国之间的贸易壁垒。可惜，达成协议的难度一次比一次高。最新的一轮多哈回合谈判从15年前开始，直到今天还没有最终结果。
多边贸易体系建立迟迟难以推进，这本身就是全球化面对的危险信号。一方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成员越来越多，但世界贸易组织全体一致的表决机制决定了谈判只能在众多成员中寻找“最大公约数”。另一方面，自由贸易经历了降低关税等初级阶段，已经开始面临越来越多的技术性难题，如降低非关税壁垒、知识产权保护等，在经济发展阶段各异的成员之间讨论这些问题本身就困难重重，更不用说强势的发达国家不断在谈判中增加“私货”，让谈判更加遥遥无期。
全球化面对的另一个危险信号就是以TPP为代表的贸易集团以及近年来流行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从谈判角度看，可选择对手的小范围谈判远比多边谈判容易，但国际贸易却不可能只在小范围内进行。例如，经济学家在分析TPP的内在矛盾时就曾经指出，这个排斥中国的贸易协定是“在王子不在场的情况下排演哈姆雷特”。而各国之间复杂的双边自贸协定以及其中的最惠国条款、原产地规则，更是把国际贸易从商业行为变成了专业的“法务行为”，其中的千头万绪就像是混乱的“意大利面条碗”。
结果，这些试图“抄近路”推动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举动不仅没有达到目的，还因为彼此规则的交叉降低了自由贸易的程度。从2006年开始，世界全球化进程基本上停滞不前，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化更是举步维艰。
“逆全球化”背后的政治动机
对于欧洲而言，反全球化则可能意味着一个四分五裂的欧洲大陆重新出现，这可能意味着贫穷与危险。一些欧洲媒体发现，现在宣扬民粹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欧洲政党的支持率几乎是2000年时的两倍，而且它们还进入了多个欧洲国家的政府或执政联盟。
不过，全球化或全球贸易并不是什么简单的经济事件，背后一直带有强烈的政治动机。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坦承，全球化对美国是好事，对其他国家则是坏事，因为全球化增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即便是被称作经济一体化典范的欧盟，在其建立之初也绝非是为了发展经济，而是服务于美国冷战的政治策略。因为美国不会无缘无故扶植一个经济上与之竞争的强大欧洲。
从这个层面上看，全球化在当代社会面对的最大问题是“政治意愿的减弱”。换句话说，西方国家政客看不到在支持全球化中能够获取怎样的利益。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经济都出现了“逆全球化”的趋势。为了缓解国内经济放缓带来的压力，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开始在移民、投资和贸易等议题中扭扭捏捏地作出倾向于保守的政策调整。
历史上对此早有先例。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风头正劲的日本汽车就曾在美国遭遇过自由贸易的“滑铁卢”。“就让那些丰田车在码头上生锈吧”，这句话成了日美贸易战中的名言。作为一名西方政客，在经济不振的背景中最廉价、最有效的政治万金油就是“指责外国人”。房价上涨，可以说是有钱的外国暴发户移民造成的；工人失业，可以说是外国商品廉价倾销导致的。这种狭隘的政治借口在短期内能够吸引大量对现实不满的选民投票，却与全球化所要求的长远眼光相悖。
从某种意义上看，今天全球化面对的算不上是新问题，其核心在于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下的分配问题。过去几十年间，全球化已经从一种思潮变成了一种世界性的生产方式，但相形之下，与这种生产方式配套的分配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还在依照冷战思维下的国际金融体系对全球化的红利进行分配。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的经济却无法实现全球范围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出现经济发展困难时，割肉离场自然成了发达国家的“天然倾向”。
开放还是封闭，这其实不是拥抱还是放弃全球化的问题，真正建立合理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才是问题的关键。
（张源荐自2016年9月23-29日《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