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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代中国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的陈力丹，曾在其著作中敏锐地指出：“艺术信息形态的舆论，心理成分浓重，较为复杂，涉及更多的是公众内心深处的无意识表达或需求。如果能够较为细致地分析这种舆论形态，解剖一两件典型的大众文化产品及其公众的反应，对于准确地把握一个时期的舆论特征是很有意义的。”①
电影艺术，作为典型的大众文化产品，在今天有着特别的影响。遗憾的是，我们很少看到学者们——舆论研究者或者影视研究者从舆论学的角度对于“一两件典型的大众文化产品”所进行的“解剖”工作。在此，笔者不避学识的浅陋，选择了近年来颇有影响的冯小刚所导演的贺岁片系列进行这样一次解剖的尝试。
无论是陈力丹还是刘建明，虽然他们的建构各自舆论学的思路不一样，但是在各自的舆论学著作当中都把电影（影视）作为一种舆论形态来看待，放置在艺术这一大类的舆论形态当中。但是在他们的体系当中，没有能够展开论述，只是泛泛而谈——这对于他们是合适的。但是，以冯氏贺岁片为例深入分析一下这一舆论形态，既可以从新的角度解读冯氏电影，也可以从细致的角度了解影视这一舆论形体的特征。并且我们可以看到，舆论学者的若干抽象的理论，从具体的电影文本分析来看，还是显得线条过粗了。
陈力丹认为：“艺术形态的舆论所表达的公众意见或情绪倾向是相对间接的，但由于带有较强的情感性，因而能够比讯息形态的舆论更能深刻（注意这个词——笔者注）地反映一个时期舆论的特征。但是艺术形态的舆论不像观念形态的舆论那样直接表达意象，把握起来困难。”②而在陈力丹列举的艺术舆论形态中，有文学、音乐、舞蹈和绘画，也包括了电影。但是相对于其他几个古老的艺术门类，发展才100多年的电影并没有引起陈力丹的足够重视。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大众文化普泛的现代社会，甚至影响力比前面几个艺术门类更为强势的电影艺术却被忽视了。
和陈力丹不同，刘建明在他的《社会舆论原理》中倒是提到了影视作品，并且列举了产生过广泛影响的《渴望》、《宰相刘罗锅》这两部电视连续剧，并且下结论说：“影视剧的轰动效应被艺术家所关注，因为它逼真的艺术手段把舆论氛围充分地真实化了……只有反映民意追求的戏剧，才具有舆论形态，才会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③
那么，影视作品到底在什么样的层面上反映了“民意追求”，从而“具有舆论形态”的呢？笔者就冯氏的贺岁电影，做一些初步的分析。
影视作品表现舆论层面的最浅显易见的是作品里面直接对于当下社会舆论或者历史上出现过的舆论现象进行反映。这样的舆论表现比较直观，往往表现为对于历史话语方式的回顾、对于当下事件的关注和对于社会思潮的反映。
在冯小刚前期的贺岁片中，很大一个特点就是对于革命话语的调侃性运用。这在一方面当然是消解传统革命思维，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对于历史舆论现象的再现。这样的镜头，比比皆是。比如《甲方乙方》的开头，在电影正式开始时的一段独白：“我叫姚远，现年38岁，未婚，人品四六开，优点六，缺点四……”这里面反映传统地对于一个人的评价方式的舆论样态，特别是把一个人分为“几几开”这样一种简单的思维模式。还有电影里面钱康的张口就来的对于革命时代话语的回顾：“我们的工作中也确实暴露了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同志们哪，不要小看这些问题，搞不好是要出乱子的。”“我们的祖国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保卫着”、“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就是为人民服务”……这些话语的背后，是一个时代的舆论主流的回响。这样的回响，在其他几部贺岁片中也多有流露，如《不见不散》里面，刘元对牛清回忆毛主席老人家时说过的话。
这种历史话语的回顾，不只是表面的历史舆论现象的沉渣泛起，其方式从严肃向幽默的转变，是在更深层次上反映时代表达方式的转变和社会观念的转变。因为“口头语言是最常见的舆论行为”④，刘建明说：“俗语是舆论的神经末梢，不仅在生活领域，即使在政治思想领域也会随着新事物的产生而出现激变。”⑤在冯氏最具个性特色的电影幽默元素中，这里的语言用调侃的方式完成了对于历史舆论方式的回顾和反思。其调侃的姿态也表示中国社会从“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极“左”时期朝着改革开放的过渡，革命意识形态宽容，而市场经济和商业社会日渐确立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对于人们语言和思维的影响。
借电影人物对白语言来进行舆论的表达，不只是对于历史舆论现象的调侃，还有对于当今舆论中心的关注。这一点在冯氏前期的贺岁片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比如1997年的《甲方乙方》对于香港回归重大历史时间的提及，1999年的贺岁片《没完没了》对于1998年暴发的洪水的触及，对于全球性的“跨世纪”舆论的突出，以及许多影片中对于“足球”的出线、比赛比分等的涉及。他常常利用岁末这个特殊的时间，把一年当中在人民生活中产生过广泛影响，成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百姓日常生活舆论涉及的中心话题，都在当年的贺岁片中进行反映。这种艺术的反映，类似于近年来新闻媒体热衷策划的年度风云人物、年度行业性十大事件之类。可以看作是一个时期以来舆论的漩涡中心，但是同媒体不同的是，媒体进行的年度选评，有着严格的时间限定，而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其艺术的审美需求对应于内涵的深层的包容，使得它所反映的内容虽然也是一年之内出现的，但是其根源或者潜流，则有着前后相继的渊源和去向，从这一点看，更加符合舆论的形成和消散过程。
这些对于舆论的表达方式，常常处于舆论学学者的研究视野之外，学者们更加关注的是陈力丹所说的“深刻地反映一个时期舆论的特征”的那些方面。这就是在第二个层面上涉及影视作品对于舆论的表达：通过分析影视作品的主题来获取某个时期、某些人群的舆论内涵。
《甲方乙方》由七个小故事串联而成，反映了凡人的英雄梦、名人的凡人梦、享福的找罪受、失恋的要爱情，集中反映了对于家庭、婚姻、爱情等问题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又是通过大众文化的形式反映出来的，显然符合当时的社会普遍心态。比如最后一个故事里面两地分居问题的揭露，就能够获得普遍的认同。《不见不散》表现的对于出国热、美国梦的反省；《没完没了》对于追债难的表现；《大腕》对于消费时代人们消费心理的把握；《手机》对于信息时代通讯方式改进后人们无法把握的自身无所适从的表现；《天下无贼》对于社会道德风尚、诚信原则崩盘的社会现状的曲折表达。这些都是人们近年来舆论的中心议题。
如果说时政性事件带有较强的时间限制，那么从冯氏电影里面反映出来的更多的则是道德舆论范畴内的观念。他不是批判、反思人们通过长期的历史积累形成的传统观念，而是制造和迎合这样的观念。比如《没完没了》最后对于家庭观念、亲情意识的温馨营造，就是典型的中国心理；《大腕》对于消费社会的认同；《手机》对于信息覆盖下人们情感生活的体察；《天下无贼》里面傻根对于善良的笃信，是普通老百姓的心理。
在这里，其实我们必须意识到舆论和影视的双向互动关系。也就是说，影视作品作为一种艺术形态，一方面是对于业已形成的舆论的艺术反映，另一方面也是对于它所反映的舆论的一种推进。不是说所有的影视作品都是这样。这里，就用得到一个概念：媚俗、迎合大众。冯小刚的商业片的道路，有着自己的电影理念，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为人民服务。冯氏借电影里面的角色之口反复表达这样的理念，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自己发表这样的高论。他心里装的是人民，人民群众的快乐就是他的快乐。这种媚俗、迎合包括多方面，对于审美品位、心理接受、道德观念、价值取向等等。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找大众的舆论中心：什么样的话题可以成为关注的热点，能够吸引观众的眼球。用一个观众的话说：“冯导的影片，语言平实幽默，人物感情拿捏准确，每个故事、每个人物就像是我们身边的一样，看起来亲切极了。”
影视作品本身也是对于业已形成的或者未甚明了的舆论的澄清和自觉。这在冯氏的电影里面，表现为电影台词的流行化。每年贺岁片放映之后，社会上就能流行起来冯氏电影里面的经典对白。“张佃户来了，就让那些大骡子大马都歇了吧”，“打死我也不说”，“什么是有钱人，有钱人就是只买贵的，不买好的”，“做人要厚道”，“麻烦”，“21世纪什么最值钱，人才！”“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这些话粗看是因为它的幽默，深究却也有着社会心理的基础，各种企业对于工人的剥削，商业社会金钱的万能指向，婚外情的神秘、刺激和疲惫，现代伦理对于个体欲望的压制，全社会对于知识过于盲目的尊崇，紧张的现代生活给人带来的精神压力……流行语是具有高度概括能力的舆论形式之一，正是对于社会潜舆论的表达。一旦流行之后，成为一个被广泛群体接受的、有着共同意义指向的言语，被人们用来表达对于相似的事情的意见、态度、观念和情感。
电影之所以可以成为舆论的表现形式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这就是它是大众消费品，尤其它可以成为大众娱乐消费品，因而受到观众群制约比较大。这就要求电影——尤其是商业电影要十分注重票房收入，而吸引票房的手段就是电影叙事方式的“媚俗”。电影可以生成舆论、引导舆论，必然因为它的可传播性。电影本身就是一个科技发展的产物，它是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商业革命而传播的，其传播的速度和广度都十分迅捷。一部《星球大战》可以振臂一呼就号召全球几千万观众聚集大电影院，《黑客帝国》的全球首映也可以红极一时。
冯氏贺岁片每年都备受关注，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他的连年成功，引起媒体的持续关注，进而引起观众的期待热忱高涨。每年的冯小刚热，或者说贺岁电影所体现出的舆论特征在于：冯小刚的电影——进而一切有媚俗倾向的商业影片，不管其制作如何精良，都不得不将自己的视角和身份认同于大众的视角和身份。他也许可以做引领潮流的时尚前沿，但更多的时候，电影所扮演的角色是对大众舆论的基本反映。冯小刚电影的一炮而红，当然离不开他的幽默或者调侃，但更深层地看，则是因为他的平民视角。冯氏电影，包括他的幽默和调侃的风格，无一不是一种社会化的产物，是一种中国现实社会看待问题的去向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套用恩格斯的一句话：即使中国影坛上没有冯氏电影，也一定会有其他什么人的电影来完成它应该完成的任务。
注释：
①②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7月版，102页、100页。
③④⑤刘建明：《社会舆论原理》，华夏出版社，2002年8月版，112页、62页、63页。
（作者单位：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
编校：郑艳
电影艺术，作为典型的大众文化产品，在今天有着特别的影响。遗憾的是，我们很少看到学者们——舆论研究者或者影视研究者从舆论学的角度对于“一两件典型的大众文化产品”所进行的“解剖”工作。在此，笔者不避学识的浅陋，选择了近年来颇有影响的冯小刚所导演的贺岁片系列进行这样一次解剖的尝试。
无论是陈力丹还是刘建明，虽然他们的建构各自舆论学的思路不一样，但是在各自的舆论学著作当中都把电影（影视）作为一种舆论形态来看待，放置在艺术这一大类的舆论形态当中。但是在他们的体系当中，没有能够展开论述，只是泛泛而谈——这对于他们是合适的。但是，以冯氏贺岁片为例深入分析一下这一舆论形态，既可以从新的角度解读冯氏电影，也可以从细致的角度了解影视这一舆论形体的特征。并且我们可以看到，舆论学者的若干抽象的理论，从具体的电影文本分析来看，还是显得线条过粗了。
陈力丹认为：“艺术形态的舆论所表达的公众意见或情绪倾向是相对间接的，但由于带有较强的情感性，因而能够比讯息形态的舆论更能深刻（注意这个词——笔者注）地反映一个时期舆论的特征。但是艺术形态的舆论不像观念形态的舆论那样直接表达意象，把握起来困难。”②而在陈力丹列举的艺术舆论形态中，有文学、音乐、舞蹈和绘画，也包括了电影。但是相对于其他几个古老的艺术门类，发展才100多年的电影并没有引起陈力丹的足够重视。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大众文化普泛的现代社会，甚至影响力比前面几个艺术门类更为强势的电影艺术却被忽视了。
和陈力丹不同，刘建明在他的《社会舆论原理》中倒是提到了影视作品，并且列举了产生过广泛影响的《渴望》、《宰相刘罗锅》这两部电视连续剧，并且下结论说：“影视剧的轰动效应被艺术家所关注，因为它逼真的艺术手段把舆论氛围充分地真实化了……只有反映民意追求的戏剧，才具有舆论形态，才会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③
那么，影视作品到底在什么样的层面上反映了“民意追求”，从而“具有舆论形态”的呢？笔者就冯氏的贺岁电影，做一些初步的分析。
影视作品表现舆论层面的最浅显易见的是作品里面直接对于当下社会舆论或者历史上出现过的舆论现象进行反映。这样的舆论表现比较直观，往往表现为对于历史话语方式的回顾、对于当下事件的关注和对于社会思潮的反映。
在冯小刚前期的贺岁片中，很大一个特点就是对于革命话语的调侃性运用。这在一方面当然是消解传统革命思维，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对于历史舆论现象的再现。这样的镜头，比比皆是。比如《甲方乙方》的开头，在电影正式开始时的一段独白：“我叫姚远，现年38岁，未婚，人品四六开，优点六，缺点四……”这里面反映传统地对于一个人的评价方式的舆论样态，特别是把一个人分为“几几开”这样一种简单的思维模式。还有电影里面钱康的张口就来的对于革命时代话语的回顾：“我们的工作中也确实暴露了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同志们哪，不要小看这些问题，搞不好是要出乱子的。”“我们的祖国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保卫着”、“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就是为人民服务”……这些话语的背后，是一个时代的舆论主流的回响。这样的回响，在其他几部贺岁片中也多有流露，如《不见不散》里面，刘元对牛清回忆毛主席老人家时说过的话。
这种历史话语的回顾，不只是表面的历史舆论现象的沉渣泛起，其方式从严肃向幽默的转变，是在更深层次上反映时代表达方式的转变和社会观念的转变。因为“口头语言是最常见的舆论行为”④，刘建明说：“俗语是舆论的神经末梢，不仅在生活领域，即使在政治思想领域也会随着新事物的产生而出现激变。”⑤在冯氏最具个性特色的电影幽默元素中，这里的语言用调侃的方式完成了对于历史舆论方式的回顾和反思。其调侃的姿态也表示中国社会从“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极“左”时期朝着改革开放的过渡，革命意识形态宽容，而市场经济和商业社会日渐确立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对于人们语言和思维的影响。
借电影人物对白语言来进行舆论的表达，不只是对于历史舆论现象的调侃，还有对于当今舆论中心的关注。这一点在冯氏前期的贺岁片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比如1997年的《甲方乙方》对于香港回归重大历史时间的提及，1999年的贺岁片《没完没了》对于1998年暴发的洪水的触及，对于全球性的“跨世纪”舆论的突出，以及许多影片中对于“足球”的出线、比赛比分等的涉及。他常常利用岁末这个特殊的时间，把一年当中在人民生活中产生过广泛影响，成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百姓日常生活舆论涉及的中心话题，都在当年的贺岁片中进行反映。这种艺术的反映，类似于近年来新闻媒体热衷策划的年度风云人物、年度行业性十大事件之类。可以看作是一个时期以来舆论的漩涡中心，但是同媒体不同的是，媒体进行的年度选评，有着严格的时间限定，而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其艺术的审美需求对应于内涵的深层的包容，使得它所反映的内容虽然也是一年之内出现的，但是其根源或者潜流，则有着前后相继的渊源和去向，从这一点看，更加符合舆论的形成和消散过程。
这些对于舆论的表达方式，常常处于舆论学学者的研究视野之外，学者们更加关注的是陈力丹所说的“深刻地反映一个时期舆论的特征”的那些方面。这就是在第二个层面上涉及影视作品对于舆论的表达：通过分析影视作品的主题来获取某个时期、某些人群的舆论内涵。
《甲方乙方》由七个小故事串联而成，反映了凡人的英雄梦、名人的凡人梦、享福的找罪受、失恋的要爱情，集中反映了对于家庭、婚姻、爱情等问题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又是通过大众文化的形式反映出来的，显然符合当时的社会普遍心态。比如最后一个故事里面两地分居问题的揭露，就能够获得普遍的认同。《不见不散》表现的对于出国热、美国梦的反省；《没完没了》对于追债难的表现；《大腕》对于消费时代人们消费心理的把握；《手机》对于信息时代通讯方式改进后人们无法把握的自身无所适从的表现；《天下无贼》对于社会道德风尚、诚信原则崩盘的社会现状的曲折表达。这些都是人们近年来舆论的中心议题。
如果说时政性事件带有较强的时间限制，那么从冯氏电影里面反映出来的更多的则是道德舆论范畴内的观念。他不是批判、反思人们通过长期的历史积累形成的传统观念，而是制造和迎合这样的观念。比如《没完没了》最后对于家庭观念、亲情意识的温馨营造，就是典型的中国心理；《大腕》对于消费社会的认同；《手机》对于信息覆盖下人们情感生活的体察；《天下无贼》里面傻根对于善良的笃信，是普通老百姓的心理。
在这里，其实我们必须意识到舆论和影视的双向互动关系。也就是说，影视作品作为一种艺术形态，一方面是对于业已形成的舆论的艺术反映，另一方面也是对于它所反映的舆论的一种推进。不是说所有的影视作品都是这样。这里，就用得到一个概念：媚俗、迎合大众。冯小刚的商业片的道路，有着自己的电影理念，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为人民服务。冯氏借电影里面的角色之口反复表达这样的理念，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自己发表这样的高论。他心里装的是人民，人民群众的快乐就是他的快乐。这种媚俗、迎合包括多方面，对于审美品位、心理接受、道德观念、价值取向等等。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找大众的舆论中心：什么样的话题可以成为关注的热点，能够吸引观众的眼球。用一个观众的话说：“冯导的影片，语言平实幽默，人物感情拿捏准确，每个故事、每个人物就像是我们身边的一样，看起来亲切极了。”
影视作品本身也是对于业已形成的或者未甚明了的舆论的澄清和自觉。这在冯氏的电影里面，表现为电影台词的流行化。每年贺岁片放映之后，社会上就能流行起来冯氏电影里面的经典对白。“张佃户来了，就让那些大骡子大马都歇了吧”，“打死我也不说”，“什么是有钱人，有钱人就是只买贵的，不买好的”，“做人要厚道”，“麻烦”，“21世纪什么最值钱，人才！”“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这些话粗看是因为它的幽默，深究却也有着社会心理的基础，各种企业对于工人的剥削，商业社会金钱的万能指向，婚外情的神秘、刺激和疲惫，现代伦理对于个体欲望的压制，全社会对于知识过于盲目的尊崇，紧张的现代生活给人带来的精神压力……流行语是具有高度概括能力的舆论形式之一，正是对于社会潜舆论的表达。一旦流行之后，成为一个被广泛群体接受的、有着共同意义指向的言语，被人们用来表达对于相似的事情的意见、态度、观念和情感。
电影之所以可以成为舆论的表现形式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这就是它是大众消费品，尤其它可以成为大众娱乐消费品，因而受到观众群制约比较大。这就要求电影——尤其是商业电影要十分注重票房收入，而吸引票房的手段就是电影叙事方式的“媚俗”。电影可以生成舆论、引导舆论，必然因为它的可传播性。电影本身就是一个科技发展的产物，它是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商业革命而传播的，其传播的速度和广度都十分迅捷。一部《星球大战》可以振臂一呼就号召全球几千万观众聚集大电影院，《黑客帝国》的全球首映也可以红极一时。
冯氏贺岁片每年都备受关注，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他的连年成功，引起媒体的持续关注，进而引起观众的期待热忱高涨。每年的冯小刚热，或者说贺岁电影所体现出的舆论特征在于：冯小刚的电影——进而一切有媚俗倾向的商业影片，不管其制作如何精良，都不得不将自己的视角和身份认同于大众的视角和身份。他也许可以做引领潮流的时尚前沿，但更多的时候，电影所扮演的角色是对大众舆论的基本反映。冯小刚电影的一炮而红，当然离不开他的幽默或者调侃，但更深层地看，则是因为他的平民视角。冯氏电影，包括他的幽默和调侃的风格，无一不是一种社会化的产物，是一种中国现实社会看待问题的去向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套用恩格斯的一句话：即使中国影坛上没有冯氏电影，也一定会有其他什么人的电影来完成它应该完成的任务。
注释：
①②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7月版，102页、100页。
③④⑤刘建明：《社会舆论原理》，华夏出版社，2002年8月版，112页、62页、63页。
（作者单位：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
编校：郑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