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芬施塔尔在书的最后说：“我现在只知道一件事：我必须写这本书。”
　　写下这句话时，里芬施塔尔已经85岁了。这是她人生中最后一个具有强大挑战性的工作。
　　这本回忆录如此地迎合那些乐于如此想象它(以及它的传主)的大众读者的口味：不断出现的大人物、激烈交锋的敌友、高潮迭起的人生体验、艺术家非凡的创造力、误解、冤屈、激动、挫折…“这是一部精心构造的叙事性作品，一部有关一个非凡女人的传奇史诗。
　　当然，她有充足的理由写这样的书；但也有充足的理由不这样写——这种境遇像极了她书中所描绘的为纳粹党拍片时的抉择：她在书中百般声明她不愿意拍摄那些电影，但字里行间仍然透露出她对那种“意志的胜利”的自豪感。苏珊·桑塔格正确地指出了里芬施塔尔作品中一贯存在的“迷人的法西斯主义”倾向；与此相似的倾向同样表现在这位传主充满高潮体验的人生叙事当中，在这样的人生面前，芸芸众生那种暗淡的生涯就像她以70多岁高龄在海底所忽略的大量平凡的海洋物种——只有那些色彩斑斓、令人惊叹的海洋生命才有资格出现在她的镜头之中。这种“审美倾向”可以用她自己的话来概括“我本能地着迷于任何美丽的事物。是的：美丽，和谐……那些一般的、平庸的东西，我都是不感兴趣的……而美丽的、强壮的、健康的、充满生气的东西，都会使我着迷。”
　　里芬施塔尔没有回避那些有争议的、关键性的瞬间。她写出了如何开始与希特勒的“命运般的会见”：“我似乎觉得我面前的地球表面如同半个圆球在慢慢地伸展开来，它中间突然断裂开，一股巨大的水流从里面喷射出来，喷射的强度足以使水流直冲上天，并使地球受震动。”“我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内心实在是太激动了。”“这天晚上，我感到希特勒在追求我。”等等。但或许出于策略，这条被世人充满期待的线索经常处于“草蛇灰线”般的断续之中。作为备受争议的“第三帝国”电影宠儿、传说中希特勒的“秘密情人”、战后各种反纳粹法庭的常客，里芬施塔尔的自传作品更像一篇长篇辩护词。
　　这部按照年代顺序写出的自传更像传主所拍摄的其他“纪录片”。在这样的叙事中，人生当中那些过于“普通、平常”的瞬间被轻轻抹去，那些关于一个女性通常所具有的特点，在书中并不多见(除了在希特勒面前“委屈的流泪”等等)。她乐于把自己表现为一个勇敢、顽强的“无性别”的电影工作者(她津津乐道于使自己迷醉的、充满力量感的“高山电影”、恢弘的奥林匹亚电影等等)。她尽量使用平凡的语言，表现得毫无野心，但字里行间的激情仍然不可遏止。
　　她很策略地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没有任何政治观点的中立的形象，并在书中多次谨慎地避免和纳粹党的主张产生联系，这样一来，这本自传更像是法庭辩护的延伸了。我们能够想象得出，已近晚年的里芬施塔尔，仍然不能够面对自己的真实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