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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中国经济、金融中心，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可谓风云际会、历经沧桑。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这座城市一直非常关注。他的革命生涯是从这里开始的，而他生命中最后的几个春节也是在上海度过的。可以说，他对上海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
革命生涯从上海开始
1920年8月27日下午3点，16岁的邓小平乘坐着“吉庆”号轮船从重庆启程，顺长江东下。9月5日，他和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83名同学到达上海。他们是第17批赴法勤工俭学的。他们的到来，立即在上海引起了舆论轰动，许多报纸竞相报道这一消息。
1920年9月14日的《时事新报》上刊登了“前日赴法之大批学生”的报道：
本埠华法教育会曾经登报声明《时事新报》还在后面一一附上这次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的名字，其中邓希贤(即邓小平)的名字赫然在列。
来到上海后，邓小平首先和同学们一起来到华法教育会。按照华法教育会的规章，教育会为这批学生免费代购船票，从法国领事馆领取护照。由于从上海到法国的邮轮每月只有一班，因此，教育会就安排他们暂住在名利大旅社，等待一个星期后搭船赴法。
对于邓小平而言，被喻为“十里洋场”的上海与家乡四川截然不同，这里有代表近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大工业，有连接广大内地与西方世界的繁忙的商贸往来，以及融合中西方文化特色的城市风貌。
然而，在这繁华景象的背后，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幅景象。外国在华商行垄断了中国80％的出口贸易和几乎全部的进口贸易，操纵着对中国的政府借款和工商业投资，控制着中国的财政、金融市场、海关，掌握着90％以上的铁路和70%~80%的内河航运，垄断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享有治外法权的在华外国人，可以恣意妄为而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和制裁。在西方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压迫下，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几近崩溃，许多农民只得逃到上海谋生。在上海，精巧的洋房和豪华的公寓后面是密密麻麻的贫民窟；日夜隆隆作响的现代化大工厂正面对着污秽简陋的小作坊；黄浦江上汽笛长鸣的新式轮船旁，紧挨着在江中随波起伏的小舢板。这一切都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虽然邓小平和同学们只在上海停留了短短一个星期，但上海的景象却始终萦绕在邓小平的心头，也更坚定了他赴法勤工俭学、将来拯救中华民族的决心。1920年9月11日，邓小平胸怀对民族、对国家更强的责任感，登上鸯特莱蓬号，踏上赴法勤工俭学的航程。
这位世纪伟人从上海开始了他70多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从上海走向当时全世界最发达的政治、经济中心——欧洲，孜孜探寻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和富强之路。
革命低潮和家庭变故在上海发生
1927年“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国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工农大革命进入了低潮。
1927年9月底到10月初，邓小平随中央机关再次来到上海。12月，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几十年过去后，他在谈到这一经历时，曾风趣地说：“1927年底，我第一次当中央秘书长时23岁，也是大官啦。”当时，他不仅掌握着所有中央负责同志和各处中央秘密机关的地址，而且每天都要往来于各个秘密机关之间，接待来自各地的秘密交通员，处理地方党组织的文件和情报，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一旦稍有不慎，不仅会有生命危险，更会危及中央机关和各级组织。
因此，邓小平时时刻刻都十分小心谨慎，就连穿着也特别注意。到租界去的时候，就穿绸缎袍子，穿马褂；到平民住的地方去，就穿工人服装，尽量不引人注意。这时期，他再度和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时相识的张锡媛成为同事。共同的理想、事业和情趣，使他们相爱了。
1928年刚过年不久，24岁的邓小平和22岁的张锡媛在上海结婚。为了庆祝这对年轻的革命者喜结良缘，中央的同志们在上海广西中路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馆子里办了酒席。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30多人参加了婚宴。
此后的大半年时间，邓小平夫妇和周恩来夫妇同住在公共租界的一幢小楼里，周恩来和邓颖超住楼上，邓小平和张锡媛住楼下。霍步青和朱月倩夫妇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这三对夫妻编在一个党小组，同过组织生活，一周一次，但为了安全，地点是经常变换的。那时6个人的平均年龄也就是20刚出头，是个年轻又坚强的战斗集体。
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战斗在龙潭虎穴，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为了革命大业，邓小平和张锡媛这对年轻夫妇，早把生死置之度外。
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我们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去过。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但危险经过好几次，最大的危险有两次。
1928年4月5日在上海爱文义路望德里1239号(现在的北京西路1060弄内)罗亦农的住所，邓小平与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罗亦农接头。办完事后，他刚从后门离开，巡捕就从前门进入罗亦农的住处，逮捕了罗亦农。从邓小平离开，到罗亦农被捕，前后只差了一分钟的时间。后来，罗亦农被叛徒出卖，英勇就义。
还有一次是在邓小平自己的住处。当时，巡捕发现了周恩来的住处，要来搜查。由于当时特科事先得到了情报，并及时通知了周恩来，因此住在这里的同志都安全地撤离了。但邓小平当时恰好不在家，没有接到通知。当邓小平正要敲门进屋时，巡捕还在屋内搜查。幸亏搜查的人中有一名特科的内线，他故意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机警的邓小平一听声音不对，立刻转身就走。多年后，邓小平还常常提到这两次危险的经历：“这是我遇到的最大的两次危险。那个时候很危险啊!半分钟都差不得!”
1929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派邓小平从上海去广西，以中央代表的身份，领导广西党的工作和组织武装起义。邓小平告别已怀孕的爱妻，踏上去广西的征途。1929年至1930年，邓小平、张云逸、俞作豫、李明瑞等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创立了红七军、红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当邓小平奉命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时，张锡媛正住在上海宝隆医院，准备分娩。邓小平汇报完工作，急忙赶到医院。夫妻久别重逢，虽感欣喜，但孩子却难产。后来，孩子虽生下来了，但张锡媛却得了产褥热，几天后就不幸去世了，年仅24岁。刚生下不久的孩子也随之夭亡。邓小平顾不得埋葬妻儿，便奉命匆匆赶回广西。
红色战旗在上海飘扬
1949年，渡江战役之后，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进驻丹阳，准备决战上海。上
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人口密集，工业集中，国民党集团投入数十万重兵驻守，苦心经营，势在必争。这就决定了这里必有一场恶斗，决定了上海作战必是京沪杭战役中最艰巨最复杂的一场战役。邓小平多次打比喻说：上海作战是一场极其特殊的战斗，好比瓷器里捉老鼠，既要捉住老鼠，又不能把那些极其珍贵的瓷器打碎。为了打好这一仗，邓小平和陈毅经常在一起研究如何顺利攻占上海又完整地保留上海的办法，苦心孤诣地谋划。他们还把分散在外地的刘伯承、谭震林、粟裕等请到丹阳来，一起精心研究，根据情况不断修订、补充和完善作战计划，及时作出新的决策。
5月23日晚，我军对上海发起总攻，迅速占领除苏州河以北一带地区的全部上海市区和高桥、吴淞等地。5月25日，陈毅冒雨从丹阳乘车经常州、无锡、苏州等地到达上海南翔镇，就近掌握上海战局。邓小平则继续留在丹阳担负全局性指导工作。
5月26日，邓小平率领总前委、华东局机关和大批接管干部，在苏州河北时稀时密的枪炮声中，乘火车抵达上海。
到上海以后，邓小平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地说：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重点解决上海的经济恢复问题。邓小平善于发挥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华东财经委员会草拟《新解放区财粮税收工作条例草案》时，他一再恳切地告诫：条文不宜过细，对下面限制不宜过多。要相信各地区的司令员、政委，相信他们都有丰富的工作经验，给他们定几条方针、原则，他们会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的。对各级干部要放手、信任，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性。
不久，陈邓首长先后迁往上海湖南路262号原周佛海公馆。这是一处花园别墅，一幢小型楼房掩映在浓荫丛中，陈邓分住楼上和楼下。这时他们的夫人和子女也来了，尽管他们仍旧日夜忙碌，但开始有了家庭的温馨。有时两人一起下围棋，或一起在花园散步，或一起陪客人进餐。陈邓两家竟比一家人还和睦亲爱。
7月中旬，邓小平离开上海赴南京。不久，他和刘伯承为了完成解放祖国大西南地区的崇高使命，又不辞劳苦地率领第二野战军踏上了新的征程。
改革的蓝图在上海绘就
邓小平一生中曾数十次莅临上海，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1988年至1994年的7年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更是每年都到上海视察，对上海的工作做了许多重要指示，并寄予殷切期望。
1990年初，邓小平面对世界的风云变幻，思索着90年代中国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战略。他把目光投向了上海，投向了浦东。3月，回北京后，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一次谈话中说：“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同年4月，党中央作出了开发浦东的战略决策。
1991年2月18日，邓小平登上了上海新锦江大酒店41层的旋转餐厅，一边眺望上海中心城区的面貌，一边对身旁的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了，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
“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邓小平接着又说，“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1992年2月4日，邓小平结束了在广东的巡视，又来到上海，和上海党政军负责人一起共度除夕。当他健步来到会议大厅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市委书记吴邦国、市长黄菊迎上前去代表1300万上海人民向小平同志拜年，祝他健康长寿。
小平满面春风，微笑着向大家致意，向上海人民问好。在欢乐的气氛中，邓小平与大家亲切握手，互贺新春，合影留念。
从1月底到2月21日，邓小平与上海市的主要负责同志进行了重要谈话。在上海，小平同志连夜整理审定了后来被称为“南方谈话”的《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南方谈话”是确保“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的纲领性文件，为党的十四大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在上海，小平同志坦率地说：“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谈到这里，他不免有一点遗憾，但他同时又指出，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浦东开发比深圳晚，但起点可以更高，相信可以后来居上。
他还说，上海民心比较顺，这是一股无穷的力量。上海1年就有很大的变化，3年会有更大的变化。
邓小平的话，给上海人民以巨大的鼓舞，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力量。
1992年初，上海市委市政府迅速制定了上海改革开放的战略目标：以浦东特区开发为龙头，带动长江三角洲、长江沿江地区经济发展，把上海建成远东地区的经济、金融和贸易中心。
1993年春，邓小平在上海再次提醒上海的同志，要抓住上海发展的机遇，他说：“希望你们不要丧失机遇。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做出了很多贡献。”1993年末，已经89高龄的邓小平不顾劳累又一次来到上海。12月13日，他在吴邦国和黄菊的陪同下，冒着细雨驱车视察了新建成的上海内环线浦东段和浦东罗山路、龙阳路两座立交桥，接着驶上了杨浦大桥。
邓小平在桥上下车，迎着寒风，迈步走在杨浦大桥上。他眺望着日新月异的浦东，说道：“喜看今日路，胜读十年书。”他又握着大桥建设总指挥朱志豪的手说：“这是上海工人阶级的胜利。我向上海工人阶级致敬!”
1994年初春，当邓小平看到上海“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时，十分高兴地说：“上海的工作做得很好，上海有特殊的素质、特殊的品质，上海完全有条件上得快一点。”当他老人家最后一次离开上海，火车即将启动时，他紧紧抓住前来送行的市委书记吴邦国、市长黄菊的手，充满深情地说：“你们一定要抓住20世纪的尾巴，这是你们上海的最后机遇!”
上海，这座在邓小平心中有着特殊地位的城市，如今已成为世界瞩目的发展神速的国际大都市，如果小平同志在天有灵，一定会感到无比欣慰的。
革命生涯从上海开始
1920年8月27日下午3点，16岁的邓小平乘坐着“吉庆”号轮船从重庆启程，顺长江东下。9月5日，他和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83名同学到达上海。他们是第17批赴法勤工俭学的。他们的到来，立即在上海引起了舆论轰动，许多报纸竞相报道这一消息。
1920年9月14日的《时事新报》上刊登了“前日赴法之大批学生”的报道：
本埠华法教育会曾经登报声明《时事新报》还在后面一一附上这次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的名字，其中邓希贤(即邓小平)的名字赫然在列。
来到上海后，邓小平首先和同学们一起来到华法教育会。按照华法教育会的规章，教育会为这批学生免费代购船票，从法国领事馆领取护照。由于从上海到法国的邮轮每月只有一班，因此，教育会就安排他们暂住在名利大旅社，等待一个星期后搭船赴法。
对于邓小平而言，被喻为“十里洋场”的上海与家乡四川截然不同，这里有代表近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大工业，有连接广大内地与西方世界的繁忙的商贸往来，以及融合中西方文化特色的城市风貌。
然而，在这繁华景象的背后，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幅景象。外国在华商行垄断了中国80％的出口贸易和几乎全部的进口贸易，操纵着对中国的政府借款和工商业投资，控制着中国的财政、金融市场、海关，掌握着90％以上的铁路和70%~80%的内河航运，垄断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享有治外法权的在华外国人，可以恣意妄为而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和制裁。在西方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压迫下，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几近崩溃，许多农民只得逃到上海谋生。在上海，精巧的洋房和豪华的公寓后面是密密麻麻的贫民窟；日夜隆隆作响的现代化大工厂正面对着污秽简陋的小作坊；黄浦江上汽笛长鸣的新式轮船旁，紧挨着在江中随波起伏的小舢板。这一切都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虽然邓小平和同学们只在上海停留了短短一个星期，但上海的景象却始终萦绕在邓小平的心头，也更坚定了他赴法勤工俭学、将来拯救中华民族的决心。1920年9月11日，邓小平胸怀对民族、对国家更强的责任感，登上鸯特莱蓬号，踏上赴法勤工俭学的航程。
这位世纪伟人从上海开始了他70多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从上海走向当时全世界最发达的政治、经济中心——欧洲，孜孜探寻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和富强之路。
革命低潮和家庭变故在上海发生
1927年“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国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工农大革命进入了低潮。
1927年9月底到10月初，邓小平随中央机关再次来到上海。12月，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几十年过去后，他在谈到这一经历时，曾风趣地说：“1927年底，我第一次当中央秘书长时23岁，也是大官啦。”当时，他不仅掌握着所有中央负责同志和各处中央秘密机关的地址，而且每天都要往来于各个秘密机关之间，接待来自各地的秘密交通员，处理地方党组织的文件和情报，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一旦稍有不慎，不仅会有生命危险，更会危及中央机关和各级组织。
因此，邓小平时时刻刻都十分小心谨慎，就连穿着也特别注意。到租界去的时候，就穿绸缎袍子，穿马褂；到平民住的地方去，就穿工人服装，尽量不引人注意。这时期，他再度和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时相识的张锡媛成为同事。共同的理想、事业和情趣，使他们相爱了。
1928年刚过年不久，24岁的邓小平和22岁的张锡媛在上海结婚。为了庆祝这对年轻的革命者喜结良缘，中央的同志们在上海广西中路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馆子里办了酒席。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30多人参加了婚宴。
此后的大半年时间，邓小平夫妇和周恩来夫妇同住在公共租界的一幢小楼里，周恩来和邓颖超住楼上，邓小平和张锡媛住楼下。霍步青和朱月倩夫妇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这三对夫妻编在一个党小组，同过组织生活，一周一次，但为了安全，地点是经常变换的。那时6个人的平均年龄也就是20刚出头，是个年轻又坚强的战斗集体。
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战斗在龙潭虎穴，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为了革命大业，邓小平和张锡媛这对年轻夫妇，早把生死置之度外。
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我们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去过。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但危险经过好几次，最大的危险有两次。
1928年4月5日在上海爱文义路望德里1239号(现在的北京西路1060弄内)罗亦农的住所，邓小平与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罗亦农接头。办完事后，他刚从后门离开，巡捕就从前门进入罗亦农的住处，逮捕了罗亦农。从邓小平离开，到罗亦农被捕，前后只差了一分钟的时间。后来，罗亦农被叛徒出卖，英勇就义。
还有一次是在邓小平自己的住处。当时，巡捕发现了周恩来的住处，要来搜查。由于当时特科事先得到了情报，并及时通知了周恩来，因此住在这里的同志都安全地撤离了。但邓小平当时恰好不在家，没有接到通知。当邓小平正要敲门进屋时，巡捕还在屋内搜查。幸亏搜查的人中有一名特科的内线，他故意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机警的邓小平一听声音不对，立刻转身就走。多年后，邓小平还常常提到这两次危险的经历：“这是我遇到的最大的两次危险。那个时候很危险啊!半分钟都差不得!”
1929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派邓小平从上海去广西，以中央代表的身份，领导广西党的工作和组织武装起义。邓小平告别已怀孕的爱妻，踏上去广西的征途。1929年至1930年，邓小平、张云逸、俞作豫、李明瑞等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创立了红七军、红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当邓小平奉命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时，张锡媛正住在上海宝隆医院，准备分娩。邓小平汇报完工作，急忙赶到医院。夫妻久别重逢，虽感欣喜，但孩子却难产。后来，孩子虽生下来了，但张锡媛却得了产褥热，几天后就不幸去世了，年仅24岁。刚生下不久的孩子也随之夭亡。邓小平顾不得埋葬妻儿，便奉命匆匆赶回广西。
红色战旗在上海飘扬
1949年，渡江战役之后，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进驻丹阳，准备决战上海。上
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人口密集，工业集中，国民党集团投入数十万重兵驻守，苦心经营，势在必争。这就决定了这里必有一场恶斗，决定了上海作战必是京沪杭战役中最艰巨最复杂的一场战役。邓小平多次打比喻说：上海作战是一场极其特殊的战斗，好比瓷器里捉老鼠，既要捉住老鼠，又不能把那些极其珍贵的瓷器打碎。为了打好这一仗，邓小平和陈毅经常在一起研究如何顺利攻占上海又完整地保留上海的办法，苦心孤诣地谋划。他们还把分散在外地的刘伯承、谭震林、粟裕等请到丹阳来，一起精心研究，根据情况不断修订、补充和完善作战计划，及时作出新的决策。
5月23日晚，我军对上海发起总攻，迅速占领除苏州河以北一带地区的全部上海市区和高桥、吴淞等地。5月25日，陈毅冒雨从丹阳乘车经常州、无锡、苏州等地到达上海南翔镇，就近掌握上海战局。邓小平则继续留在丹阳担负全局性指导工作。
5月26日，邓小平率领总前委、华东局机关和大批接管干部，在苏州河北时稀时密的枪炮声中，乘火车抵达上海。
到上海以后，邓小平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地说：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重点解决上海的经济恢复问题。邓小平善于发挥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华东财经委员会草拟《新解放区财粮税收工作条例草案》时，他一再恳切地告诫：条文不宜过细，对下面限制不宜过多。要相信各地区的司令员、政委，相信他们都有丰富的工作经验，给他们定几条方针、原则，他们会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的。对各级干部要放手、信任，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性。
不久，陈邓首长先后迁往上海湖南路262号原周佛海公馆。这是一处花园别墅，一幢小型楼房掩映在浓荫丛中，陈邓分住楼上和楼下。这时他们的夫人和子女也来了，尽管他们仍旧日夜忙碌，但开始有了家庭的温馨。有时两人一起下围棋，或一起在花园散步，或一起陪客人进餐。陈邓两家竟比一家人还和睦亲爱。
7月中旬，邓小平离开上海赴南京。不久，他和刘伯承为了完成解放祖国大西南地区的崇高使命，又不辞劳苦地率领第二野战军踏上了新的征程。
改革的蓝图在上海绘就
邓小平一生中曾数十次莅临上海，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1988年至1994年的7年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更是每年都到上海视察，对上海的工作做了许多重要指示，并寄予殷切期望。
1990年初，邓小平面对世界的风云变幻，思索着90年代中国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战略。他把目光投向了上海，投向了浦东。3月，回北京后，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一次谈话中说：“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同年4月，党中央作出了开发浦东的战略决策。
1991年2月18日，邓小平登上了上海新锦江大酒店41层的旋转餐厅，一边眺望上海中心城区的面貌，一边对身旁的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了，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
“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邓小平接着又说，“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1992年2月4日，邓小平结束了在广东的巡视，又来到上海，和上海党政军负责人一起共度除夕。当他健步来到会议大厅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市委书记吴邦国、市长黄菊迎上前去代表1300万上海人民向小平同志拜年，祝他健康长寿。
小平满面春风，微笑着向大家致意，向上海人民问好。在欢乐的气氛中，邓小平与大家亲切握手，互贺新春，合影留念。
从1月底到2月21日，邓小平与上海市的主要负责同志进行了重要谈话。在上海，小平同志连夜整理审定了后来被称为“南方谈话”的《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南方谈话”是确保“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的纲领性文件，为党的十四大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在上海，小平同志坦率地说：“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谈到这里，他不免有一点遗憾，但他同时又指出，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浦东开发比深圳晚，但起点可以更高，相信可以后来居上。
他还说，上海民心比较顺，这是一股无穷的力量。上海1年就有很大的变化，3年会有更大的变化。
邓小平的话，给上海人民以巨大的鼓舞，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力量。
1992年初，上海市委市政府迅速制定了上海改革开放的战略目标：以浦东特区开发为龙头，带动长江三角洲、长江沿江地区经济发展，把上海建成远东地区的经济、金融和贸易中心。
1993年春，邓小平在上海再次提醒上海的同志，要抓住上海发展的机遇，他说：“希望你们不要丧失机遇。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做出了很多贡献。”1993年末，已经89高龄的邓小平不顾劳累又一次来到上海。12月13日，他在吴邦国和黄菊的陪同下，冒着细雨驱车视察了新建成的上海内环线浦东段和浦东罗山路、龙阳路两座立交桥，接着驶上了杨浦大桥。
邓小平在桥上下车，迎着寒风，迈步走在杨浦大桥上。他眺望着日新月异的浦东，说道：“喜看今日路，胜读十年书。”他又握着大桥建设总指挥朱志豪的手说：“这是上海工人阶级的胜利。我向上海工人阶级致敬!”
1994年初春，当邓小平看到上海“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时，十分高兴地说：“上海的工作做得很好，上海有特殊的素质、特殊的品质，上海完全有条件上得快一点。”当他老人家最后一次离开上海，火车即将启动时，他紧紧抓住前来送行的市委书记吴邦国、市长黄菊的手，充满深情地说：“你们一定要抓住20世纪的尾巴，这是你们上海的最后机遇!”
上海，这座在邓小平心中有着特殊地位的城市，如今已成为世界瞩目的发展神速的国际大都市，如果小平同志在天有灵，一定会感到无比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