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近年来发展出了一套成熟的出口民主的模式。首先在不听命于西方的国家组织大规模的抗议，并在示威者和当局对抗的混乱中制造流血事件，然后集结各方压力迫使当权者下台，紧接着就是由西方观察员监督下的选举，产生亲西方的政权。

　　中国人对世纪之交的科索沃战争印象深刻。在那场以制止人道主义危机为名对一个主权国家的狂轰滥炸中，我们从西方听说了一个理论创新：人权高于主权。
　　伴随着科索沃战争的炮声，由17世纪中期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的主权神圣原则轰然倒塌，从此不再构成西方对他国进行干涉的障碍。西方向世界出口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道路变得通畅了。
　　普世主义不是什么新东西，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殖民主义早期，数百年来经历过若干变种。但万变不离其宗，普世主义充当强权的意识形态的功能从未改变。这么说并非否认普世主义的理论价值，而是指出不能因此对其政治功能视而不见。比如，民主无疑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价值，但当民主成为霸权的工具，味道就变了。
　　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西方是如何定义民主的：首先，要有符合民主程序的选举；其次，通过选举上台的必须是西方的政治代理人。在这两点中，后者的重要性要远远高于前者，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那么就不是民主，或者是民主的倒退。相应地，如果一个已经达到了这个标准，那么是否民主根本不会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
　　西方近年来发展出了一套成熟的出口民主的模式。首先在不听命于西方的国家组织大规模的抗议，并在示威者和当局对抗的混乱中制造流血事件，然后集结各方压力迫使当权者下台，紧接着就是由西方观察员监督下的选举，产生亲西方的政权。如果这个过程在运作中出了偏差，那么就得再来一遍。在强大的舆论机器配合下，这个流程被称为民主的发展。
　　尚处于未完成状态的乌克兰危机完美地演绎了这个模式。2004年，乌克兰已经经历了“橙色革命”，民主了一次；但那一次被排除的亚努科维奇在2010年又被选上了。亚努科维奇算不得一个反西方的人物，只是在倒向西方的路上走得比较犹豫而已，这就足以构成了在乌克兰再次实现“民主”的理由。中央电视台对一位示威者的采访表明，示威和夺权是通过金钱收买组织起来的；网络上甚至出现图像资料，称罢免亚努科维奇的议会投票是由少数人操控全部投票器完成的。
　　这个阶段受到了西方的欢迎和鼓励，普世主义的舆论机器也还能正常运转。但西方只猜到了开头，却没有猜到结局：克里米亚闪电般地完成了公投和加入俄罗斯联邦。
　　西方的愤怒不难理解，于是立刻把普世主义的说辞扔进了垃圾桶，指责克里米亚独立违反了乌克兰宪法，乌克兰的主权必须得到尊重。可是2008年西方操纵科索沃通过公投宣布独立，完全没有理睬塞尔维亚关于主权需要得到尊重的呼声。
　　鲁迅曾经说过：“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这一次，西方亲手撕破了普世主义的伪饰，在这个意义上，普世主义再次以破产的方式而宣告终结。
　　但有两点需要指出，首先，普世主义在形式上的终结不能等同于其在实践上的终结。普世主义在乌克兰破产仅仅是因为碰到了普京这个强大的对手，在没有遇到有力的阻碍的地方，它仍将阔步前行。
　　其次，普世主义作为霸权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不应等同于其作为一种价值理念的终结。世界上应该也可以存在值得不同民族共同追求的“普世的普世主义”，但这个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只能在霸权终结之后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