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世十年之后，经济学家杨小凯留下的问题仍然没有答案。十多年前，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任教的杨小凯，曾和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林毅夫就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路径进行辩论。他们的分歧被总结为“后发劣势”和“后发优势”之争。
　　后发劣势的概念来自经济学家沃森所说的“后来者的诅咒”。2002年，杨小凯在文章中发展了这个概念，他指出，后发国家总是通过模仿先发国家推动经济增长。模仿有两个层面，模仿制度或是模仿技术。模仿技术易，模仿制度难。杨小凯认为，如果通过模仿技术可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后发国家就会采取一种国家机会主义立场，导致发展的路径被锁定，为长期发展留下隐患。因为短期经济成功常常被用作堵塞批评的工具，使一个国家付出长期代价。经济增长反而成为制度转型的障碍，这种悲剧在人类历史上所在多有。
　　杨小凯的文章一发表，林毅夫就撰文反驳。他提出，技术创新的成本非常高，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后发经济体之所以能实现快速增长，是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能够推出正确的发展战略，诱导企业善用该地区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通过技术模仿，在很短时间内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后发地位并不必然成为劣势，只要政府善于发现和利用比较优势，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反而能成为实现经济增长的优势。而且，只要发挥后发优势，经济增长并不需要以明晰的产权和宪政为前提。
　　2004年，杨小凯英年早逝，年仅56岁，学林震动。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杨小凯在最富创造力的年龄去世，不但是这门学科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的损失。以杨小凯传奇的人生经历、天赋、勤奋和创造力，他的问题意识和视野，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制度转型都大有启发。最能佐证这一点的正是他和林毅夫的争论。随着时光推移，二人的争论不但没有失去针对性，反而不断被现实发展证明其重要性。如今，增长与制度的关系，已经成为研究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
　　在这场思想之争中，林毅夫一度更像是胜利者。十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GDP排名上升到世界第二；居民收入水平上升；社会基本稳定；政府保持着对经济的强势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强势）。这也让林毅夫有底气坚持“后发优势”的立场，并试图将中国的经验上升为一般经济学理论。他后来出任世界银行副总裁和首席经济学家，试图在不发达国家推行中国的改革经验，卸任后，推出《新结构经济学》，全面总结自己的理论。杨小凯曾两次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他去世之后，林毅夫是获奖呼声最高的华裔经济学家。
　　但林毅夫的理论对中国的现实越是有解释力，杨小凯的论述就越是有预见性。中国经济的转型压力显然比预计的来得更早。而且，事先很少有人想到，压力最早来自人口结构转变。在林毅夫的解释中，充沛的年轻劳动力是中国最大的比较优势之一。但这一优势不但受制于人口结构变化的普遍规律（生育意愿和生育率随城市化、工业化和人均收入水平上升而递减），更受限于中国特殊的生育管制政策，因此是一个制度问题。
　　人口学家特别不解的是，中国政府为什么选择在1980年代初推行严格的生育管制政策，因为那时候中国的人口生育率已经相比高峰期下降了很多，并且持续下降的趋势非常明显。他们提出的解释之一是1980年前后的经济增长“三步走”计划，特别是其中第二步计划，也即到20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达到1000美元。这不仅需要做大分子，也即GDP，还需要缩小分母，也即人口总数。
　　杨小凯对这类规划的长期必要性和合理性深表怀疑，而且历史正在证实他的洞察。劳动人口减少是一个长期和难以逆转的趋势，引起了中国经济中深远的变化。本届政府已经着手放松生育管制，并以前所未有的紧迫感，要求减少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审批和干预，并为此成立了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些事情同时出现，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