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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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与佛法是否相妨问题首次被明确提出和详细论述见于苏轼作于元丰元年(1078)的《送参寥师》,然而,这个问题并非始于苏轼也未止于苏轼,在唐朝的时候就已被广泛论及,在苏轼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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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与佛法是否相妨问题首次被明确提出和详细论述见于苏轼作于元丰元年(1078)的《送参寥师》,然而,这个问题并非始于苏轼也未止于苏轼,在唐朝的时候就已被广泛论及,在苏轼之后依然不时有论家发表相关议论.rn从古至今,诗与佛牵涉出多方面的关系,如诗语与禅语的比较、诗学与禅学的关系等等.诗、法是否相妨问题涉及的诗、佛关系是作为个体活动的诗与佛,这从其现实缘起即可看出.佛教在东土弘传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类特殊人群,一为倾心于佛教的文人,另一类为诗僧.在佛教初人中土的时候,就已出现倾心于佛法的文人,谢灵运、宗炳即为典型代表.及至隋唐佛教发展进入鼎盛时期,仕途失意的文人士子或每每流露出向佛之心,或以“居士”自号,试图在佛法中寻求到心灵的平衡与宁静,所谓“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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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伟大相反,我喜欢渺小,我想提倡一种渺小主义。一朵浪花是渺小的,波浪滔天的海洋就是它集体动力的表现;一粒沙尘是渺小的,它们造成了巍峨的泰岱;一株小草也是一面造物的小旗;一朵小花不也可以壮一下春的行色吗? 我说的渺小是最本色的,最真的,最人性的。一颗星星,它没有名字却有光,有温暖,一颗又一颗,整个夜空都为之灿烂了。谁也不掩盖谁,谁也不妨碍别人的存在;相反地,彼此互相辉映,每一个都是集体中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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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来学校出现了两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一是在班主任之间,有些班主任为了拿文明班,不断地叫班上一些“特别听话”的学生做好事,按照学校的规定,这班做的好事越多,那么这个班就越容易获得学校的文明班,而学生所做的好事通常是,班主任指派一些特别听话的学生,打扫领导办公和校园的其它一些地方,领导办公室被扫了一遍又一遍;二是学生变得越来越容易起哄,只要学校出现什么风吹草动的异样,学生就一涌而出,猛烈地起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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