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被”字在中国大陆流行。它所透露的信息是:个人失却了言说和表达的权利,弱势权利受强势权力的任意玩弄。
　　其实这也不是新鲜事。回顾历史,中国的民众从来就是一个“被”民族。当威权至高无上,民众自然就是集权的羔羊,从“群众”二字的结构就可明白无误地看出:“群”就是“君”之“羊”;“众”就是一个大“人”之下的两个小“人”——“从”,既然是“从”,跟从、盲从、听从、随从——最后就只有“被”的份了。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被”现象就层出不穷:比如“被”反革命、“被”右派、“被”特务、“被”四類分子……尤其到了60年代初,一场大饥荒饿死了成百上千万人,然而我们的粮食却日益“被”高产。连当时中国的顶级科学家也信誓旦旦地论证了这种可能性。这说明,在任何集权的年代里,除了集权者本身,任何人都可能是“被一族”。
　　1863年11月,美国总统林肯发表过一篇著名演说,最后一句说道:“我们要使国家在上帝的保佑下得到新生的自由——使这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值得注意的是:林肯在表达“民治”一词时使用的是“by the people”(by,被、由),也就是说,政府首先是要“被”人民认可和监控,而不是人民首先“被”政府管治的。难怪梁启超曾不无感慨地说:“我国学说于of、for之义,盖详哉言之,独于by义则概乎未之有闻。”由此来看,“被”并不可怕,关键是“被”的主动一方是谁和怎么“被”。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德兰修女,这位获得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印度修女在颁奖典礼上的动人一幕,至今让世界难忘。她带领全体与会者,齐声朗读意大利修士方济各的著名诗篇《和平祈祷词》:“……哪里有伤害/让我传达宽恕/哪里有仇恨/让我播种爱德/哪里有疑惑/让我提供信任/哪里有绝境/让我带去喜乐……不是被理解/而是去理解/不是被安慰/而是去安慰/不是被爱/而是去爱……”
　　同样是“被”,让人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心灵震撼。德兰修女的伟大在于她无远弗届的高贵德行,对弱者充满了同情和爱戴,对各种信仰者予以仁慈的宽容。她曾对记者说:“贪婪——对权力的贪婪,对金钱的贪婪,对名誉的贪婪,这是当今世界实现和平的最大障碍。”
　　无独有偶,2000年元旦,时任韩国总统的金大中、5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与参加新年庆典的数万民众一起齐声朗读了《和平祈祷词》。一位中国学者想把这首充满爱的情怀、举世闻名的诗篇编进一套中学生读物,却遭到了有关方面的拒绝。于是他提出如下诘问:“难道只有资产阶级才能享有平等、自由、博爱、人权、民主吗?难道只有基督徒才能享有仁爱、慈悲、悲悯、救赎、感恩、祈祷、忏悔吗?我们把这一切拒绝之后,我们还能拥有什么?”
　　德兰修女期盼通过“爱”来修补人们之间的裂痕,实现“人生而平等”的愿望。而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如一位中国学者所说的,“必须有一种制度对强大的权力进行限制和约束,使其在公民面前保持谦抑和顺从”,只有这样,民众才能避免被“被”的命运。只有当“被”的主动语是人民而不是政府的时候,威权才会被关进笼子里——关在笼子里的权力自然会趋善,倒过来则会趋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