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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至2005年，前苏联地区一些国家发生了被统称为“颜色革命”的政权变更事件，给世界带来震荡和不安，忧天者有之，窃喜者亦有之。进入2006年，颜色革命似乎偃旗息鼓了，来得快，去得也快。不过，回顾“颜色革命”很有必要，因为它给人们以更多的启示和教益。
“颜色革命”的原因和特点
在2003年11月至2005年3月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前苏联地区发生了三起“颜色革命”事件：2003年11月格鲁吉亚的政权变更，2004年10月的乌克兰总统之争，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罢黜前总统阿卡耶夫、执掌政权事件。这些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当权派利用手中的权力和现行法律制度，竭力为新议会选举制造有利于自己的环境和条件，确保自己在选举中的优势地位，为此甚至采取暗箱操作等手段。因此，最初的选举进程都表现出对政权派有利的结果。例如，格鲁吉亚最初公布的议会选举结果是政权党获得71个议席，反对派只获57席。乌克兰总统第二轮选举结果是政权派的亚努科维奇胜出。而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选举结果是在总共只有75个席位的单一议会中，总统阿卡耶夫的家族成员占了6-7席。与此同时，三国政权派都建立了看似公正的选举环境，包括邀请国际观察机构和人员监选，使用透明票箱等措施。三国反对派则都利用本国新一届议会或总统选举时机向当权派发难。他们积极争取西方的支持，在产生对自己不利的选举结果之后，就采用指责政权舞弊，举行大规模集会和示威游行等一切可能采用的抗议手段迫使政权派下台，并取得胜利。
内因方面看，这些国家的制度改革和建设还处于过渡阶段，既称不上是民主国家，也不同于前苏联时期的社会制度模式。这些国家推行民主，建立了三权分立的国家制度结构和框架，但总统高度集权，领导人治理国家的思维方式没有摆脱旧的框框，国家机构的运作依然是低效的。其直接后果是导致官僚式的管理和程度严重的官员腐败。这些国家尽管都开始推行经济市场化的方针，但始终无法摆脱经济结构失调、产品缺乏竞争力、经济增长严重滞后的状况。其直接后果是社会贫困化程度不断加重、贫富分化加剧、民心不稳、政局动荡。例如，在谢瓦尔德纳泽执政时期，格鲁吉亚人民生活比前苏联时期更加艰难。2001年，国内人均月工资仅23美元。吉尔吉斯斯坦2004年外债高达18亿美元，接近年国内生产总值，贫穷程度次于非洲的乍得共和国。这些国家的政权派都注重与俄罗斯的合作和交往，相对而言，反对派更向往与西方发展关系，程度不等地、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亲西方的立场和姿态。
从外部原因方面看，西方国家出于对自身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考虑，不同程度地实施了拉拢、声援和物质支持这些国家反对派的方针。例如，美国为支持尤先科，在最近几年里向乌克兰民主派提供了约1360万美元的资金。而乌克兰总统选举中出现的舞弊现象则使某些西方国家找到了干预的口实。在乌克兰第二轮总统选举结果公布后，布什要求乌克兰政权“尊重人民意志，不要批准选举结果”，并威胁对乌克兰实施制裁。欧洲委员会议会联盟大会、欧洲议会、欧安会等发表声明，指责乌克兰的第二轮总统选举违反国际公认准则，违反民意、大量造假。正是西方的巨大压力，乌克兰才破天荒地废除了第二轮选举结果，进行了第三轮选举，为此还修改宪法和相关法律，改组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最终使尤先科以52%的得票率上台。某些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也在很大程度上对颜色革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们打着民主与合作的旗号，在这些国家大肆活动，从物质上支持反对派的夺权斗争。
“颜色革命”的性质、范畴和结果
从字面上看，“颜色”和“革命”具有特定的含义，“颜色”作为标志具有“非暴力”的含义，“革命”特指争夺政权的较量。这里的“革命”已经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暴力”和“武装斗争”的内涵，“颜色革命”实际上是指一个国家的政权以非暴力的斗争形式进行变更，是基本制度演变的延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发生国尚未最后确立本国制度形式和发展道路，继续处于制度探索和变化过程中的制度过渡和转换特征。突出特点在于，“颜色革命”没有使发生国的政治制度发生根本变化，却使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利益结构发生变化，影响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的稳定。
“颜色革命”并不是前苏联地区的“特产”，也不仅仅限于上述三例。美国总统布什把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搞下台，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在90年代发生的政局变动等事件都称之为“颜色革命”。还有人甚至把希特勒1930年上台也称作“颜色革命”。
“颜色革命”并不是拯救国家于危难的灵丹妙药。一些国家长期累积的问题、矛盾和冲突并不是通过一次“颜色革命”就能解决的。格鲁吉亚的“革命”已经过去两年多，但除了不时传来格鲁吉亚与欧美进一步交好，与俄罗斯渐行渐远的消息之外，并没有有关革命给这个国家的物质财富增长带来明显起色的报道。总统萨卡什维利曾经许诺给予人民以光明的未来，但经济状况依然糟糕。例如，在谢瓦尔德纳泽担任总统时期，国内电力供应还是正常的，而现在每天总有2-3小时的停电。萨卡什维利虽然把官员和强力部门领导人的待遇从40美元增加到400美元，但人民生活却更为贫困，教授的工资勉强能支付公用事业费，医生和讲师的工资每月不超过30美元，只有养老金由7.5美元增加到了15美元。格鲁吉亚350万人口中有20万人失业。格鲁吉亚确有一批生活条件优越者，但都是萨卡什维利圈子里的人。新反对派指责萨卡什维利将原先属于谢瓦尔德纳泽的财产转归到了他的手中。此外，他的两个弟弟分别掌控了石油公司和保险公司。萨卡什维利的桃色新闻也给国内百姓带来困惑。媒体报道说，他与两个女人有暧昧关系。一个是他的女新闻秘书，20岁的加格罗耶娃，并使她怀孕。另一个是著名女电视节目主持人格里高利娅，她是单身女人，有一个16岁的女儿，她曾公开宣称萨卡什维利想强暴她，最后是萨卡什维利圈子里的人给了她一套住宅堵住了她的嘴。
“美国女婿”尤先科在乌克兰发动了橙色革命，但革命未能解决国内迫切问题。由于尤先科坚持加入欧盟和北约方针，坚持与俄罗斯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俄乌在石油和天然气价格问题上冲突不断，使乌克兰几度陷入油气危机窘境，并导致两任总理难堪。前总理季莫申科曾打算从哈萨克斯坦进口石油填补俄罗斯减少供应的缺口，但被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婉言拒绝，纳扎尔巴耶夫告诉她：要哈增加对乌石油供应需要俄罗斯伙伴的同意。接任的总理叶哈努罗夫因接受俄罗斯天然气价格“损害”国家利益曾被议会罢免职务。尤先科阵营内部纷争意味着这个国家政治形势并没有因“橙色革命”而趋于稳定。尤先科曾指责自己的橙色革命战友和政治同盟者季莫申科谋取商业私利、建立自己的利益基地，季莫申科则“为总统感到羞愧，因为他拿着库奇马的棍子治理国家”。乌克兰的一项调查表明，只有19.6%的被调查者认为国内人权状况向好的方面转变，而有35%的人认为照旧；只有15.7%的人认为橙色革命改善了自由度，而有40%的人认为没有变化。
吉尔吉斯斯坦在经历3月革命，巴基耶夫于2005年7月正式接任国家总统之后，舞弊依旧，经济继续在困境中徘徊。议员们曾威胁要对巴基耶夫实施弹劾。吉南部多次举行要求巴基耶夫下台的集会，并曾经包围比什凯克的最高法院，而这样做的人们都曾经是现总统的战友。国内许多人认为，新政权仍然具有前政权的全部不良特征。人们开始谈论新的“政权转折”问题。也有人认为，3月事件不是“人民革命”，而是“南部地区集团对国家政权的占领”，新政权说是要同舞弊作斗争，实际什么也没有做，阿卡耶夫政权实施家族统治，为家族谋利，但新政权也是这样，例如，巴基耶夫任命他的弟弟为驻德国大使，亲家阿伊特巴耶夫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等等。
显然，“颜色革命”不能根本解决国家长期积累的社会问题，这些国家的政局不稳定会持续，弄得不好，第二次颜色革命会随之而来。
“颜色革命”的影响
目前，“颜色革命”只是在前苏联地区上述三个国家发生，但实际影响远远超出三国范围。某种意义上，2005年5月中旬发生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事件，2005年11月6日阿塞拜疆的议会选举冲突等是“颜色革命”影响的结果。安集延事件的平息是因为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成功采取了军事手段，而阿塞拜疆选举的有惊无险主要是美国前倨后恭的结果。自2005年5月起，由阿塞拜疆“穆沙瓦特”党、阿塞拜疆民主党、阿塞拜疆人民阵线三个主要反对党组成的“成功”选举联盟就不断在国内组织集会和游行，要求保证11月6日新议会选举的公正性，指责两年前总统选举中的舞弊行为，要求政府辞职，并警告说，如果当局不能保证新议会选举的透明和公正，将以乌克兰为榜样发动橙色革命。阿塞拜疆局势的特点在于，反对党曾将它们的近期目标锁定在去年11月的议会选举问题上，行动遵循“橙色革命”原则，争取美国和欧洲国际组织的支持；政府迫于西方压力迅速改变与反对党关系策略；美国为自身利益考虑开始弱化对反对党的支持力度。
阿塞拜疆是美国的“战略伙伴”，欧洲的石油供应国，是欧洲的友好国家。但在“民主化”问题上，欧美对阿塞拜疆反对派采取了公然支持态度。美国驻阿塞拜疆大使赫尔尼斯与阿塞拜疆反对派领导人频频接触，为他们出谋划策，并敦促阿塞拜疆政府改变立场，与反对派对话。欧安组织巴库分部领导人帕维斯曾对阿塞拜疆政府不允许反对派在市中心集会大为不满，欧洲议会则敦促阿塞拜疆政府修改选举法，并为此与阿塞拜疆政府在斯特拉斯堡多次会谈。美欧的态度使反对派十分感激，他们赞扬华盛顿的“慷慨支持”，说：“我们向往自由不是偶然的。”明确宣布“如果人民希望，我们就实现革命”。阿塞拜疆当局官员和政坛人物则对此强烈不满。议员奥鲁德日说，美国大使表现出来的对反对派的好感倾向使人们感到外国外交官在为我国的政党利益服务。这样的举动也鼓励了其他国家外交官员对阿塞拜疆国家事务的干预。共产党议员古尔巴诺夫批评“美大使重复着自己的同行在其他独联体国家的行为”，而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不应利用这样的手段，大使不应做超出自己权限的事。前议长阿列斯克罗夫则强调：“阿塞拜疆被认为是这个地区中最民主的国家，我们不允许有人企图破坏阿塞拜疆的稳定和国家制度。前总统老阿里耶夫执政是经过天鹅绒革命的，因此不再需要任何革命”。
欧美的压力对阿塞拜疆政府产生了一定的作用，阿塞拜疆政府除修改了不准许反对派集会的立场外，对选举法内容也作了40多处的修改和补充。不过，面对反对派的进攻，政权党并不甘示弱，忠于总统阿里耶夫的“新阿塞拜疆”党也积极筹划自己的集会。阿里耶夫总统则在集会上演讲，强调：“阿塞拜疆正以坚定的步伐走向进步，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最近的两年里，国内增加就业20万人，不远的将来，将彻底消除贫困和失业。”
关键是存在软肋，阿塞拜疆官场上的腐败十分严重。2005年上半年，阿塞拜疆《祖国》杂志公布了国内30位最富者的社会调查和民意测验结果，在集中选出的30名富人中，官员占了25名。其中首富是阿塞拜疆海关委员会主席凯马列金·盖达罗夫，第二是现总统的叔叔、院士贾拉尔·阿里耶夫，第三是阿塞拜疆内务部长拉米利·乌苏波夫，此外还有前卫生部长阿里·伊萨诺夫。这篇报道引起国内轰动，杂志被禁止销售。值得一提的是，被列入名单的许多富商部长、官员是总统提议建立的阿塞拜疆“反舞弊委员会”的成员。
在2005年11月6日的议会选举中，政权派获得了议会中的多数席位，反对派对此采取了不妥协和对抗姿态。不过，反对派最终没有形成气候，原因之一是美国减弱了对他们的支持力度，因为美国曾打算把被从乌兹别克斯坦赶出的美军部署到阿塞拜疆。
尽管如此，对发生“颜色革命”最为兴奋的仍然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布什公然宣称：美国的政策支持全世界“年轻的民主”。他提出拨款1000万美元建立民主基金，拨款240万美元在国会建立新的改造和稳定管理局，钱用于支持正在经历“颜色革命”的后社会主义地区及中东地区国家。在这里，布什将“颜色革命”作为包括后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普遍建立西式民主政治的必要阶段加以肯定和颂扬。不过，也有许多美国人表现出对发生“颜色革命”后的这些国家仍然糟糕的政治经济状况失望，对美国因支持“颜色革命”而失去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及信誉的担心。
“颜色革命”曾对发生国和有关国家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并且，如果某个国家发生“颜色革命”的种种因素继续存在，那么，这个国家政局的不稳定、政权交接和更替的可能性就会继续存在。归根结底，只有根本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才有可能杜绝“颜色革命”，不然，革命者被革命的进程会继续。
编辑：盛汉卿
“颜色革命”的原因和特点
在2003年11月至2005年3月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前苏联地区发生了三起“颜色革命”事件：2003年11月格鲁吉亚的政权变更，2004年10月的乌克兰总统之争，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罢黜前总统阿卡耶夫、执掌政权事件。这些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当权派利用手中的权力和现行法律制度，竭力为新议会选举制造有利于自己的环境和条件，确保自己在选举中的优势地位，为此甚至采取暗箱操作等手段。因此，最初的选举进程都表现出对政权派有利的结果。例如，格鲁吉亚最初公布的议会选举结果是政权党获得71个议席，反对派只获57席。乌克兰总统第二轮选举结果是政权派的亚努科维奇胜出。而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选举结果是在总共只有75个席位的单一议会中，总统阿卡耶夫的家族成员占了6-7席。与此同时，三国政权派都建立了看似公正的选举环境，包括邀请国际观察机构和人员监选，使用透明票箱等措施。三国反对派则都利用本国新一届议会或总统选举时机向当权派发难。他们积极争取西方的支持，在产生对自己不利的选举结果之后，就采用指责政权舞弊，举行大规模集会和示威游行等一切可能采用的抗议手段迫使政权派下台，并取得胜利。
内因方面看，这些国家的制度改革和建设还处于过渡阶段，既称不上是民主国家，也不同于前苏联时期的社会制度模式。这些国家推行民主，建立了三权分立的国家制度结构和框架，但总统高度集权，领导人治理国家的思维方式没有摆脱旧的框框，国家机构的运作依然是低效的。其直接后果是导致官僚式的管理和程度严重的官员腐败。这些国家尽管都开始推行经济市场化的方针，但始终无法摆脱经济结构失调、产品缺乏竞争力、经济增长严重滞后的状况。其直接后果是社会贫困化程度不断加重、贫富分化加剧、民心不稳、政局动荡。例如，在谢瓦尔德纳泽执政时期，格鲁吉亚人民生活比前苏联时期更加艰难。2001年，国内人均月工资仅23美元。吉尔吉斯斯坦2004年外债高达18亿美元，接近年国内生产总值，贫穷程度次于非洲的乍得共和国。这些国家的政权派都注重与俄罗斯的合作和交往，相对而言，反对派更向往与西方发展关系，程度不等地、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亲西方的立场和姿态。
从外部原因方面看，西方国家出于对自身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考虑，不同程度地实施了拉拢、声援和物质支持这些国家反对派的方针。例如，美国为支持尤先科，在最近几年里向乌克兰民主派提供了约1360万美元的资金。而乌克兰总统选举中出现的舞弊现象则使某些西方国家找到了干预的口实。在乌克兰第二轮总统选举结果公布后，布什要求乌克兰政权“尊重人民意志，不要批准选举结果”，并威胁对乌克兰实施制裁。欧洲委员会议会联盟大会、欧洲议会、欧安会等发表声明，指责乌克兰的第二轮总统选举违反国际公认准则，违反民意、大量造假。正是西方的巨大压力，乌克兰才破天荒地废除了第二轮选举结果，进行了第三轮选举，为此还修改宪法和相关法律，改组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最终使尤先科以52%的得票率上台。某些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也在很大程度上对颜色革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们打着民主与合作的旗号，在这些国家大肆活动，从物质上支持反对派的夺权斗争。
“颜色革命”的性质、范畴和结果
从字面上看，“颜色”和“革命”具有特定的含义，“颜色”作为标志具有“非暴力”的含义，“革命”特指争夺政权的较量。这里的“革命”已经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暴力”和“武装斗争”的内涵，“颜色革命”实际上是指一个国家的政权以非暴力的斗争形式进行变更，是基本制度演变的延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发生国尚未最后确立本国制度形式和发展道路，继续处于制度探索和变化过程中的制度过渡和转换特征。突出特点在于，“颜色革命”没有使发生国的政治制度发生根本变化，却使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利益结构发生变化，影响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的稳定。
“颜色革命”并不是前苏联地区的“特产”，也不仅仅限于上述三例。美国总统布什把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搞下台，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在90年代发生的政局变动等事件都称之为“颜色革命”。还有人甚至把希特勒1930年上台也称作“颜色革命”。
“颜色革命”并不是拯救国家于危难的灵丹妙药。一些国家长期累积的问题、矛盾和冲突并不是通过一次“颜色革命”就能解决的。格鲁吉亚的“革命”已经过去两年多，但除了不时传来格鲁吉亚与欧美进一步交好，与俄罗斯渐行渐远的消息之外，并没有有关革命给这个国家的物质财富增长带来明显起色的报道。总统萨卡什维利曾经许诺给予人民以光明的未来，但经济状况依然糟糕。例如，在谢瓦尔德纳泽担任总统时期，国内电力供应还是正常的，而现在每天总有2-3小时的停电。萨卡什维利虽然把官员和强力部门领导人的待遇从40美元增加到400美元，但人民生活却更为贫困，教授的工资勉强能支付公用事业费，医生和讲师的工资每月不超过30美元，只有养老金由7.5美元增加到了15美元。格鲁吉亚350万人口中有20万人失业。格鲁吉亚确有一批生活条件优越者，但都是萨卡什维利圈子里的人。新反对派指责萨卡什维利将原先属于谢瓦尔德纳泽的财产转归到了他的手中。此外，他的两个弟弟分别掌控了石油公司和保险公司。萨卡什维利的桃色新闻也给国内百姓带来困惑。媒体报道说，他与两个女人有暧昧关系。一个是他的女新闻秘书，20岁的加格罗耶娃，并使她怀孕。另一个是著名女电视节目主持人格里高利娅，她是单身女人，有一个16岁的女儿，她曾公开宣称萨卡什维利想强暴她，最后是萨卡什维利圈子里的人给了她一套住宅堵住了她的嘴。
“美国女婿”尤先科在乌克兰发动了橙色革命，但革命未能解决国内迫切问题。由于尤先科坚持加入欧盟和北约方针，坚持与俄罗斯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俄乌在石油和天然气价格问题上冲突不断，使乌克兰几度陷入油气危机窘境，并导致两任总理难堪。前总理季莫申科曾打算从哈萨克斯坦进口石油填补俄罗斯减少供应的缺口，但被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婉言拒绝，纳扎尔巴耶夫告诉她：要哈增加对乌石油供应需要俄罗斯伙伴的同意。接任的总理叶哈努罗夫因接受俄罗斯天然气价格“损害”国家利益曾被议会罢免职务。尤先科阵营内部纷争意味着这个国家政治形势并没有因“橙色革命”而趋于稳定。尤先科曾指责自己的橙色革命战友和政治同盟者季莫申科谋取商业私利、建立自己的利益基地，季莫申科则“为总统感到羞愧，因为他拿着库奇马的棍子治理国家”。乌克兰的一项调查表明，只有19.6%的被调查者认为国内人权状况向好的方面转变，而有35%的人认为照旧；只有15.7%的人认为橙色革命改善了自由度，而有40%的人认为没有变化。
吉尔吉斯斯坦在经历3月革命，巴基耶夫于2005年7月正式接任国家总统之后，舞弊依旧，经济继续在困境中徘徊。议员们曾威胁要对巴基耶夫实施弹劾。吉南部多次举行要求巴基耶夫下台的集会，并曾经包围比什凯克的最高法院，而这样做的人们都曾经是现总统的战友。国内许多人认为，新政权仍然具有前政权的全部不良特征。人们开始谈论新的“政权转折”问题。也有人认为，3月事件不是“人民革命”，而是“南部地区集团对国家政权的占领”，新政权说是要同舞弊作斗争，实际什么也没有做，阿卡耶夫政权实施家族统治，为家族谋利，但新政权也是这样，例如，巴基耶夫任命他的弟弟为驻德国大使，亲家阿伊特巴耶夫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等等。
显然，“颜色革命”不能根本解决国家长期积累的社会问题，这些国家的政局不稳定会持续，弄得不好，第二次颜色革命会随之而来。
“颜色革命”的影响
目前，“颜色革命”只是在前苏联地区上述三个国家发生，但实际影响远远超出三国范围。某种意义上，2005年5月中旬发生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事件，2005年11月6日阿塞拜疆的议会选举冲突等是“颜色革命”影响的结果。安集延事件的平息是因为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成功采取了军事手段，而阿塞拜疆选举的有惊无险主要是美国前倨后恭的结果。自2005年5月起，由阿塞拜疆“穆沙瓦特”党、阿塞拜疆民主党、阿塞拜疆人民阵线三个主要反对党组成的“成功”选举联盟就不断在国内组织集会和游行，要求保证11月6日新议会选举的公正性，指责两年前总统选举中的舞弊行为，要求政府辞职，并警告说，如果当局不能保证新议会选举的透明和公正，将以乌克兰为榜样发动橙色革命。阿塞拜疆局势的特点在于，反对党曾将它们的近期目标锁定在去年11月的议会选举问题上，行动遵循“橙色革命”原则，争取美国和欧洲国际组织的支持；政府迫于西方压力迅速改变与反对党关系策略；美国为自身利益考虑开始弱化对反对党的支持力度。
阿塞拜疆是美国的“战略伙伴”，欧洲的石油供应国，是欧洲的友好国家。但在“民主化”问题上，欧美对阿塞拜疆反对派采取了公然支持态度。美国驻阿塞拜疆大使赫尔尼斯与阿塞拜疆反对派领导人频频接触，为他们出谋划策，并敦促阿塞拜疆政府改变立场，与反对派对话。欧安组织巴库分部领导人帕维斯曾对阿塞拜疆政府不允许反对派在市中心集会大为不满，欧洲议会则敦促阿塞拜疆政府修改选举法，并为此与阿塞拜疆政府在斯特拉斯堡多次会谈。美欧的态度使反对派十分感激，他们赞扬华盛顿的“慷慨支持”，说：“我们向往自由不是偶然的。”明确宣布“如果人民希望，我们就实现革命”。阿塞拜疆当局官员和政坛人物则对此强烈不满。议员奥鲁德日说，美国大使表现出来的对反对派的好感倾向使人们感到外国外交官在为我国的政党利益服务。这样的举动也鼓励了其他国家外交官员对阿塞拜疆国家事务的干预。共产党议员古尔巴诺夫批评“美大使重复着自己的同行在其他独联体国家的行为”，而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不应利用这样的手段，大使不应做超出自己权限的事。前议长阿列斯克罗夫则强调：“阿塞拜疆被认为是这个地区中最民主的国家，我们不允许有人企图破坏阿塞拜疆的稳定和国家制度。前总统老阿里耶夫执政是经过天鹅绒革命的，因此不再需要任何革命”。
欧美的压力对阿塞拜疆政府产生了一定的作用，阿塞拜疆政府除修改了不准许反对派集会的立场外，对选举法内容也作了40多处的修改和补充。不过，面对反对派的进攻，政权党并不甘示弱，忠于总统阿里耶夫的“新阿塞拜疆”党也积极筹划自己的集会。阿里耶夫总统则在集会上演讲，强调：“阿塞拜疆正以坚定的步伐走向进步，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最近的两年里，国内增加就业20万人，不远的将来，将彻底消除贫困和失业。”
关键是存在软肋，阿塞拜疆官场上的腐败十分严重。2005年上半年，阿塞拜疆《祖国》杂志公布了国内30位最富者的社会调查和民意测验结果，在集中选出的30名富人中，官员占了25名。其中首富是阿塞拜疆海关委员会主席凯马列金·盖达罗夫，第二是现总统的叔叔、院士贾拉尔·阿里耶夫，第三是阿塞拜疆内务部长拉米利·乌苏波夫，此外还有前卫生部长阿里·伊萨诺夫。这篇报道引起国内轰动，杂志被禁止销售。值得一提的是，被列入名单的许多富商部长、官员是总统提议建立的阿塞拜疆“反舞弊委员会”的成员。
在2005年11月6日的议会选举中，政权派获得了议会中的多数席位，反对派对此采取了不妥协和对抗姿态。不过，反对派最终没有形成气候，原因之一是美国减弱了对他们的支持力度，因为美国曾打算把被从乌兹别克斯坦赶出的美军部署到阿塞拜疆。
尽管如此，对发生“颜色革命”最为兴奋的仍然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布什公然宣称：美国的政策支持全世界“年轻的民主”。他提出拨款1000万美元建立民主基金，拨款240万美元在国会建立新的改造和稳定管理局，钱用于支持正在经历“颜色革命”的后社会主义地区及中东地区国家。在这里，布什将“颜色革命”作为包括后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普遍建立西式民主政治的必要阶段加以肯定和颂扬。不过，也有许多美国人表现出对发生“颜色革命”后的这些国家仍然糟糕的政治经济状况失望，对美国因支持“颜色革命”而失去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及信誉的担心。
“颜色革命”曾对发生国和有关国家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并且，如果某个国家发生“颜色革命”的种种因素继续存在，那么，这个国家政局的不稳定、政权交接和更替的可能性就会继续存在。归根结底，只有根本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才有可能杜绝“颜色革命”，不然，革命者被革命的进程会继续。
编辑：盛汉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