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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位于我国东海大陆架上，其附近海域属于我国渔民历来所称的闽东渔场、台北渔场，渔区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福建、浙江等沿海省每年进入钓鱼岛海域作业的渔船约有1000多艘
9月16日对于浙江象山的渔民而言是个大日子。当天，第十五届中国开渔节开幕，历时三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宣告结束。中午12点，一批批渔船列队从石浦渔港驶出。
同一天，在福建晋江市金井镇围头村的老码头上，船老大老谢指着停在港口不远处的渔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你看，那条大船旁边绑着的船就是我的船。等晚上六点多潮水落下去，我们就出海。”他的那条船有15米长，20多吨。
“如果顺利，第二天早上我们应该可以满载着近千斤的章鱼回港。”老谢说。越来越少的鱼越走越远的船，
58岁的老谢全名谢转业，是围头村一名资历深厚的船长。“打了40年鱼啦。”皮肤黝黑的老谢很自豪。
他感慨，十几年前，在国头渔港海岸附近，随便一撒网就有满筐鱼虾，但是这几年近海渔业资源枯竭得厉害，如今船老大们不得不到越来越远的外海捕捞。在晋江，以前世代打鱼的当地人越来越多地舍弃老本行。“围头村捕鱼加在一起只剩下40多条，只有20％左右的当地人还在捕鱼。”围头村村支委蔡雄彬告诉本刊记者。
由于自己的船太小，老谢打鱼只能局限在十多海里远的范围。
但他最远去过广东那边的南海，“是追着鱿鱼去的”。由于鱼的回游，以及不同时间段盛产的鱼种类不同，渔民们要经常驾船跟着鱼走，“哪里有鱼就去哪里”。
对于老谢来说，现在的高科技定位导航设备已经让出海打鱼的风险降低了很多。“以前都是手摇船，定方向只有指南针，船长要聪明一点才能知道哪里的鱼多，哪里有价钱贵的鱼，笨一点的船长遇到大雾天气就回不来了。”
老谢说，捕鱼行当，聪明的打鱼人被称为“水路好”，也就是经验丰富。他回忆说，以前出海遇到大雾，只能凭经验，靠了岸叫人上去问问是不是围头村，不是再开出来。
有时候要靠鼻子来躲避风险。“大船烧柴油，油味很重，闻到了就赶紧闪开，有时候两条船离得很近了才看见，这个时候船长就要很机敏地躲开，不然就会撞上。”
海上的风浪和变幻莫测的天气是渔民面对的最大风险，但“水路好”的老谢几十年来几乎没遇到事故。再过几年老谢可能不做了。“我船上一共6个人，4个都不是本地人。本地人越来越不愿意打鱼，我老了，也不能去更远的地方了。”
驶向更远处
对于祖祖辈辈把大海当粮仓的渔民来说，面前只有一条路：去更远的海。
“刚开始我们用的是拖网渔船，船长只有20多米，再后来是灯光围网渔船，到现在是大型新型灯光围网钢质渔船。捕鱼海域也从台湾海峡扩展到千里之外的东海和南海。”晋江深沪镇人老施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老施所在的船队，2012年又添购了2艘造价达千万元的大型渔船，总数达到了6艘之多，都是具备远洋捕鱼能力的渔船。
据统计，目前泉州共有海洋捕捞渔船5987多艘，总吨位23万吨，其中中型渔船1700多艘，近年来引进台湾地区技术建造了60艘单船有囊围网渔船(俗称“三脚虎”)，产能有很大提高，最高单航次产量达到250吨。
老施介绍说，这种新船长一般在50米左右，宽在10米左右，总吨位在500吨以上，船上配有先进的捕捞机器和制冷设备，既可减少作业人数又适应远航捕捞，使泉州渔民的作业海域北至钓鱼岛外海，南至南海的东沙渔场。
早在1985年3月，福建省海洋渔业公司就有4艘远洋渔船从马尾港出发，驶向西非海域入渔，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批远洋捕鱼作业。
福建省渔业行业协会远洋渔业分会秘书长吴林祝满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福建省远洋捕鱼船去的渔场主要集中在印度尼西亚、印度、缅甸、毛里塔尼亚等南亚、非洲国家的海域，还包括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等公海。
远洋渔业包括过洋性渔业和大洋渔业，过洋性渔业一般是指到别的国家12～200海里以内从事捕捞生产，大洋性渔业是指到公海从事捕捞生产，对技术、设备要求较高。
许多时候，远洋捕鱼指的是过洋性渔业，需要交一笔入渔费，以及满足当地政府的一些条件，才能到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捕鱼。这些条件里，一般都有要求聘用当地员工、在当地建厂等。
吴林祝满介绍说：“福建省目前有认证的远洋渔业企业有8家，其实只有5个老板，以前也都是船老大出身，有的世代打鱼。远洋捕鱼行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需要极大的投入。”
“这些渔企的船只主要是去其他入渔国家的海洋专属经济区或者是公海打鱼。所以说把去钓鱼岛海域捕鱼叫做远洋渔业是错误的，那只能算是近海捕鱼。”吴林祝满说。
大型远洋捕鱼船捕鱼周期长，一次都在两三年左右，这跟只有一条小船的谢老大晚上去清晨回的捕捞工作完全不同。
取得国内捕捞许可证的渔船有两种选择，一方面他们可以在中国任何领海以及海洋专属经济区生产作业，另一方面，可以经过审批去远洋捕捞。这样做的目的与制定休渔期一样，都是为了尽力保护逐渐枯竭的近海渔业资源。
渔民鲜有接班人
远洋渔业相比较于近海渔业，有更多的涉外事故和安全风险。入渔国家是否友好、当地政局是否稳定都是远洋渔业要关注的问题。极端的暴力冲突虽然不多，但是外事敏感事件时有发生。
2001年8月，永丰渔业公司226号渔船在索马里海域作业时，被船上雇用的2名索马里保安人员、1名渔政监察员和4名当地船员合伙武装劫持。除船长和大副轮换驾驶外，其余16名船员全部被关押到底舱，劫匪持枪把守出口。当天夜里，船员乘天黑浪大，以及武装匪徒不熟悉船上环境和设施的有利条件，通过天窗爬上甲板发起反击，成功制服了劫匪，有惊无险。
吴林祝满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发生在2003年3月20日。福州永丰远洋渔业公司的拖网船“福远渔225号”在斯里兰卡海域遭到8艘海盗船的炮击而沉没，15名中国船员死亡。那次袭击被怀疑是斯里兰卡北部反政府组织“猛虎”实施的。
远洋渔业虽然是高产出行业，但船员的辛苦程度常人难以想象。作业间隙，筋疲力尽的渔民吃上一碗方便面，已是很奢侈的享受。在海上作业期间，方便面都要控制好总量，不然到了后面的日子就没有了。
从事打鱼业的人，几乎很少有再让下一代接班出海捕鱼的。船老大老谢大儿子26岁，二儿子24岁，都不再打鱼。“打鱼太辛苦啦，他们读书做生意就可以了。”老谢说。
浙闽等省渔民的传统渔场
深沪镇一名老渔民曾在接受采访时说他打鱼已40年，几乎每年都会去钓鱼岛附近。他的父辈甚至父辈的父辈，都曾在钓鱼岛打鱼。遇上风浪，他们还会去“蛇岛海峡”避风浪。“父亲那辈人，还去岛上捡过鸟蛋。”他最初学打鱼时，没看见过日本人的舰船。
在他的记忆里，日本人的巡逻艇是在十几年前出现的，但那时渔船几乎碰不到，即使遇到了，也就是示意渔民离开，态度相对温和。
农业部2012年9月13日在官网刊发《农业部渔业局有关负责人就钓鱼岛问题答记者问》中指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位于我国东海大陆架上，其附近海域属于我国渔民历来所称的闽东渔场、台北渔场，渔区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我国浙江、福建和台湾等地渔民一直有在该海域作业的习惯。据不完全统计，福建、浙江等沿海省每年进入钓鱼岛海域作业的渔船约有1000多艘。
由于1994年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地球上近36％最富饶的公海变成了沿岸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公海更加贫瘠，捕捞成本更高，捕捞配额的争夺也更激烈。各国都对近海的海洋资源加强了保护，这背后是国与国的较量。
除了近海，很多国家和地区注重远洋渔业的发展。在吴林祝满看来，远洋渔业产业涉及国家的海洋权益、经济利益、食物供应安全、资源和外交战略等，经过20多年的积累和发展，我国已经跻身世界主要远洋渔业大国之列，但远洋渔业的规模和现状与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
9月16日对于浙江象山的渔民而言是个大日子。当天，第十五届中国开渔节开幕，历时三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宣告结束。中午12点，一批批渔船列队从石浦渔港驶出。
同一天，在福建晋江市金井镇围头村的老码头上，船老大老谢指着停在港口不远处的渔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你看，那条大船旁边绑着的船就是我的船。等晚上六点多潮水落下去，我们就出海。”他的那条船有15米长，20多吨。
“如果顺利，第二天早上我们应该可以满载着近千斤的章鱼回港。”老谢说。越来越少的鱼越走越远的船，
58岁的老谢全名谢转业，是围头村一名资历深厚的船长。“打了40年鱼啦。”皮肤黝黑的老谢很自豪。
他感慨，十几年前，在国头渔港海岸附近，随便一撒网就有满筐鱼虾，但是这几年近海渔业资源枯竭得厉害，如今船老大们不得不到越来越远的外海捕捞。在晋江，以前世代打鱼的当地人越来越多地舍弃老本行。“围头村捕鱼加在一起只剩下40多条，只有20％左右的当地人还在捕鱼。”围头村村支委蔡雄彬告诉本刊记者。
由于自己的船太小，老谢打鱼只能局限在十多海里远的范围。
但他最远去过广东那边的南海，“是追着鱿鱼去的”。由于鱼的回游，以及不同时间段盛产的鱼种类不同，渔民们要经常驾船跟着鱼走，“哪里有鱼就去哪里”。
对于老谢来说，现在的高科技定位导航设备已经让出海打鱼的风险降低了很多。“以前都是手摇船，定方向只有指南针，船长要聪明一点才能知道哪里的鱼多，哪里有价钱贵的鱼，笨一点的船长遇到大雾天气就回不来了。”
老谢说，捕鱼行当，聪明的打鱼人被称为“水路好”，也就是经验丰富。他回忆说，以前出海遇到大雾，只能凭经验，靠了岸叫人上去问问是不是围头村，不是再开出来。
有时候要靠鼻子来躲避风险。“大船烧柴油，油味很重，闻到了就赶紧闪开，有时候两条船离得很近了才看见，这个时候船长就要很机敏地躲开，不然就会撞上。”
海上的风浪和变幻莫测的天气是渔民面对的最大风险，但“水路好”的老谢几十年来几乎没遇到事故。再过几年老谢可能不做了。“我船上一共6个人，4个都不是本地人。本地人越来越不愿意打鱼，我老了，也不能去更远的地方了。”
驶向更远处
对于祖祖辈辈把大海当粮仓的渔民来说，面前只有一条路：去更远的海。
“刚开始我们用的是拖网渔船，船长只有20多米，再后来是灯光围网渔船，到现在是大型新型灯光围网钢质渔船。捕鱼海域也从台湾海峡扩展到千里之外的东海和南海。”晋江深沪镇人老施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老施所在的船队，2012年又添购了2艘造价达千万元的大型渔船，总数达到了6艘之多，都是具备远洋捕鱼能力的渔船。
据统计，目前泉州共有海洋捕捞渔船5987多艘，总吨位23万吨，其中中型渔船1700多艘，近年来引进台湾地区技术建造了60艘单船有囊围网渔船(俗称“三脚虎”)，产能有很大提高，最高单航次产量达到250吨。
老施介绍说，这种新船长一般在50米左右，宽在10米左右，总吨位在500吨以上，船上配有先进的捕捞机器和制冷设备，既可减少作业人数又适应远航捕捞，使泉州渔民的作业海域北至钓鱼岛外海，南至南海的东沙渔场。
早在1985年3月，福建省海洋渔业公司就有4艘远洋渔船从马尾港出发，驶向西非海域入渔，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批远洋捕鱼作业。
福建省渔业行业协会远洋渔业分会秘书长吴林祝满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福建省远洋捕鱼船去的渔场主要集中在印度尼西亚、印度、缅甸、毛里塔尼亚等南亚、非洲国家的海域，还包括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等公海。
远洋渔业包括过洋性渔业和大洋渔业，过洋性渔业一般是指到别的国家12～200海里以内从事捕捞生产，大洋性渔业是指到公海从事捕捞生产，对技术、设备要求较高。
许多时候，远洋捕鱼指的是过洋性渔业，需要交一笔入渔费，以及满足当地政府的一些条件，才能到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捕鱼。这些条件里，一般都有要求聘用当地员工、在当地建厂等。
吴林祝满介绍说：“福建省目前有认证的远洋渔业企业有8家，其实只有5个老板，以前也都是船老大出身，有的世代打鱼。远洋捕鱼行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需要极大的投入。”
“这些渔企的船只主要是去其他入渔国家的海洋专属经济区或者是公海打鱼。所以说把去钓鱼岛海域捕鱼叫做远洋渔业是错误的，那只能算是近海捕鱼。”吴林祝满说。
大型远洋捕鱼船捕鱼周期长，一次都在两三年左右，这跟只有一条小船的谢老大晚上去清晨回的捕捞工作完全不同。
取得国内捕捞许可证的渔船有两种选择，一方面他们可以在中国任何领海以及海洋专属经济区生产作业，另一方面，可以经过审批去远洋捕捞。这样做的目的与制定休渔期一样，都是为了尽力保护逐渐枯竭的近海渔业资源。
渔民鲜有接班人
远洋渔业相比较于近海渔业，有更多的涉外事故和安全风险。入渔国家是否友好、当地政局是否稳定都是远洋渔业要关注的问题。极端的暴力冲突虽然不多，但是外事敏感事件时有发生。
2001年8月，永丰渔业公司226号渔船在索马里海域作业时，被船上雇用的2名索马里保安人员、1名渔政监察员和4名当地船员合伙武装劫持。除船长和大副轮换驾驶外，其余16名船员全部被关押到底舱，劫匪持枪把守出口。当天夜里，船员乘天黑浪大，以及武装匪徒不熟悉船上环境和设施的有利条件，通过天窗爬上甲板发起反击，成功制服了劫匪，有惊无险。
吴林祝满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发生在2003年3月20日。福州永丰远洋渔业公司的拖网船“福远渔225号”在斯里兰卡海域遭到8艘海盗船的炮击而沉没，15名中国船员死亡。那次袭击被怀疑是斯里兰卡北部反政府组织“猛虎”实施的。
远洋渔业虽然是高产出行业，但船员的辛苦程度常人难以想象。作业间隙，筋疲力尽的渔民吃上一碗方便面，已是很奢侈的享受。在海上作业期间，方便面都要控制好总量，不然到了后面的日子就没有了。
从事打鱼业的人，几乎很少有再让下一代接班出海捕鱼的。船老大老谢大儿子26岁，二儿子24岁，都不再打鱼。“打鱼太辛苦啦，他们读书做生意就可以了。”老谢说。
浙闽等省渔民的传统渔场
深沪镇一名老渔民曾在接受采访时说他打鱼已40年，几乎每年都会去钓鱼岛附近。他的父辈甚至父辈的父辈，都曾在钓鱼岛打鱼。遇上风浪，他们还会去“蛇岛海峡”避风浪。“父亲那辈人，还去岛上捡过鸟蛋。”他最初学打鱼时，没看见过日本人的舰船。
在他的记忆里，日本人的巡逻艇是在十几年前出现的，但那时渔船几乎碰不到，即使遇到了，也就是示意渔民离开，态度相对温和。
农业部2012年9月13日在官网刊发《农业部渔业局有关负责人就钓鱼岛问题答记者问》中指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位于我国东海大陆架上，其附近海域属于我国渔民历来所称的闽东渔场、台北渔场，渔区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我国浙江、福建和台湾等地渔民一直有在该海域作业的习惯。据不完全统计，福建、浙江等沿海省每年进入钓鱼岛海域作业的渔船约有1000多艘。
由于1994年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地球上近36％最富饶的公海变成了沿岸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公海更加贫瘠，捕捞成本更高，捕捞配额的争夺也更激烈。各国都对近海的海洋资源加强了保护，这背后是国与国的较量。
除了近海，很多国家和地区注重远洋渔业的发展。在吴林祝满看来，远洋渔业产业涉及国家的海洋权益、经济利益、食物供应安全、资源和外交战略等，经过20多年的积累和发展，我国已经跻身世界主要远洋渔业大国之列，但远洋渔业的规模和现状与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