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汹涌而至的老龄化浪潮成为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这一张尚未织就的服务之网，显然难以应对老年人群对社会养老需求的巨大冲击。
　　
　　失衡与错位
　　晚饭之后，在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街道社区托老所门前的空地上，81岁的陶先生手拿一本老年书画杂志，悠闲地在长椅上小坐。
　　附近居民出来遛狗，一只灰色的哈士奇狗靠近他，陶先生伸手摸了摸小狗的头，小狗也亲切地用头去蹭陶先生的膝盖。
　　“我们天天在这里坐着聊天，都很熟了。”陶先生笑着说。
　　潘家园街道社区托老所设在朝阳区磨二小区内，是一座独立的四层小楼。托老所收了60多位老人，基本上是本小区和附近小区的居民。
　　陶先生的家离托老所约有4站地。两年前老伴去世后，没人给他做饭吃，他就来了这里。三个子女中最大的54岁，还没有退休，也没法照顾他。由于离家近，爱好书法的陶先生隔天就回家一次练练书法，看看街坊邻居，日子过得还不错。
　　陶先生所享受的老年生活令申女士只有羡慕的份儿。为母亲寻找托老所被拒的她正处在两难之中。她看中的潘家园街道社区托老所离家近，方便自己去看望母亲，但是因为没有配备养老护理员，那里拒绝接收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郊区有多家养老院愿意接收，但母亲又不愿意去，嫌离家太远，还担心离城里远，看病不方便。
　　多年从事养老服务业的北京丰台区马家堡街道爱老家园负责人翟长宝介绍，像潘家园街道社区托老所这样规模的社区托老机构非常少，全北京几乎屈指可数。绝大多数托老所的床位在十几张或者几十张。尽管绝大多数老人愿意入住离家近的社区托老机构，但社区托老机构规模有限，能提供的养老服务有限。
　　据了解，过去养老机构建设时大多选址在城郊。由于离家太远，儿女看望不方便，再加上附近的医疗配套设施不健全，许多老人不愿意入住。这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城区尤其是社区附近的养老机构床位几乎都是爆满的，甚至有许多老人排队等床位，而郊区养老机构往往有着一定的空置率。
　　另一个错位表现在养老需求与服务提供上。目前全国大多数养老机构设施简陋、功能单一，难以提供照料护理、医疗康复、精神慰藉等多方面服务。而事实上，真正需要入住养老机构的往往是那些高龄、失能、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潘家园街道社区托老所有100多个床位，现在只入住了60多位老人，原因就在于这里只是提供吃住和最基本的生活服务，无法提供养老护理。
　　不合理的布局、需求与供给的错位使得原本就供应不足的养老服务更显紧张。
　　
　　民营机构的困窘
　　“找一处合适的地方太难了！”翟长宝最近正忙着寻找一处合适的场所扩大他的社区托老所。
　　他负责经营的草桥松龄爱老家园拥有的17个床位已经住满，还有八九位老年人在排队等候入住。
　　翟长宝原本在一家国有养老机构工作，后来辞职开办了自己的家政服务公司，办起托老所。
　　翟长宝总结了目前民营资本在养老服务产业中的困窘之态：“负重爬坡、想干没地、无名无分。”
　　所谓“负重爬坡”，指的是现在养老服务成本不断增加，而由于老人收入是固定的，收费不可能增加太多，企業利润比较低。
　　首先就是房租的增加。统计数据显示，今年5月北京房屋租赁均价为每月每套3200元左右，两年时间增长了近40%。
　　其次是人员成本的增加。由于养老护理人员较为稀缺，翟长宝面临着人员工资增加和合适人员招聘困难的双重问题。
　　翟长宝所说的“想干没地”指的是民营社区养老机构租房难。据他介绍，现在北京找一个两三居室的房间不难，但是要找到200平方米以上、价格地点都合适的地方非常难。
　　2010年底由于房东提高房租，翟长宝的托老所被迫搬迁，当时找地方就费了很大劲。当地媒体曾以《马家堡街道托老所面临无房尴尬》为题进行报道。现在新场所17个床位已满，翟长宝有心扩大规模，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地方。
　　让这些民营社区养老机构感到不公平的是，自己想干找不到合适地方，而北京市现有的社区托老场所有相当部分却处于闲置状态，有些社区把这些原本用于养老服务的场所出租用以盈利。
　　“无名无分”是让翟长宝等民营社区养老机构经营人士感到最为难受的一点。
　　“我们现在没有名分。民政部规定30个床位以上的才给发执照，但是我们社区托老所很少能到30个床位以上，没有这么大的地方啊。”翟长宝说。
　　得不到执照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无法得到国家给予养老机构的各种补贴，而这些补贴对于利润较低的养老服务业来说至关重要。
　　如何帮助更多像翟长宝爱老家园这样的小型社区养老机构为老人提供灵活、适宜的服务值得思考并践行。
　　预计，中国老龄化程度将持续加深，到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4.5亿人。
　　“现在中国还处于老龄化的初期阶段，应该抓住这个时机，加紧建设比较完备的养老服务体系，从整合现有养老资源到建造新的养老服务设施，以应对未来更加巨大的养老需求。”有关专家建议说。 摘自《第一财经日报》2011.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