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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以来，一批被称为“纳粹猎手”的检察官，见证了德国社会对历史问题态度的波折起伏。他们被奉为英雄，但在国家和公众或无心或蓄意的阻挠下，数以千计的作恶者依然逍遥法外，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德国西南部城市路德维希堡至今仍保留着18世纪的风貌，观光者很少注意到城墙附近一栋简陋的淡黄色小楼，以及门前银色招牌上“国家社会主义犯罪调查中央办公室”（以下称“中央办公室”）的字样。二战期间，纳粹曾在此关押反抗者；如今，楼房的主人是一群致力于追捕纳粹分子的检察官。
这个拥有拗口名称的部门诞生59年来，唯一的使命就是搜寻藏匿在世界各地的纳粹分子。作为负责人，现年44岁的简斯·隆美尔时常被媒体称为“纳粹猎手”，但戴无框眼镜、蓄山羊胡须的他强调，自己对这个绰号毫无兴趣。“猎手俘获战利品，他手上有枪；而我是个追踪凶手的检察官，手里有的只是法律。”
向前来采访的英国《卫报》记者做出这番表态时，隆美尔正准备去莫斯科出差，那里有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相关资料。年复一年，检察官们在奥斯威辛、布痕瓦尔德、施图特霍夫……这些见证纳粹大屠杀的地点调查取证，再从故纸堆中找出蛛丝马迹。为了追踪潜逃海外的纳粹分子，这个年度预算120万欧元的机构曾20余次派员远赴南美。在隆美尔看来，档案就是犯罪现场，“记录中隐藏着罪行，即便血迹已经消失”。
他们的工作更像历史学家
“中央办公室”持之以恒的努力，得益于其总部地下室中的一笔“宝藏”：一排排米色文件柜收纳着超过170万张索引卡片，上边写着受害者、目击者和嫌疑犯的名字。这可能是世界上有关纳粹罪行最全面的记录，检察官们的任务就是不断为其“填空”。
1958年12月，首批索引卡片进入“中央办公室”的仓库。其实，对纳粹罪行的司法追究早在二战结束前就已启动。在1945年至1949年的西德，司法部门对纳粹分子做出了4600多项有罪判决，其中的高潮莫过于贯穿1946年全年的纽伦堡审判。
然而，“弘扬正义”的激情很快因为东西方冷战的开始而冷却。随着苏联和东欧各国成为首要敌人，西德当局降低了对曾为纳粹政权服务者的惩罚力度。除了重新向退役士兵发放养老金，还在20世纪50年代赦免和假释了两万多名已被定罪的纳粹分子，甚至允许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进入军队、司法、警察和行政部门，谋取高薪职位。
官方的暧昧态度难免引发舆论反弹。1958年，德国《南德意志报》刊发《凶手还在我们中间》的专题报道后，要求建立独立调查机构的呼声急剧增长。东德当时猛烈批评西德“与纳粹余党沆瀣一气”，也是促使后者设立“中央办公室”的原因。
1963年至1965年的“法兰克福审判”是“中央办公室”打的头一场硬仗，以22名被告悉数入狱而大获成功。即便如此，该机构仍面临重重制约。譬如，当时德国法律中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导致许多罪行无法被追诉；更麻烦的是，西德政府始终不同意赋予“中央办公室”独自起诉嫌疑人的权力，导致检察官们的日常工作看上去和历史学家没有多大差别。
漫长空白期留下许多遗憾
很少有人知道，“纳粹猎手”们的头一段黄金岁月只延续了10年，就被当局强行画上了休止符。1969年，西德高等法院突然推翻了针对一名曾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当牙医的原党卫军成员的有罪判决，改判的理由是“在集中营工作不算犯罪”。
这一案例的消极影响在于，它把针对平民百姓的大规模杀戮视为普通刑事犯罪，以出于个人动机的暴力遮蔽了有政权背书的种族灭绝罪行。以此为转折点，“中央办公室”的工作陷入停顿；从集中营的警卫、普通职员到会计，数以千计的“小人物”在此后近40年间逍遥法外。
局面直到2007年才发生反转。当时，在“9·11事件”中负责给劫机犯提供经济援助的一名摩洛哥人，被德国法庭以“协助谋杀”的罪名判处15年监禁。这道判决令“纳粹猎手”们重燃信心，意识到自己可以用相似的逻辑去挑战1969年的判例。此后不久，曾在波兰索比堡集中营担任警卫的嫌犯约翰·德米扬鲁克被重新提起公诉。
美国《时代》杂志把对德米扬鲁克的审判称为“首映礼”。2011年，这名时年91岁的纳粹老兵被判犯有28060项协助谋杀罪。但他并未入狱服刑，在上诉期便去世了。此后，“中央办公室”开列了一份涉及30名嫌犯的清单，其中5人的案件正式进入司法程序。截至目前，两名原奥斯威辛集中营警卫在最终判决生效前死去；同为96岁的一名医生和一名会计尚在受审，考虑到两人的健康状况，外界普遍不认为他们能服完刑期。
每当有纳粹老兵接受调查乃至出庭，媒体都会打出“最后的纳粹”之类的标题。喧闹背后是让“纳粹猎手”们深感无奈的事实：这个国家已经错过了实现正义的最佳时机。
“我们不想遗漏任何东西”
2017年春，“中央办公室”的检察官曼努埃拉·泽勒和迈克尔·奥狄再度踏上了前往南美的旅程。两人坦言，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完善数据库，对找到活着的嫌犯基本不抱希望。过去10年间，20多次在巴西、秘鲁、智利、阿根廷和巴拉圭的海外调查行动未能启动一起诉讼，检察官们只发现了一名潜逃的纳粹分子，但他早已不在人世。
鑒于令人气馁的记录，奥狄早早做好了“这是最后一次去南美”的心理准备。在他看来，“记录不可能达到100%完整，‘中央办公室’无力核查所有消息源。这项工作的意义并不总是要把谁送上法庭，而在于完善历史素材，好让后代知道发生了什么”。
看似劳而无功的远征无法逃脱媒体的苛责。2015年，德国《世界报》曾刊登《“纳粹猎手”在南美度假？》的批评性报道，指责“中央办公室”挥霍民众的税金。
实际上，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度过的两周中，两名检察官将大部分时间耗在了当地移民局旧址的一间小屋里。这栋建于1911年的建筑如今是家博物馆，墙上挂满了世界各地的船用登记簿，包括1939年至1968年间从欧洲来此的旅客名单。“纳粹猎手”远征的成败取决于一个简单的假设：跟高级别战犯不同，那些曾在集中营工作的小人物不会料到他们将为自己的罪行负责，所以不会费工夫去隐匿身份。
泽勒给自己写了张备忘纸条：她寻找的目标应该出生于1918-1931年（编者注：二战结束前不满14岁和现年99岁以上的人不在调查范围内），换言之，这些人于1959-1962年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时，应在28-44岁。每当她和奥狄翻找出一个符合条件的德国名字，就在A4纸上记录下来，并注明这个人的种族、年龄和籍贯。
两人从阿根廷带回了一份1000多人的名单。接下来的12个月里，他们的同事会将其与地下室档案库里的卡片加以对比，进一步缩小调查范围。泽勒表示，工作枯燥乏味，但时间的流逝带来了紧迫感，“我们可能一事无成，但我们不想遗漏任何东西”。
最大的阻力来自国家
在路德维希堡“中央办公室”办公地点隔壁的一间斗室里，一代代“纳粹猎手”经手过的材料堆积如山。摆在墙边的文件夹，办公桌上摊放的书籍、报纸和邮票，打开的活页本里装订着纳粹军官的画像，皮带从墙上的挂钩上垂下来，用于捆扎多达几千页的证据……半个多世纪的积累，让该机构最早的办公室变成了一座迷宫似的纪念馆。
作为首席检察官，简斯·隆美尔案头的16面小旗代表德国的各个州。他笑言，地方政府是真正的老板，因为这16个州的检察长有权决定针对纳粹分子的调查何时终结。一位地方检察长前不久透露，2025年可能是“中央办公室”结束所有任务的最后期限。
眼下，研究机构和联邦档案馆及隆美尔的团队共享了办公楼。后者再也无法提起新的诉讼时，司法部门将把“权杖”传递给史学界。
坚持至今的“纳粹猎手”们很清楚，妨碍他们追捕纳粹分子的阻力来自德国国内。许多人觉得这个机构对曾在集中营干活的接线员、卫兵、厨师和护士穷追不舍，“超出了适当范畴”。2015年难民危机爆发后，德国社会又一次弥漫着对少数族群的敌视。在那段时期，“中央办公室”收到了大批来自纳粹同情者的邮件，要求他们早点关门。
然而，每当检察官们从远方返回，他们都会感叹，尚未完成的工作仍然太多，世界各地还有未被整理的文件、未经核对的名单。隆美尔坦言，继续周游列国并寻找新的证据是个有关罪与罚的问题，但如今，“越来越多的同胞宁肯展望未来，也不愿回首黑暗的往昔”。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青年参考》2017年9月13日〕
德国西南部城市路德维希堡至今仍保留着18世纪的风貌，观光者很少注意到城墙附近一栋简陋的淡黄色小楼，以及门前银色招牌上“国家社会主义犯罪调查中央办公室”（以下称“中央办公室”）的字样。二战期间，纳粹曾在此关押反抗者；如今，楼房的主人是一群致力于追捕纳粹分子的检察官。
这个拥有拗口名称的部门诞生59年来，唯一的使命就是搜寻藏匿在世界各地的纳粹分子。作为负责人，现年44岁的简斯·隆美尔时常被媒体称为“纳粹猎手”，但戴无框眼镜、蓄山羊胡须的他强调，自己对这个绰号毫无兴趣。“猎手俘获战利品，他手上有枪；而我是个追踪凶手的检察官，手里有的只是法律。”
向前来采访的英国《卫报》记者做出这番表态时，隆美尔正准备去莫斯科出差，那里有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相关资料。年复一年，检察官们在奥斯威辛、布痕瓦尔德、施图特霍夫……这些见证纳粹大屠杀的地点调查取证，再从故纸堆中找出蛛丝马迹。为了追踪潜逃海外的纳粹分子，这个年度预算120万欧元的机构曾20余次派员远赴南美。在隆美尔看来，档案就是犯罪现场，“记录中隐藏着罪行，即便血迹已经消失”。
他们的工作更像历史学家
“中央办公室”持之以恒的努力，得益于其总部地下室中的一笔“宝藏”：一排排米色文件柜收纳着超过170万张索引卡片，上边写着受害者、目击者和嫌疑犯的名字。这可能是世界上有关纳粹罪行最全面的记录，检察官们的任务就是不断为其“填空”。
1958年12月，首批索引卡片进入“中央办公室”的仓库。其实，对纳粹罪行的司法追究早在二战结束前就已启动。在1945年至1949年的西德，司法部门对纳粹分子做出了4600多项有罪判决，其中的高潮莫过于贯穿1946年全年的纽伦堡审判。
然而，“弘扬正义”的激情很快因为东西方冷战的开始而冷却。随着苏联和东欧各国成为首要敌人，西德当局降低了对曾为纳粹政权服务者的惩罚力度。除了重新向退役士兵发放养老金，还在20世纪50年代赦免和假释了两万多名已被定罪的纳粹分子，甚至允许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进入军队、司法、警察和行政部门，谋取高薪职位。
官方的暧昧态度难免引发舆论反弹。1958年，德国《南德意志报》刊发《凶手还在我们中间》的专题报道后，要求建立独立调查机构的呼声急剧增长。东德当时猛烈批评西德“与纳粹余党沆瀣一气”，也是促使后者设立“中央办公室”的原因。
1963年至1965年的“法兰克福审判”是“中央办公室”打的头一场硬仗，以22名被告悉数入狱而大获成功。即便如此，该机构仍面临重重制约。譬如，当时德国法律中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导致许多罪行无法被追诉；更麻烦的是，西德政府始终不同意赋予“中央办公室”独自起诉嫌疑人的权力，导致检察官们的日常工作看上去和历史学家没有多大差别。
漫长空白期留下许多遗憾
很少有人知道，“纳粹猎手”们的头一段黄金岁月只延续了10年，就被当局强行画上了休止符。1969年，西德高等法院突然推翻了针对一名曾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当牙医的原党卫军成员的有罪判决，改判的理由是“在集中营工作不算犯罪”。
这一案例的消极影响在于，它把针对平民百姓的大规模杀戮视为普通刑事犯罪，以出于个人动机的暴力遮蔽了有政权背书的种族灭绝罪行。以此为转折点，“中央办公室”的工作陷入停顿；从集中营的警卫、普通职员到会计，数以千计的“小人物”在此后近40年间逍遥法外。
局面直到2007年才发生反转。当时，在“9·11事件”中负责给劫机犯提供经济援助的一名摩洛哥人，被德国法庭以“协助谋杀”的罪名判处15年监禁。这道判决令“纳粹猎手”们重燃信心，意识到自己可以用相似的逻辑去挑战1969年的判例。此后不久，曾在波兰索比堡集中营担任警卫的嫌犯约翰·德米扬鲁克被重新提起公诉。
美国《时代》杂志把对德米扬鲁克的审判称为“首映礼”。2011年，这名时年91岁的纳粹老兵被判犯有28060项协助谋杀罪。但他并未入狱服刑，在上诉期便去世了。此后，“中央办公室”开列了一份涉及30名嫌犯的清单，其中5人的案件正式进入司法程序。截至目前，两名原奥斯威辛集中营警卫在最终判决生效前死去；同为96岁的一名医生和一名会计尚在受审，考虑到两人的健康状况，外界普遍不认为他们能服完刑期。
每当有纳粹老兵接受调查乃至出庭，媒体都会打出“最后的纳粹”之类的标题。喧闹背后是让“纳粹猎手”们深感无奈的事实：这个国家已经错过了实现正义的最佳时机。
“我们不想遗漏任何东西”
2017年春，“中央办公室”的检察官曼努埃拉·泽勒和迈克尔·奥狄再度踏上了前往南美的旅程。两人坦言，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完善数据库，对找到活着的嫌犯基本不抱希望。过去10年间，20多次在巴西、秘鲁、智利、阿根廷和巴拉圭的海外调查行动未能启动一起诉讼，检察官们只发现了一名潜逃的纳粹分子，但他早已不在人世。
鑒于令人气馁的记录，奥狄早早做好了“这是最后一次去南美”的心理准备。在他看来，“记录不可能达到100%完整，‘中央办公室’无力核查所有消息源。这项工作的意义并不总是要把谁送上法庭，而在于完善历史素材，好让后代知道发生了什么”。
看似劳而无功的远征无法逃脱媒体的苛责。2015年，德国《世界报》曾刊登《“纳粹猎手”在南美度假？》的批评性报道，指责“中央办公室”挥霍民众的税金。
实际上，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度过的两周中，两名检察官将大部分时间耗在了当地移民局旧址的一间小屋里。这栋建于1911年的建筑如今是家博物馆，墙上挂满了世界各地的船用登记簿，包括1939年至1968年间从欧洲来此的旅客名单。“纳粹猎手”远征的成败取决于一个简单的假设：跟高级别战犯不同，那些曾在集中营工作的小人物不会料到他们将为自己的罪行负责，所以不会费工夫去隐匿身份。
泽勒给自己写了张备忘纸条：她寻找的目标应该出生于1918-1931年（编者注：二战结束前不满14岁和现年99岁以上的人不在调查范围内），换言之，这些人于1959-1962年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时，应在28-44岁。每当她和奥狄翻找出一个符合条件的德国名字，就在A4纸上记录下来，并注明这个人的种族、年龄和籍贯。
两人从阿根廷带回了一份1000多人的名单。接下来的12个月里，他们的同事会将其与地下室档案库里的卡片加以对比，进一步缩小调查范围。泽勒表示，工作枯燥乏味，但时间的流逝带来了紧迫感，“我们可能一事无成，但我们不想遗漏任何东西”。
最大的阻力来自国家
在路德维希堡“中央办公室”办公地点隔壁的一间斗室里，一代代“纳粹猎手”经手过的材料堆积如山。摆在墙边的文件夹，办公桌上摊放的书籍、报纸和邮票，打开的活页本里装订着纳粹军官的画像，皮带从墙上的挂钩上垂下来，用于捆扎多达几千页的证据……半个多世纪的积累，让该机构最早的办公室变成了一座迷宫似的纪念馆。
作为首席检察官，简斯·隆美尔案头的16面小旗代表德国的各个州。他笑言，地方政府是真正的老板，因为这16个州的检察长有权决定针对纳粹分子的调查何时终结。一位地方检察长前不久透露，2025年可能是“中央办公室”结束所有任务的最后期限。
眼下，研究机构和联邦档案馆及隆美尔的团队共享了办公楼。后者再也无法提起新的诉讼时，司法部门将把“权杖”传递给史学界。
坚持至今的“纳粹猎手”们很清楚，妨碍他们追捕纳粹分子的阻力来自德国国内。许多人觉得这个机构对曾在集中营干活的接线员、卫兵、厨师和护士穷追不舍，“超出了适当范畴”。2015年难民危机爆发后，德国社会又一次弥漫着对少数族群的敌视。在那段时期，“中央办公室”收到了大批来自纳粹同情者的邮件，要求他们早点关门。
然而，每当检察官们从远方返回，他们都会感叹，尚未完成的工作仍然太多，世界各地还有未被整理的文件、未经核对的名单。隆美尔坦言，继续周游列国并寻找新的证据是个有关罪与罚的问题，但如今，“越来越多的同胞宁肯展望未来，也不愿回首黑暗的往昔”。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青年参考》2017年9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