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吴清源、林海峰、张栩三代旅日棋手回到台湾，当时的“台北市长”马英九颁给吴清源荣誉市民奖章时，不料年近九旬的吴清源拒绝接受，“发了好大个脾气”，强调“我是日本人！”现场一度相当尴尬。主办晚会的台湾棋院董事长翁明显事后表示，吴清源大国手早已入籍日本，颁发荣誉市民状事先已经沟通过，可能是吴大国手误以为会造成“双重国籍”的问题，才会坚拒这项纯属荣誉性质的市民状。
　　围棋大师吴清源11月30日在日本辞世，享年百岁。吴清源少年时代由中国赴日本留学，称雄日本棋坛十数年，开创新布局，被棋坛誉为“现代围棋第一人”。
　　这位有着“围棋之神”、“昭和棋圣”、“一代宗师”、“不世出的天才”之誉的棋手的去世，引发了中日两国的广泛吊唁，媒体亦有无数顶礼膜拜的文字面世。当此之时，提及文首的这段往事，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在我看来，这次不大不小的尴尬与冲突，却有助于了解“棋圣”、“哲人”标签之外吴清源人格的丰富；而且，事件中所涉及的吴清源的国籍问题，以及由此延展开来的长期伴随吴清源的政治化解读与评价——在中日两国冲突的历史背景下，尤其值得反思。
　　概而言之，我以为政治化和神化是评价吴清源的两个误区。
　　先谈政治化。在中国，不同时期，不同立场的人群中，对吴氏有过“文化汉奸”与“抗日英雄”两种极端的评价，这两种评价貌似天壤之别，实则都是以政治凌驾于一个以棋艺为天职的棋手之上，确乎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这两种极端评价的冲突，很早就有了。始于吴氏在抗战中的下棋劳军。1942年秋天，受南京汪精卫伪政权最高经济顾问青木一男的邀请，吴清源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这次回国，相较于8年前那次回国，他心中要纠结得多。

　　彼时太平洋战争已开打近一年。同行的还有导师濑越宪作、师兄桥本宇太郎，二十天的时间里，他们访问了上海和南京。沦陷区的上海人多数热烈欢迎吴清源，对许多人来说，在中国人受尽日本军队欺凌的时候，吴清源在围棋的世界里打败了日本人，为中国人争了光，是英雄。
　　不过，也有另一评价——上海大街上，有人贴“吴清源是文化汉奸”的宣传漫画，画中吴清源的脖子上挂着赏金。为此，当时的伪政府还派出特工在旅馆附近巡视，确保其安全。
　　在上海吴清源意外地碰到了他早年的监护人杨子安，他要求吴清源回国，“否则日本一旦战败，你就是一个汉奸。”
　　这句话令吴清源异常痛苦。他后来回忆，“那时，我一个人站在走廊里想了两个小时。我想，如果我帮助了日本人，那么大家叫我汉奸无话可说，可是我并没有这样做，所以我真的很苦恼。”
　　吴清源最终还是决定回日本，他已加入日籍，要继续做一名棋士，同时要在日本致力于“日中和睦”这一使命。更为重要的是，吴清源在日本刚刚结了婚。
　　自此，“抗日英雄”与“文化汉奸”两说一直持续了下来。
　　“他是跟政治离得比较远的人，都是别人拉他进来的。”原中国棋院院长、中日友好围棋会馆馆长王汝南说，如果我们把吴清源理解成一个单纯的棋人，就可以避免称他是汉奸这样荒谬的评价，“他都入了日本籍了你怎么说他背叛中国呢？”“同时，我们也不要把他视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很明显，吴清源围棋水平提升的重要因素是日本人的帮助，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视之为“抗日英雄”，会有逻辑上的混乱。
　　“你设身处地想，他就是作为一个棋人，一个下棋的，他不怎么问政治，也没过多考虑什么民族兴亡国家兴亡，日本棋院有什么安排叫我去下棋，我就去。”王汝南说。不可否认，吴清源在专业之外，确实也成为当时的政治摆弄的一粒棋子。
　　正如有论者所说，当时，面对纷繁复杂的政治格局，日本政府垄断话语权，封闭国内外信息通道，加强言论统制，就连一向有浓重民族意识、国家意识的日本人也只能闭关自守，明哲保身，不敢妄加异议。对于身处乱世、只身棋盘、在日本生活多年的吴清源来说，欲明辨是非就更是难上加难。
　　再谈神化。其中又涉及有二，一是对吴的棋艺，二是人格。某种意义上说，吴清源是围棋之神，持异议的人并不多。1987年，日本“围棋俱乐部”征求六位超一流棋手加藤正夫、武宫正树、林海峰、赵治勋、小林光一、大竹英雄的意见：谁是围棋史上最强者？赵、林、武宫、加藤四人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是吴清源。小林和大竹则认为，历代的高手们处在不同的年代，要作比较是很困难的。如果非要问谁最强，大致可以列举三位：道策、秀策、吴清源。
　　吴清源之于围棋的地位，犹如牛顿、爱因斯坦之于物理，爱迪生、乔布斯之于人类发明的地位，是里程碑式的人物，其历史贡献已有定论。晚年，他又对围棋进行总结，包括21世纪的六合围棋、中的精神等等。对此，原中国棋院院长王汝南认为“恐怕还是一家之言，并不能够作为一个权威的总结”。在王汝南看来，吴清源是棋界的泰斗，而且一直到九十多岁高龄还在探寻棋道，还在创新，这本身就非常了不起，“但是你一定要说他指引了围棋界的未来倒不见得——围棋界到这个时候了还要90多岁高龄的人来指引未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不也是一种悲哀吗？围棋界现在资讯这么发达，这么多职业的人在研究，你还要靠一个90岁的老人来指引方向，好像说不过去。”“我想我们只能领会他的精神，而不必拘泥于他的定见。”
　　相较对吴清源棋艺的“神化”异议不大，对吴氏人格的神化（更准确地说，是“圣化”）则多可探讨。正如论者陈明总结的，吴清源在围棋之外的公众形象是：不食人间烟火，将围棋技艺和文化演绎升华到人生境界的高人智者。但在吴清源的弟子芮乃伟九段看来，师父是食人间烟火的。“你看他年轻的时候，看他的自传，包括信仰跟着玺光尊的时候，他要找地方给人家住，那时候没有车他要去背米。你说他不食人间烟火，他肯定是食的，而且完全跟普通人一样。”“但他的精神非常强大，我们承受不了的事情他都能承受。比如说痛他肯定是痛的，但他不会像我们一样难受了就好像要把别的舍弃，他该怎样就怎样。外在的条件对他不重要，他不是很在意。”
　　“有的记者报道老人很慈祥、随和，这只是你看到的一面，”王汝南说，“他也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正因为他很有个性，他棋才体现出来，绝对不会是我们一般理解的中的精神。”
　　文首提到的吴清源强调“我是日本人”时的生气，固然可能是因年迈导致的理解的误会，亦可能包含着对一生中多次受政治操弄的生气和心有余悸，——其中包括国籍多次的被动往复。
　　把吴清源一开始就视为神是有问题的，回顾他一生的历程，他跟无数普通人一样，有过身不由己，有过大时代背景下的卑微，有过受政治的操控，有过为生活的柴米油盐和家人处境的妥协和打拼……
　　看他前后两本自传回忆录——出版于上世纪80年代的《以文会友》与出版于本世纪初的《中的精神》，同样的事情的描述，前者有些激烈，后者则冲淡平和了许多。
　　吴清源的棋才是中日两国都公认的，但与中国人更进一步高调地宣扬其哲学与人格境界不同，日本人并没有在后一方面更多着墨。王汝南担任中日友好围棋会馆馆长，与日本棋界接触颇多，“要说日本人说他为人楷模或者说有多高深的哲学见解，至少我还没有接触到有日本人来跟我讲，都是在棋的角度，讲他的成就、他的见解。”在采访过程中，王汝南也一再提到评价吴清源的出发点还是把他作为一个棋人，但不要各方面都神化，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