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很多值得称道的改革，但现在，改革面临挑战。
　　近期一系列经济数据非常糟糕，无论是工业增加值，还是固定资产投资，以及房地产新开工量，说明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遭遇瓶颈。唯一值得安慰的是，统计局再也不惮于发布不让人喜闻乐见的数据。
　　此前30年的改革，中国放宽市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不意味着要彻底否定政府的监管，没有法律与市场的边界，甚至政府公务员带头不遵守规制，这样的市场经济一定粗糙而野蛮，遵循血酬定律与寻租原理。
　　同样，因为改革进入瓶颈期，而否认前30年艰苦卓绝的市场化努力，甚至把开放、加入“WTO”戴上陷入美国阴谋的帽子，以为贫困绝境中的中国才是有尊严的，以为中国一步就到了今天供应畅旺的局面，这样的数典忘祖同样难以得到时代的呼应与支持。
　　由于中国是个初级市场国家，接下来的很多改革仍需要在政府的引领下进行，因此，政府本身如何遵守法律，成为中立的第三方，依然是最大的、尚未解决的难题。涉及社会资源分配的改革，政府同样责无旁贷。
　　如贾康先生所说，当前，我国还有很多深层次改革仍未全面开展和取得积极性成果，如资源型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新一轮价税财改革、中小企业融资机制改革、减少行政审批、打破垄断的改革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等等。这些改革的主导者，在目前来看显然都是权力部门，因此权力部门的能力，权力部门的理念、对权力部门利益的制约，是中国是否能够释放制度红利的关键。这是吊诡之处，我们的目标是市场化，但我们需要理解市场并最终与市场共舞的权力。
　　为了达到法治市场的目标，要求精英阶层的共识，在精英成为反讽词汇、共识经常成为分裂的背景下，通过法治制约各方，让各方在公平的平台上博弈，超越市场与政府的分野，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制度安排层面的取向应该是市场化，但又不能简单限于、止步于市场化概念。
　　与共识同样重要的，是对我们的当前阶段、土壤特性形成共识，否则我们根本不知道该往哪儿去。
　　以中国的金融创新为例，一提到金融创新似乎必定是进步的，谁反对金融创新谁就是社会进步的绊脚石。线性思维非常可怕，这个世界上还有个词汇叫作合适，尽管有的创新很好，但未必适合当下的中国。
　　在本组特刊中提及海南发展银行，这个典型的案例显示了在中国寻租无处不在，不仅存在于官员，也存在任何略有特权的群体当中。上世纪末，海南发展银行倒闭，倒闭的原因，除了成立之初就背负巨额债务的“先天负担”之外，问题出在贷款集中度超乎想象，而且都集中于股东的关联公司。事实上，中国民营银行一度停滞，就是股东关联贷款风险不可控。
　　问题的实质不在于饱受诟病的“监管过度”，而是监管疲软，监管不到位，有时候甚至出现猫鼠同眠的现象。中国金融市场寻租广、信用差有目共睹，由此造成信息不对称，风险上升，融资成本居高不下。
　　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必须直面这一难题，难题不会轻易得到缓解，必须将提高信用溢价，到寻租现象控制在50%甚至更小的范围内，否则中国金融很难走向成熟市场。
　　中国经济确实不让人乐观，但阵痛期可以让人清醒，摆脱虚妄与自傲，而进入理性改革状态，了解实际土壤，面对市场化目标的真实内涵，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