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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珩随手摆弄着一门克虏伯大炮的模型，德国制造，小巧精致。这是他父亲小时候玩过的，“原来装上火石能打出火来，现在不行了。”他拨动着炮闩，嗒嗒作响。
当年他还拥有一整套锡兵，也是从父亲那儿得来的，此后不断“扩充军火”，拉起一支近200人的队伍，“站姿的、卧姿的、跪射的，什么都有”，又从东安市场买来不少三国武将的泥人，每天在家里排兵布陣——以洋装书筑“城”，关、张、赵、马、黄袍服铠甲，骑在马上；鞍前马后站着的，是英、法、德、美不同时期的士兵。
这支跨越时空的“杂牌部队”早就不在了，唯有这门大炮留了下来，多年后又成了赵珩儿子的玩具，“将来准备留着给孙子”。一件玩具经历了祖孙四代，在中国动荡百年的近现代史中，大概也是不多见的。
赵珩保留着家族的全部档案，从家谱、照片、父亲小时的日记、祖父编写的两大摞剧本，到自己协和医院“民国”三十七年的出生证、接种卡介苗的单子。
他的曾祖赵尔丰是清廷大吏，曾伯祖赵尔巽为清史馆馆长，父亲赵守俨在中华书局工作多年，主持了泽被学人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工作。赵家的友朋宾客，多是儒林耆老、学界名宿。赵珩自幼浸润其中，自称“从读书到声色犬马无不热爱”，在《老饕漫笔》《彀外谭屑》等随笔杂记中，谈礼俗传统、旧时风物、饮食游乐、戏曲书画，如数家珍，信手拈来。
赵珩的新书《文心雅韵》以文人生活为贯穿主线，收录其数十年间所写的相关随笔。因为是旧文重编，有人来索书，他就题上“冷饭再炙”四字。“就是‘炒冷饭’‘再回锅’。”他坐在书桌前，工整的小楷，一笔一笔写得极认真。
逍遥的耗子
赵珩的书房，叫“彀外书屋”。门楣上挂着一幅纪晓岚写的扇面，是他母亲王蓁1954年用翻译的稿费买的，“现在后面还有价签，5块钱”。书橱前的空当里摆满了各种小物件，都是他从世界各地的旧货店淘换来的，材质各异，大多是动物造型：巴伐利亚的蝴蝶、日本江户时代的金毛龟、威尼斯的蜗牛、马耳他的狗……最多的是老鼠。其中一只公仔鼠，穿着红色条纹裤衩，耷拉着两条细长腿，挂在清代末年的红木书柜上。
“我这儿耗子多，因为我属耗子。”赵珩生于1948年，用与他同岁的学者李零的话说，是红旗下的一代“鼠辈”。轰轰烈烈的革命时代，同代人大多被裹挟其中随波浮沉，赵珩却始终尽力让自己置身其外。
“文革”最激烈的时候，他设法弄来了一张串联证明，一个人跑出去，想在“读万卷书”后“行万里路”。“（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他的第一站就是到泰山看日出；喜欢那句“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于是，他又和运鸡运鸭的老太太们坐着同一条破船，到寒山寺听钟声。
高中毕业时，赵珩因为是家中独子，留在北京当工人。机会难得，旁人艳羡，但他去那个分配单位——鸡毛制掸厂转了一圈，决定还是奔赴“广阔天地”。1969年，他远戍内蒙古，在兵团，做着“上士”，掌管给养钱粮。
在《老饕续笔》中，赵珩写过一段在北疆大漠过中秋的轶事。彼时，他骑着马到另一个兵团办事儿，结束已是傍晚，就着冷菜啃馒头时，猛然看见墙上的日历，才想起那天是中秋，赶紧到小卖部买了半斤白糖，塞进掰开的馒头里，捏成两个大月饼。皓月当空，万籁俱寂，他背靠一座大沙丘坐下，取出两个白糖馅儿的“馒头月饼”，在大漠星空下细嚼慢咽。
1971年，赵珩回京，在家赋闲读书。他在最便宜的竹简斋本二十四史的《汉书》本子上，用红笔标点正文和注释；通读了《史记》，还用毛笔抄录了全文。
1974年赵珩被分配到医院工作， 10年后又到了出版社，一干就是20多年。
赵珩说自己一辈子只干过两件事，做了10年不务正业的大夫，干了25年的编辑，“没什么本事，一直逍遥着过来，顺顺当当，无风无浪”。唐太宗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矣”，他却给书房取名“彀外”，既非“英雄”，也不入罗网，自有一方天地。
东四二条的十年
对赵珩来说，人生的第一个“自由世界”是东四二条的一所小院。那是一个狭长的院子，房子不多，但满院花木葱茏。最近，他的一批书法小品在台北展出，其中一首小诗，是他十四五岁时所作：“闲庭小院晚欲晴，一树梨花寂无声。唯恐夜来多风雨，明朝窗下满落英。”写的正是院中景致。
1955年至1965年，赵珩就在这里度过了10年少年时光。上学读书时，他从来不大用功，数理化尤其一塌糊涂，“不知三角为何物”，倒是在文史方面打下了扎实的“童子功”，《论语》和《古文观止》基本可以通背，还看了不少明清笔记和外国小说。
“我就过着一种‘无政府状态’的自由生活。”到王府井八面糟路西的外文书店听一下午唱片，或是去吉祥戏院听一晚上马连良、谭富英的戏；到首都剧场看看人艺排演的新话剧，或是到东安门大街路南的中国集邮公司看看邮票， “总之在那个时代，‘大洋古’‘封资修’，我算都占全了。”赵珩幸福地回忆着。
那时，东四二条的来客不少，且五行八作，形形色色：
有祖母的朋友。“她是东城区政协的联系人，来往的有不少遗老遗少、名门世家”。有一次政协排《四郎探母》，他祖母演萧太后，两个国舅则由郭布罗·润麒和邵宝元扮演。两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相得益彰。“大家开玩笑，叫他们‘真假国舅’，郭布罗·润麒是婉容的胞弟、溥仪的小舅子，当之无愧的‘真国舅’；而邵宝元先生是当时北京饭店的资方经理，只是台上的‘假国舅’而已。”
有梨园行的。“四小名旦”之一的张君秋是赵珩祖父的义子，每年都来赵家拜年，大年三十夜里来，进门把垫子往地下一扔，磕个头，喝口茶就走，坐上汽车再到别处去。赵家因此有了句歇后语，“张君秋拜年——待一下就走”。
有古玩行的。后来有名的鉴定大家徐震伯，当年还是年轻的“小徐”，分头梳得油光水滑，常来赵家走动。有一回，赵珩误把花露水当成洋酒给他喝下。“他喝完眼珠儿就不转了，扭头往外跑。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花露水，害怕他中毒死了。过了半个月他又来了，说至今打嗝儿还是花露水味儿呢。”
当年他还拥有一整套锡兵，也是从父亲那儿得来的，此后不断“扩充军火”，拉起一支近200人的队伍，“站姿的、卧姿的、跪射的，什么都有”，又从东安市场买来不少三国武将的泥人，每天在家里排兵布陣——以洋装书筑“城”，关、张、赵、马、黄袍服铠甲，骑在马上；鞍前马后站着的，是英、法、德、美不同时期的士兵。
这支跨越时空的“杂牌部队”早就不在了，唯有这门大炮留了下来，多年后又成了赵珩儿子的玩具，“将来准备留着给孙子”。一件玩具经历了祖孙四代，在中国动荡百年的近现代史中，大概也是不多见的。
赵珩保留着家族的全部档案，从家谱、照片、父亲小时的日记、祖父编写的两大摞剧本，到自己协和医院“民国”三十七年的出生证、接种卡介苗的单子。
他的曾祖赵尔丰是清廷大吏，曾伯祖赵尔巽为清史馆馆长，父亲赵守俨在中华书局工作多年，主持了泽被学人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工作。赵家的友朋宾客，多是儒林耆老、学界名宿。赵珩自幼浸润其中，自称“从读书到声色犬马无不热爱”，在《老饕漫笔》《彀外谭屑》等随笔杂记中，谈礼俗传统、旧时风物、饮食游乐、戏曲书画，如数家珍，信手拈来。
赵珩的新书《文心雅韵》以文人生活为贯穿主线，收录其数十年间所写的相关随笔。因为是旧文重编，有人来索书，他就题上“冷饭再炙”四字。“就是‘炒冷饭’‘再回锅’。”他坐在书桌前，工整的小楷，一笔一笔写得极认真。
逍遥的耗子
赵珩的书房，叫“彀外书屋”。门楣上挂着一幅纪晓岚写的扇面，是他母亲王蓁1954年用翻译的稿费买的，“现在后面还有价签，5块钱”。书橱前的空当里摆满了各种小物件，都是他从世界各地的旧货店淘换来的，材质各异，大多是动物造型：巴伐利亚的蝴蝶、日本江户时代的金毛龟、威尼斯的蜗牛、马耳他的狗……最多的是老鼠。其中一只公仔鼠，穿着红色条纹裤衩，耷拉着两条细长腿，挂在清代末年的红木书柜上。
“我这儿耗子多，因为我属耗子。”赵珩生于1948年，用与他同岁的学者李零的话说，是红旗下的一代“鼠辈”。轰轰烈烈的革命时代，同代人大多被裹挟其中随波浮沉，赵珩却始终尽力让自己置身其外。
“文革”最激烈的时候，他设法弄来了一张串联证明，一个人跑出去，想在“读万卷书”后“行万里路”。“（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他的第一站就是到泰山看日出；喜欢那句“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于是，他又和运鸡运鸭的老太太们坐着同一条破船，到寒山寺听钟声。
高中毕业时，赵珩因为是家中独子，留在北京当工人。机会难得，旁人艳羡，但他去那个分配单位——鸡毛制掸厂转了一圈，决定还是奔赴“广阔天地”。1969年，他远戍内蒙古，在兵团，做着“上士”，掌管给养钱粮。
在《老饕续笔》中，赵珩写过一段在北疆大漠过中秋的轶事。彼时，他骑着马到另一个兵团办事儿，结束已是傍晚，就着冷菜啃馒头时，猛然看见墙上的日历，才想起那天是中秋，赶紧到小卖部买了半斤白糖，塞进掰开的馒头里，捏成两个大月饼。皓月当空，万籁俱寂，他背靠一座大沙丘坐下，取出两个白糖馅儿的“馒头月饼”，在大漠星空下细嚼慢咽。
1971年，赵珩回京，在家赋闲读书。他在最便宜的竹简斋本二十四史的《汉书》本子上，用红笔标点正文和注释；通读了《史记》，还用毛笔抄录了全文。
1974年赵珩被分配到医院工作， 10年后又到了出版社，一干就是20多年。
赵珩说自己一辈子只干过两件事，做了10年不务正业的大夫，干了25年的编辑，“没什么本事，一直逍遥着过来，顺顺当当，无风无浪”。唐太宗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矣”，他却给书房取名“彀外”，既非“英雄”，也不入罗网，自有一方天地。
东四二条的十年
对赵珩来说，人生的第一个“自由世界”是东四二条的一所小院。那是一个狭长的院子，房子不多，但满院花木葱茏。最近，他的一批书法小品在台北展出，其中一首小诗，是他十四五岁时所作：“闲庭小院晚欲晴，一树梨花寂无声。唯恐夜来多风雨，明朝窗下满落英。”写的正是院中景致。
1955年至1965年，赵珩就在这里度过了10年少年时光。上学读书时，他从来不大用功，数理化尤其一塌糊涂，“不知三角为何物”，倒是在文史方面打下了扎实的“童子功”，《论语》和《古文观止》基本可以通背，还看了不少明清笔记和外国小说。
“我就过着一种‘无政府状态’的自由生活。”到王府井八面糟路西的外文书店听一下午唱片，或是去吉祥戏院听一晚上马连良、谭富英的戏；到首都剧场看看人艺排演的新话剧，或是到东安门大街路南的中国集邮公司看看邮票， “总之在那个时代，‘大洋古’‘封资修’，我算都占全了。”赵珩幸福地回忆着。
那时，东四二条的来客不少，且五行八作，形形色色：
有祖母的朋友。“她是东城区政协的联系人，来往的有不少遗老遗少、名门世家”。有一次政协排《四郎探母》，他祖母演萧太后，两个国舅则由郭布罗·润麒和邵宝元扮演。两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相得益彰。“大家开玩笑，叫他们‘真假国舅’，郭布罗·润麒是婉容的胞弟、溥仪的小舅子，当之无愧的‘真国舅’；而邵宝元先生是当时北京饭店的资方经理，只是台上的‘假国舅’而已。”
有梨园行的。“四小名旦”之一的张君秋是赵珩祖父的义子，每年都来赵家拜年，大年三十夜里来，进门把垫子往地下一扔，磕个头，喝口茶就走，坐上汽车再到别处去。赵家因此有了句歇后语，“张君秋拜年——待一下就走”。
有古玩行的。后来有名的鉴定大家徐震伯，当年还是年轻的“小徐”，分头梳得油光水滑，常来赵家走动。有一回，赵珩误把花露水当成洋酒给他喝下。“他喝完眼珠儿就不转了，扭头往外跑。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花露水，害怕他中毒死了。过了半个月他又来了，说至今打嗝儿还是花露水味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