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正苞先生乃清代名将杨遇春之后，祖籍四川崇州，于1920年出生于成都前卫街“成都四大名园”之一的杨官保府。先生幼承家学，高中毕业后因志于学农，于1942年考入川康农工学院，院长魏时珍是著名的数理和哲学家，教务长胡少襄是著名数学家。先生1945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其时毕业论文是《川西地区药用植物的栽培》。他此后即在成都从事银行工作。先生因得父辈好友、四川省图书馆馆长、著名史学家蒙文通教授的启发，开始阅读历史典籍，于1946－1949年间读了《说文解字》、《近思录》、《续近思录》、《中华二千年史》、《四史》、《通鉴纪事本末》、《文史通义》等书，并受到蒙文通较授的指导。新中国成立后，先生继续在银行工作，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后来又到川北绵竹天池煤矿继续劳动改造。在矿区，先生学习中医知识，阅读了《内经》、《伤寒论》、《本草备要》、《灵枢》、《难经》和《针灸大全》，学会了针灸治病方法，写成《针灸的中医学基础》。先生于1981年从矿山回到成都，编写出《阳台养花与垂直绿化》，由四川科技出版社出版；继又出版了《绿篱》。此后，他陆续在各种文史刊物上发表系列文史研究论文，于1988年8月受聘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先生自1999年以来将文史研究论文结集出版，计有《杨正苞文史稿选》、《正苞八十后稿》、《正苞八五后稿》三种。此三集的论文涉及的学术层面有史学、考古学、民族学、文学、社会学、语言学、医学、自然科学等学科，实可称为杂学。
　　先生因对古蜀史及氐羌史有一些初步研习，先是写成《蜀名及蜀人的由来》(载《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1期)，认为《说文》对“蜀”(shǔ)字的解释未能触及“蜀人”及“蜀地”的实质。“蜀”实是包括成都平原在内的今四川西南部古居民的自称和他称，以及这一地区名。至于陕西汉中地区也曾称“蜀”，那是蜀人曾经领有之故。“蜀”字是殷人所造，在殷墟卜辞中乃以“目”代首，突出了蜀人的眼睛形状，字的左弯代表上肢，右弯代表身躯，弯中所包的“虫”字则是殷人视蜀人为异类所加的贬义符号，如蛮、闽等字。至于周原h辞中的“蜀”，就显而易见是纵目人的形象了。这也说明了他们是宝鸡地区姜炎部族沿嘉陵江南下进入巴蜀的支裔，蜀人乃以他们为主体，包括少数黄帝族及濮越等少数族组成的地缘性族群。在《古蜀的“三王”与“二帝”别说》(载《成都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一文中。先生认为《华阳国志·蜀志》中引《蜀王本纪》：杜宇止朱提的“提(tí)”系“邑(yì)”字的音误。朱邑，古地名，辖今都江堰市岷江西岸及崇州市北东地区。先生还推定杜宇所止的具体地点当在今都江堰市玉堂、中兴一线。该文发表半年后，考古发现的青城镇“芒城”果在附近。
　　在《“芒城”联想》(载《文史杂志》1999年第1期)及《“芒城”再想》(载《文史杂志》2001年第1期)二文中，先生根据古史对岷江上游冉、駹族的记述与当地的传说和“芒城”地区居民呼此城为“蛮子城”的名称启发，按“蛮子”乃平原居民对岷江上游少数民族(主要是羌族)的泛称，以及新津宝墩的龙马古城之名，推断“芒城”之“芒(máng)字”乃“駹(máng)字”的同音字误，芒城乃陇人所建之城，故称“駹城”，也即杜宇部族下到平原后所建的第一座城。
　　在《从成都平原考古新发现看古蜀历史》(载《文史杂志》1997年第3期)及《古蜀人与成都平原古城址群》(载《文史杂志》1998年第4期)二文中，先生据几座古城的考古文化、内涵，及与两座修建年代相近的“芒城”(当地人称“上芒城”)和“双河古城”(当地人称“下芒城”)的密切关系，以及“紫荆古城”的模式同于“上芒城”、宝墩古城有“龙马”之名的情况，推定它们皆系駹人杜宇部族所建。杜宇部族与鱼凫部族南北对峙争胜长达千年之久。杜宇部族取得最后胜利统一全蜀与三星堆文化的陨没有关。杜宇和蜀女朱利婚盟的今崇州北东部味江地区乃岷江上游稻作文化的发祥地。
　　在《三星堆青铜雕铸品的文化内函》(载《文史杂志》1996年第4期)与《三星堆“青铜兽面像”辨》二文中，先生将青铜人面像加以分类，并简要说明若干重要青铜雕铸品的由来及其文化内涵。三星堆出土的一大型青铜面像在成都展出时标名为“青铜兽面像”或“铜纵目兽面像”。先生观后认为，面像额上有一云纹饰，表示上通于天；双眼呈柱状突出，表示为视力超人的千里眼；两耳特大，耳上廓扩展如岛翼，表示听力超人的顺风耳；不见尖角及獠牙等兽类特征，却有显著的眉和眉嵴，因此它不是兽面而是“超人”——神的面像。这其实与古民俗用以辟邪的“吞口”瓢画像和石刻“泰山石敢当”像虽像貌凶恶，但皆认作为神像之理相同。而三星堆面像则更形象。更接近于人一些。
　　在《关于嫘祖文化的思考》(载《文史杂志》2001年第1期)与《古蜀史上的地名四辨》(载《文史杂志》2006年第6期)二文中，先生引《史记·五帝本纪》“黄帝有二子，一日玄嚣，是为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日昌意，降居若水”，指出其中的若水乃洛水的传抄之误。若水，一般认为即今之雅砻江，流经崇山峻岭，水流湍急，乏舟楫之利，地区偏荒，居民稀少，且有金沙江及大渡河相隔，距蜀地甚远，定非昌意降居之地；而洛水即今之石亭江，与蜀地毗邻，早已开发，故得娶蜀女昌仆。朱提乃朱邑之误，“芒城”为“駹城”之误，已如前述。《华阳国志·蜀志》：“杜宇乃以江、潜、绵、洛为池泽”一句，江指岷江，绵指绵远河，洛指石亭江已获公认，唯潜水在何处，则意见纷陈。先生认为“潜”乃“湔”之误。四水均发源于盆地西北，略呈平行流经蜀地，湔江为沱江上源，在岷江与石亭江之间。又《华阳国志·蜀志》引《史记》、《汉书》谓李冰凿离堆避沫水之害的“沫”字乃“汉”字之误，离堆既不在乐山，而溷崖之凿也并未起到“避沫水之害”的作用。在《治水安民羌人首功》一文(载《文史杂志》1995年第1期)中，先生称，我国历史上治水安民的功臣，最为人知的有四位，第一位是上古的大禹。他因势利导，采用通塞畅流之法，使江河畅，沟洫通，消除了水患，使农业发展，人民有了安定的生活。“禹出西羌”为古史所载。第二位是第五代蜀王鳖灵，约当周顷王至景王时期(公元前618－前520)，成都平原又发洪灾。第四代蜀王杜宇之相鳖灵凿通宝瓶口地震裂缝，东别为沱以分岷江水势，从而建立起都江堰的雏形，解除了岷江水多之害。关于鳖灵的族属问题，当以荆人说为主，其依据是《蜀王本纪》所载：“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纪》掺杂了一些神话，可加以剔除。其大意是，荆地有一人名鳖灵，逃跑了，荆人没有捉到他。鳖灵溯江而上到了蜀国的郫邑开始活动，见到蜀国的望帝，望帝任以为相。从其溯江西上而不是顺流东下的异常行动与望帝相见即获信任以及此后得到蜀人 的拥戴来看，鳖灵当是姜炎族由嘉陵江、汉江进入鄂西的支裔。他们族问可能有一种彼此识别的暗记，而鳖灵的治水法也是循大禹的通利之法，一脉相通。至于秦蜀守李冰治水，也沿通利之法。他依靠的治水群众——梅(岷)山七圣全是羌族，传为他得力助手的“二郎”实为氐语“尔郎”(氐羌人的猎神)，竖眼是纵目的夸张，身随一犬正是猎人的形象。南宋以前李冰和“二郎”是分庙祭祀的，南宋朱熹为解决崇德祠与二王庙之争，始创“二郎”为李冰之子的说法。父子合祀一庙，为南宋以后的体制。至于“二郎降龙”、“李冰斗犀”的人神转换以及“魂归天彭门”之说，皆为羌人之想；对李冰称“冰儿”，辈分不分，亦为羌人所习，故亦不排出李冰系入秦为官治水而有名的羌人。
　　在《氐羌同源及其最后一次南迁》(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l期)中，先生举出氐羌同源的诸多史实：古史上“氐羌”连称，氐羌的军事行动多联合进行；族源上都认炎帝为始祖，其分布区域及语言也略同；历史上常将他们互称(如白马氐也称白马羌。氐，实即南下低地的羌人，因地理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变化而出现了某些次生性的差异而已)。先生认为，唐初为防御吐蕃而以羌人地带作为汉藏间的缓冲带(北起甘肃南部，中经四川西北，南到西藏察隅等地)，还在其内线重要地设置了巡检司。唐的这次安置行动即氐羌被动的最后一次南迁。
　　在《成都建城始于开明五世时期》(载《文史杂志》2000年第2期)一文中，先生认为由郫迁成都的应是开明五世，因为金沙遗址出土文物的丰富非短期所能聚集。早在开明五世徙治成都(约公元前530年左右)前，成都已是一座人口聚集，手工业和商业相当发达的集市。远早于此，十二桥就存在着商代大型木结构建筑群，在其北面和西南面也留有许多古遗址，羊子山土台证明已有祭祀活动，说明成都已是一个拥有相当集中化权力的政治中心，支配着大批手工业、建筑业、运输业者和掌握了一定专门技术的人。这应是开明移治前的早期活动。开明移治成都之地，自成都邑，当即成都建城之始；因为广义的“城”即指城市，早于秦建成都城二百余年。
　　在和朱开元先生合写的《金沙遗址推想》(载《文史杂志》2003年第5期)一文中，先生认为《辞海》对“青羊肆”的辞条解释有误；因青羊官乃是老子没后之建，而青羊肆则在老子生活或更早的年代就已存在，故有老子告令尹喜：“子行道千日后到成都青羊肆寻吾”；又青羊宫是供奉老子的道教官观，而青羊肆则是一个商店和手工业作坊形成的集市。从迄今为止的历史记载与考古发现来看，只有金沙遗址堪当青羊肆之称，亦即开明五世迁治成都之地。其文物的埋藏当是在秦兵逼近成都时秘密进行的，故器物保持完好，放置有序而不为秦人乃至一般蜀人所知，得以在地下沉睡二千余年。
　　作为“薛涛研究会”的会员，先生写了近20余篇有关薛涛的文稿，有许多重要的发现和论据。在和刘玉珊先生合写的《说薛涛的一首谜语诗》(载《薛涛与望江楼》第三期)，对薛诗《咏八十一颗》的千古之谜以“樱桃”而得解。在和馆员任子立、刘玉珊二先生合写的《读薛涛诗辨其享年与婚恋》(载《薛涛与望江楼》第三期)中，先生据薛涛《段相国游武担寺病不能从题寄》一诗中自道当时年貌：“消瘦翻堪见令公，落花无那恨东风。侬心犹道青春在，羞见飞蓬石镜中”，认为薛涛时属将老未老之年，即一般女性之更年期，约在45岁左右。此诗写于长庆元年(821)，上推45年，即大历十二年(777)左右，当为薛涛生年；其卒于大和六年(832)，享年54岁或55岁。先生据薛涛《别李郎中》所言，首次提出她在元稹情变失望后和李程的又一次恋情；并进而推断《赠远》二首乃薛涛遭逢李程情变后写给李程的(此前多认为赠元稹之作)。在《诗人、才女、情痴——薛涛》(载《巴蜀文化研究会论文集》)一文中，先生再次论述了薛涛多才多艺，不仅写了许多好诗，还是一位优秀的书法家、音乐家和工艺美术家，并赞誉她虽然广交游而对爱情却很真挚(如先对元稹，后对李程的恋情)。先生在《薛涛生平三件大事再探》(载《薛涛研究论文集》)中，论述了诗人入“乐籍”并非自愿，而是“韦皋令之”。而涛对此心存怨忿，所以韦皋对涛虽先有宠幸，后有尊重；但却未见涛有感谢之词，只有哀恳之诗，如《十离诗》、《罚赴边有怀上韦令公》。先生认为涛献诗获释回成都后，即侨居浣花溪过着自由的生活，其间必有一个“脱籍”的过程。此“脱籍”当系韦皋为之。至于“校书”之名，则是蜀人对才学之士的美称，并非“校书郎”的实授。
　　在《“枇杷门巷”何从来?王建薛涛并蒙冤》(载《文史杂志》2001年第4期)中，先生认为“枇杷门巷”既无依据且乏常识，涛诗及有关和诗均未提及枇杷之名，枇杷实对王建诗“琵琶花”的曲解。枇杷乃果树名，冬天开花，花小白色，无观赏价值，果次年初夏熟，香甜可口。至于“门巷”之称更为荒谬。按“门巷”乃妓院之别称。把一个一时被迫入乐籍的弱女，能够写出《酬人雨后玩竹》这样以高洁劲健自喻和《筹边楼》这样满溢壮美情怀，心系国运，富有政治远见的女诗人，说成是妓女，乃是轻薄文人的无聊之谈。
　　正苞先生现在已经九十高龄，因早年下放煤矿劳动，腰椎受重伤，以致腰痛复发，兼患风湿性关节炎，握笔困难，视力衰退，但仍艰辛地笔耕不辍。先生历经岁月沧桑，对人生已有清澈的认识。他曾说：“剧终的谢幕，自己一生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如果观众对这个角色是尊敬，是喜爱，是同情，那么就坦荡微笑地退场吧!”
　　先生尚未退场。我们永远尊敬他，喜爱他，同情他，祝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