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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养生和延年益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入大众生活。作，为一代指挥大师，卞祖善赋予它怎样的意义呢?
记者：受《大众健康》之托，请您从文化的角度，谈谈修身养生和延年益寿。
卞祖善：一个人的健康是两方面的，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身心健康。身指的是肉体，是物质的、体格的、体力的；心是指内心的、精神的、道德的、气质的，也就是“文化”的角度。人的文化差异可以是很大的，这除了先天的遗传因素，更多的是后天学养。
我出身于城市贫民，小时家里十分贫苦，是音乐改变了我的人生，也改变了我的个性。如果说音乐是我的“上帝”，那么我就是一个虔诚的音乐信徒和热忱的音乐传教士。对我来说，身心的健康更多的是来自学校和社会对我的培养和教育。
记者：您从前肯定有吃不饱的经历，现在我们更讲究吃得好。从“吃得饱”到“吃得好”这是一个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变。您是怎样调整自己的饮食结构的?
卞祖善：在饮食结构上，我特别受到毛泽东的《论体育》的影响。年轻的毛泽东向一位长者请教长寿之道，长者答：“吾惟不饱食耳!”就是：我惟一的养生之道就是吃得不过饱。这么多年来，我的饮食态度就是不暴饮暴食，换句话说就是解饱不解馋。比如说有些很好吃的东西吃了还想吃，但是要适可而止。吃得太多，胃就要超负荷。我经常出席一些宴请，只要是我吃饱了，再上什么山珍海味，我都视而不见。因为我知道食品是为我的健康服务，如果我再吃的话，就是我为食品服务了。这就本末倒置，无益于健康。
记者：通常您喜欢天然佳品，比如大枣，还是那种“工业化”的包装华丽、价格昂贵的营养品?
卞祖善：我非常喜欢并提倡绿色食品。我对大枣也十分钟爱。山西的朋友经常送我两样特产——大枣和老陈醋。我对那些被“工业化”了的营养品不感兴趣，而且我觉得有些广告也做得蛮可笑的。
记者：在您的指挥生涯中，您曾背谱指挥《红色娘子军》、《天鹅湖》、《吉赛尔》等中外芭蕾名剧，记忆力非凡。现在，您还在一些大学担任兼职教授，并经常受邀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和演出，这无疑需要一个好脑子。您通常采用哪些健脑方式呢?
卞祖善：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健脑方式。俗话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无论什么事情，都重在运动和温故知新。我不是过目不忘的人，我在讲课之前要背大量的课，甚至还要默写。音乐界流行一句话，一首曲子你要连弹三遍都不错的话，说明你掌握得好。所以，如果我要讲一个专题，我会把讲座的题目和涉及到音乐家的生卒年等重要资料都默写背熟。默写三遍后，再把它撕碎扔掉。这时就完全装在脑子里了。同时我还有这样的“兴趣”：讲课时我讲了错话，大家可以投诉我。这对我是一种帮助。
记者：您说过，您脑子里有音乐。您不用谱子，也不用唱片，一闭上眼睛，就可以“听”音乐。您是怎么样进入这种境界的呢?
卞祖善：音乐最能和人的心灵产生共鸣。那些优秀的音乐文化和不朽的音乐作品，听完后为什么余音绕梁、三天不绝呢?就是它能够给人一种心灵上的共鸣与震撼。像贝多芬的音乐，当你身处逆境和坎坷时，它会给你的精神带来振奋的力量。音乐对我的身心一直起着陶冶情操和净化心灵的“精神营养”作用，美妙的音乐会让我忘掉人世间的一切烦恼。
记者：您给人的印象沉着冷静，从不对人发火，但却发生了您和谭盾的“著名之争”。在后者言辞过激退场之时，您仍然能够冷静应对。您是怎样做到开明、谦和、包容和汲取这样一种人生态度呢?
卞祖善：我小时候蛮急躁的。在字典里，“卞”字除了姓氏外，就是急躁的意思。是多年音乐的熏陶，使我慢慢变成一个平和的人。比如我和谭盾电视对话的事情。我把它看作是音乐家之间的学术对话。这是两种不同的音乐观念，就是怎么理解非音乐因素的运用。谭盾从他的美国老师约翰·凯奇那儿继承了两种观念——“全声音”和“无声音乐”。“全声音”是说所有的声音都可以成为“音乐”，我对此有不同看法，不是所有的噪音都能成为音乐的。比如约翰·凯奇在表演时会往钢琴里扔一条死鱼，这和音乐没关系的!还有他会让演奏员托着椅子在剧场里发出一种噪声。这些我不能接受。我们中国人讲“此时无声胜有声”，是相对有声而言的，是在有声的过程中有“休止符”，也就是“无声”。如果把这个休止符无限扩大、独立延伸就是“作品”，从头到尾都没有声音，即所谓“无声音乐”，我同样不能接受。在他扬长而去之后，我要把我的态度向观众讲清楚，所以我不着急走。
记者：沉着冷静给您的身心带来什么益处呢?
卞祖善：知道自己的不足，知之甚少，所以遇事沉着冷静，兼听别样。
记者：有一次我问您，指挥一场芭蕾舞剧演出累不累?您说不但不累，反而感到极度兴奋，晚上回到家里睡不着觉。长此以往，您怎样调整自己的睡眠呢?
卞祖善：人的肌体是很脆弱的，就像一台机器需要保养。我平时睡得很晚，第二天仍会早早起床。如果时间允许，我利用午休睡一会儿。我觉得“三个30秒”和“三个30分”特别有道理。所谓“三个30秒”就是醒来的时候，睁开眼睛30秒，坐起来30秒，下床站立30秒，然后再活动。“三个30分”是晨练30分，午睡30分，晚上睡前散步30分。
记者：有人说中国85％以上的男人不懂幽默。而幽默被看作是延年益寿的新处方。您怎么看待一个人的幽默品质?
卞祖善：我觉得幽默是智慧和乐观的表现，它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东西，是对生命、生活和对人对己的一种爱。我女儿小的时候，一次我给她剥煮熟的鸡蛋。我先叫她的名字，让她注意我，就在她看着我时，我把鸡蛋在她脑门儿上“叭”的一磕。女儿特别高兴，那时她才5岁，竟会说：“爸爸，我真喜欢你。我想把你吃了，然后我下一个蛋再把你磕出来。”还有一次，我看女儿的小辫很好玩，我就把自己的头发也扎成跟她一样的小辫，在生日蜡烛前拍了一张生日照。我不敢说这种幽默能不能起到延年益寿的作用，但我感到很开心!
记者：很多名人都有专业之外的兴趣和爱好。您有一手十分清秀漂亮、自然流畅的书法。挥毫间带给您怎样的快乐呢?
卞祖善：这跟我小时候的生活有关。我一闯祸，父亲对我的惩罚不是棍棒，而是毛笔。当时我才十一二岁。慢慢我觉得书写过程中的意境、韵笔、行文和结构，都有一种音乐感。
记者：通常讲，一个事业上成功的人都有激励自己走向成功的偶像，您是否有呢?
卞祖善；我在学习音乐艺术的过程中，是以一些大师作为我的学习榜样的。比如说意大利指挥大师托斯卡尼尼。他吸引我的地方在于他是一位杰出的指挥家。被誉为“指挥中的指挥”。此外，他还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有一次他在演出的时候，墨索里尼要他先演奏纳粹党党歌，他坚决抵制。他说“让我指挥演奏这个。我宁可不指挥!”后来，他遭到纳粹党的迫害而流亡异国他乡。无论是艺术，还是做人，托斯卡尼尼都是我的楷模。我觉得，无论是艺术家还是普通人，首先应该是一个大写的人!你能从中获得一种无穷的激励!
卞祖善：曾任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队常任首席指挥，现任中国交响乐团联盟主席。国家一级指挥。指挥了《红色娘子军》、《鱼美人》、《祝福》、《天鹅湖》、《吉赛尔》、《睡美人》等芭蕾舞剧以及多部交响乐曲。从1996年开始，担任“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现场嘉宾和点评嘉宾。
编辑 刘 平
记者：受《大众健康》之托，请您从文化的角度，谈谈修身养生和延年益寿。
卞祖善：一个人的健康是两方面的，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身心健康。身指的是肉体，是物质的、体格的、体力的；心是指内心的、精神的、道德的、气质的，也就是“文化”的角度。人的文化差异可以是很大的，这除了先天的遗传因素，更多的是后天学养。
我出身于城市贫民，小时家里十分贫苦，是音乐改变了我的人生，也改变了我的个性。如果说音乐是我的“上帝”，那么我就是一个虔诚的音乐信徒和热忱的音乐传教士。对我来说，身心的健康更多的是来自学校和社会对我的培养和教育。
记者：您从前肯定有吃不饱的经历，现在我们更讲究吃得好。从“吃得饱”到“吃得好”这是一个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变。您是怎样调整自己的饮食结构的?
卞祖善：在饮食结构上，我特别受到毛泽东的《论体育》的影响。年轻的毛泽东向一位长者请教长寿之道，长者答：“吾惟不饱食耳!”就是：我惟一的养生之道就是吃得不过饱。这么多年来，我的饮食态度就是不暴饮暴食，换句话说就是解饱不解馋。比如说有些很好吃的东西吃了还想吃，但是要适可而止。吃得太多，胃就要超负荷。我经常出席一些宴请，只要是我吃饱了，再上什么山珍海味，我都视而不见。因为我知道食品是为我的健康服务，如果我再吃的话，就是我为食品服务了。这就本末倒置，无益于健康。
记者：通常您喜欢天然佳品，比如大枣，还是那种“工业化”的包装华丽、价格昂贵的营养品?
卞祖善：我非常喜欢并提倡绿色食品。我对大枣也十分钟爱。山西的朋友经常送我两样特产——大枣和老陈醋。我对那些被“工业化”了的营养品不感兴趣，而且我觉得有些广告也做得蛮可笑的。
记者：在您的指挥生涯中，您曾背谱指挥《红色娘子军》、《天鹅湖》、《吉赛尔》等中外芭蕾名剧，记忆力非凡。现在，您还在一些大学担任兼职教授，并经常受邀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和演出，这无疑需要一个好脑子。您通常采用哪些健脑方式呢?
卞祖善：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健脑方式。俗话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无论什么事情，都重在运动和温故知新。我不是过目不忘的人，我在讲课之前要背大量的课，甚至还要默写。音乐界流行一句话，一首曲子你要连弹三遍都不错的话，说明你掌握得好。所以，如果我要讲一个专题，我会把讲座的题目和涉及到音乐家的生卒年等重要资料都默写背熟。默写三遍后，再把它撕碎扔掉。这时就完全装在脑子里了。同时我还有这样的“兴趣”：讲课时我讲了错话，大家可以投诉我。这对我是一种帮助。
记者：您说过，您脑子里有音乐。您不用谱子，也不用唱片，一闭上眼睛，就可以“听”音乐。您是怎么样进入这种境界的呢?
卞祖善：音乐最能和人的心灵产生共鸣。那些优秀的音乐文化和不朽的音乐作品，听完后为什么余音绕梁、三天不绝呢?就是它能够给人一种心灵上的共鸣与震撼。像贝多芬的音乐，当你身处逆境和坎坷时，它会给你的精神带来振奋的力量。音乐对我的身心一直起着陶冶情操和净化心灵的“精神营养”作用，美妙的音乐会让我忘掉人世间的一切烦恼。
记者：您给人的印象沉着冷静，从不对人发火，但却发生了您和谭盾的“著名之争”。在后者言辞过激退场之时，您仍然能够冷静应对。您是怎样做到开明、谦和、包容和汲取这样一种人生态度呢?
卞祖善：我小时候蛮急躁的。在字典里，“卞”字除了姓氏外，就是急躁的意思。是多年音乐的熏陶，使我慢慢变成一个平和的人。比如我和谭盾电视对话的事情。我把它看作是音乐家之间的学术对话。这是两种不同的音乐观念，就是怎么理解非音乐因素的运用。谭盾从他的美国老师约翰·凯奇那儿继承了两种观念——“全声音”和“无声音乐”。“全声音”是说所有的声音都可以成为“音乐”，我对此有不同看法，不是所有的噪音都能成为音乐的。比如约翰·凯奇在表演时会往钢琴里扔一条死鱼，这和音乐没关系的!还有他会让演奏员托着椅子在剧场里发出一种噪声。这些我不能接受。我们中国人讲“此时无声胜有声”，是相对有声而言的，是在有声的过程中有“休止符”，也就是“无声”。如果把这个休止符无限扩大、独立延伸就是“作品”，从头到尾都没有声音，即所谓“无声音乐”，我同样不能接受。在他扬长而去之后，我要把我的态度向观众讲清楚，所以我不着急走。
记者：沉着冷静给您的身心带来什么益处呢?
卞祖善：知道自己的不足，知之甚少，所以遇事沉着冷静，兼听别样。
记者：有一次我问您，指挥一场芭蕾舞剧演出累不累?您说不但不累，反而感到极度兴奋，晚上回到家里睡不着觉。长此以往，您怎样调整自己的睡眠呢?
卞祖善：人的肌体是很脆弱的，就像一台机器需要保养。我平时睡得很晚，第二天仍会早早起床。如果时间允许，我利用午休睡一会儿。我觉得“三个30秒”和“三个30分”特别有道理。所谓“三个30秒”就是醒来的时候，睁开眼睛30秒，坐起来30秒，下床站立30秒，然后再活动。“三个30分”是晨练30分，午睡30分，晚上睡前散步30分。
记者：有人说中国85％以上的男人不懂幽默。而幽默被看作是延年益寿的新处方。您怎么看待一个人的幽默品质?
卞祖善：我觉得幽默是智慧和乐观的表现，它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东西，是对生命、生活和对人对己的一种爱。我女儿小的时候，一次我给她剥煮熟的鸡蛋。我先叫她的名字，让她注意我，就在她看着我时，我把鸡蛋在她脑门儿上“叭”的一磕。女儿特别高兴，那时她才5岁，竟会说：“爸爸，我真喜欢你。我想把你吃了，然后我下一个蛋再把你磕出来。”还有一次，我看女儿的小辫很好玩，我就把自己的头发也扎成跟她一样的小辫，在生日蜡烛前拍了一张生日照。我不敢说这种幽默能不能起到延年益寿的作用，但我感到很开心!
记者：很多名人都有专业之外的兴趣和爱好。您有一手十分清秀漂亮、自然流畅的书法。挥毫间带给您怎样的快乐呢?
卞祖善：这跟我小时候的生活有关。我一闯祸，父亲对我的惩罚不是棍棒，而是毛笔。当时我才十一二岁。慢慢我觉得书写过程中的意境、韵笔、行文和结构，都有一种音乐感。
记者：通常讲，一个事业上成功的人都有激励自己走向成功的偶像，您是否有呢?
卞祖善；我在学习音乐艺术的过程中，是以一些大师作为我的学习榜样的。比如说意大利指挥大师托斯卡尼尼。他吸引我的地方在于他是一位杰出的指挥家。被誉为“指挥中的指挥”。此外，他还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有一次他在演出的时候，墨索里尼要他先演奏纳粹党党歌，他坚决抵制。他说“让我指挥演奏这个。我宁可不指挥!”后来，他遭到纳粹党的迫害而流亡异国他乡。无论是艺术，还是做人，托斯卡尼尼都是我的楷模。我觉得，无论是艺术家还是普通人，首先应该是一个大写的人!你能从中获得一种无穷的激励!
卞祖善：曾任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队常任首席指挥，现任中国交响乐团联盟主席。国家一级指挥。指挥了《红色娘子军》、《鱼美人》、《祝福》、《天鹅湖》、《吉赛尔》、《睡美人》等芭蕾舞剧以及多部交响乐曲。从1996年开始，担任“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现场嘉宾和点评嘉宾。
编辑 刘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