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青年译者孙仲旭在家中自杀，享年41岁。在不算长久的一生中，他完成了30多部译作，主要是文学作品。他所译的美国作家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等，已成译界新经典。
　　孙仲旭的自杀令笔者震惊。多年来，我一直阅读他的译作，也关注他的博客与微博。在微博上，他不时会写些儿子的故事，轻描淡写却极其动人。在近乎絮叨的白描中，他那颗善良的心如日出般闪现。但这样一颗日出般的心，却在瞬间陨落。
　　我不能理解，这样一个勤奋、善良、才华横溢，对儿子和文学都有着深深眷恋的译者，为何选择自杀。美国文豪福克纳得知海明威自杀后，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不喜欢一个走捷径回家的人。”孙仲旭究竟经受了什么样的痛苦，让他有自杀的勇气，却没有活下去的勇气？
　　报道将孙仲旭的自杀归因于他的抑郁症。也许吧。可他为何会患上抑郁症？我的直觉是因为他的生存环境。作为在业界颇有名气和建树的译者，孙仲旭却不能依靠翻译为生——他的本职工作是在一家航运公司上班，翻译只是他的业余爱好。
　　在当下中国大陆，译者的生存状况并不理想：翻译稿费一般千字只有50—100元，相较于欧美国家的翻译稿费，只是1/10甚至1/20。翻译不再神圣，而是沦为“短平快”的生意。书商们只看重译著的数量与时效，不在乎它们的质量。不少大陆译者，也因此“破罐子破摔”，其译文让人揪着头发也读不下去。而孙仲旭这样的敬业译者，就更显珍贵，像是散落在煤堆中的宝石，格外耀眼。
　　翻译是创造性很强的工作，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甚至超过原创写作。孙仲旭写过一篇《翻译是一个体力活》，讲述他翻译一本书通常需要9个步骤：通读原书，在原书行间草译，在电脑上译，清查初稿，再通读原书一遍，打印初稿与原书对校，再通读两遍译稿后交给出版社，修改排校稿，出版后校改以便再版时修订。这样繁复的工序，却只拿到千字50—100元的报酬！美人粗头乱服，良玉贱如糠谷。
　　我不由怀念起旧时岁月。那时，译者还没有像今日一样被商业如此碾压与欺凌，他们可以十年磨一剑，贡献经典。汝龙译契诃夫，李青崖译莫泊桑，李文俊译福克纳，王永年译欧·亨利，叶廷芳译卡夫卡，巫宁坤译菲茨杰拉德……读这些美妙译笔，让你禁不住想亲吻译者的手。
　　孙仲旭的去世，令我震惊，也令我愤怒。等到愤怒消停，涌上来的全是孤独。孤独本是人类命定之事。孤独是一个人渐渐湮灭的旅程，但在此旅程中，他多少会留下些什么，以使自己不至于那么孤独。我们必须学会与孤独相处，妄想战胜孤独就如同爬上一堵倒向自己的墙。
　　现在，孙仲旭走了，他不用继续在痛苦中与孤独相处。只留下其他为数不多的敬业译者，恰似被锁在悬崖上的普罗米修斯，其肝脏一旦被啄食干净，立刻会重新长出来；又好比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日复一日永无止境；更像是为逝者纺织丝线而自身也处在命运女神纺线之中的匠人——持续而短暂地、坚韧而脆弱地，与孤独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