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嘉川著《清前〈史通〉学研究》，初步构建起较为科学全面的《史通》学研究体系。该书材料丰富，解析详尽，内容全面，主次分面，事义兼具，观点独到，对促进学界对《史通》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清前〈史通〉学研究》 研究体系 观点 材料 内容
　　［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4）05－0065-02唐代刘知幾所著《史通》，“是中国古代史学上一部划时代的史学批评著作”，对中国史学乃至思想、文化领域均产生过深远影响。（白寿彝《中国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页）自唐以来，学者们或研习，或评论，或采录，如此相沿不断，逐渐围绕《史通》形成了一种专门学问——“《史通》学”。然因资料零散等种种原因，学界除对《史通》学形成过程中的少数人物和事件有过较多关注外，系统的梳理和研究一直付诸缺如，《史通》学也长期停留在人们的想像中。日前，扬州大学王嘉川教授《清前〈史通〉学研究》一书（下文简称《史通学》）出版，《史通》之学的真面目方才清晰地呈现在学界面前。
　　《史通学》一书除前言外共分六章，约55万字。前言部分介绍史通学研究的学术意义、本书的框架结构和前人相关研究成果。首章介绍刘知幾生平和《史通》的内容、宗旨和观点，以作为后文之铺垫。唐宋元时期的《史通》学分两章，明代《史通》学研究兴盛，成果多样，作者将其列在第四、五、六三章中分别阐述。笔者研读这部中国大陆第一部《史通》学研究著作，深为其宏观构架与精微探讨所折服，感触最深者，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初步建立起比较科学全面的“《史通》学”研究体系
　　刘知幾曾说自己撰著的《史通》内容十分丰富，但他绝不曾想到，后人对《史通》的认知与利用更为宽广。近现代以来，学者们谈到古代对《史通》的研究，对其专书专篇提到和评论的都较多，但真正系统全面的研究则没有，对各书中零散谈到《史通》的内容就更少提到和研究。因而一个比较完整全面的“《史通》学”研究体系到底应该包括哪些内容，除本书作者之外，还从未有人进行过思考。本书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史通》的刊刻与流布情况，《史通》所受到的各种褒贬评价情况，《史通》内容被作为研究资料引用情况，《史通》篇章被作为文章选录情况。其中前两个方面前人多有涉及，但后两个方面则极少有人涉及，而这两个方面，既是《史通》本身作为文献史料的价值的体现，也是它作为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的典范的价值的表现，显然，如果缺少了这两部分内容，就不可能准确全面地了解到《史通》在后世的价值，而本书作者则对此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分析论述。这四个方面的有机组合，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史通》学”研究框架，初步建立起一个比较科学全面的“《史通》学”研究体系。就此而论，本书实为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样本化研究作品。
　　二、材料丰富，解析详尽
　　对所涉材料“竭泽而渔”，向来是史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史通学》虽不能说已将所有材料一网打尽，但可以看出作者朝着这一理想迈进的努力。由该书附列参考文献可知，《史通学》参阅古籍250余种，其中不乏学界关注较少甚至从未寓目的古籍，再加上近今人著作43种，近今人论文47种，《史通学》参考文献总量在340种以上。丰富的文献资料是本书取得较高学术成就的保证，也是本书学术价值的重要体现。
　　对于这些文献，作者并非机械罗列，而是条分缕析，做出评价。如第三章中“章如愚对刘知幾和《史通》的评论”一部分，作者遍检章著《群书考索》《群书考索续集》《群书考索别集》，得到和《史通》相关材料九条，随之逐一评论，如“仅仅因为《史通》对《尚书》《春秋》等持有异议，便得出‘足以知子玄之学’的结论，等于是将刘知幾一棍子打死了”；“显然，章如愚对《史通》的性质并没有准确把握，是误把形式当成了宗旨”；“这是章如愚直接引用张唐英的观点来代替自己立论，旨在维护儒学”，等等。再如“焦竑对《史通》的批评”一目，作者对《焦氏笔乘》评论《史通》的文字逐条分析，并各自得出结论：“焦竑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刘知幾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往往用自己设定的标准来衡评古人，而不考虑他的标准是否符合古人实际”；“焦竑把自己对《史通》的评价定格在‘指摘前人’的形式问题上，只能说他并未把握《史通》的真谛”，等等。字数虽然不多，但均可称点睛之笔。类似的评价散见于全书各处，反映出作者敏锐的学术眼光和深厚的学术功力。
　　三、内容全面，主次分明
　　《史通》自问世以来就受到学界注意，研习状况至为复杂。牵涉学者众多，其中论述较多者，在唐有刘肃、李肇、皇甫湜、孙樵、柳璨、苏鄂，在宋有赞宁、孙何、张唐英、黄庭坚、吴缜、司马光、晁公武、陈振孙、章如愚、王应麟，在金有王若虚，在明有祝允明、杨慎、陆深、郭孔延、王惟俭、焦竑、于慎行、胡应麟、沈国元、蒋之翘等，加上对《史通》有过零星评论、利用的学人，组成一个庞大的《史通》研究群体。私家之外，各时代官方也通过官修史书及文教政策等渠道表达着对《史通》的态度和认识。就《史通》学的内容而言，除校刻传布、历代评论之外，被作为研究资料引用、被作为文章选录等也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史通》之学的发展面貌。事实如此繁琐，要想条理清晰，又要全面兼顾，并非易事。
　　通览全书可见，作者整体上以时间为序，以人物为中心展示《史通》学的发展历程。有时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先以问题性质分类，再以时间为序的叙述方式。对某些典型问题，作者也间或采用专题考索的方式。在第三章叙完唐宋元《史通》学，第六章叙完明代《史通》学之后，作者各设一“小结”，对两个时期《史通》研习的概况、特点、成就等予以归纳概括，使得本书更显条理分明，内容丰富而丝毫不乱。通过以上叙事方法的灵活运用，《史通》学一书几乎囊括了清代以前所有学者对《史通》的研习状况、基本观点和《史通》学涉及的各个侧面，对《史通》的学术影响与社会影响则随时加以剖析发挥。用“不遗巨细”来形容，洵非过誉之词。
　　当然，论述全面也不意味着所有问题在《史通学》中平分秋色。举例来说，《史通》所涉人物群体固然庞大，但相当一部分学人仅发表过只言片语，等量齐观势必会使全书显得凌乱琐碎，弃之不顾则又影响到《史通》学的完整性，此中安置，颇费思量。作者认为，“单看其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把他们汇合在一起，却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第5页）。基于此，作者为重要学者设置专节专目、集中讨论的同时，又分别设置“唐宋元时期其他学者对《史通》的关注”和“明代其他学者对《史通》的关注”两节总括遗漏，将这部分学者的成绩以时间为序，分别纳入不同性质的问题之中集中讨论。这样，既将清前《史通》学的内容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又做到了主次分明，避免了枝节横生，喧宾夺主。
　　四、事义兼具，观点独到
　　在构成史书的事、义、文三要素中，清代章学诚尤其推崇史义，近代史学大师梁启超亦言，史书有客观而无主观，如人有魄而无魂，不能称为真正的史书。《史通学》一书尤为可贵之处，便体现在对“史义”的充分阐发上。这可从三个方面得以说明。
　　首先，在精研史料的基础上，提出众多原创性观点。如朱熹“犹以未获见《史通》为恨”一语，是学界熟知并经常用做宋代《史通》流传不广的证据，但从未有人考察过它的真实性。作者追索出此语的源头出自明人张之象，指出因无任何依据，只能看做“张之象为其校刻《史通》而做出宣传性的‘广告用语’”（第99页）。随后，作者考察朱熹学术思想，指出朱熹在不少方面受到《史通》的较大影响，并有从藏书家尤袤手里便利获取《史通》的条件。因而，所谓朱熹“以未见《史通》为恨”仅是张之象本人的“呓语胡说”而已。其他如刘肃、李肇对《史通》的认识，唐顺之等对《史通》篇章的选录，李维桢、郭孔延合刊本《史通》与郭孔延单独刻本《史通评释》的关系，等等，作者均有原创性观点提出。此类例证贯穿全书，不待繁举。
　　其次，本着“学术为公和遵循学术规范的原则”（前言），对前人观点予以驳正。最主要的体现是《史通学》一书设置的两个附论：“石云先生‘《史通》在宋代遭冷遇’辨析”和“傅振伦先生论胡应麟与刘知幾之关系辨析”。石云认为，《史通》史学观念与宋代尊经派史学、垂训派史学、理性派史学等三大主流派别均有冲突，是它在宋代遭受冷遇的主要原因。作者指出，尊经派的宋祁、吴缜论证其学术思想时从《史通》中取得借鉴，垂训派朱熹接续了《史通》中的一些史学探讨，理性派之司马光、郑樵等也有明显受《史通》影响的痕迹。因此，说《史通》与宋代史学风格大相径庭，“在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说“遭冷遇”则“显然不能”（192页）。傅振伦是我国享有很高声望的学者，他较早地开展了《史通》研究，在这一领域有广泛影响。即便如此，作者同样以“是者从，不是者弃”的学术态度，对其多个观点提出商榷，令人信服。
　　其三，《史通学》揭示了清前《史通》学发展的脉络。通过对大量事实的考证分析，作者高屋建瓴地勾勒了该时期《史通》学的基本线索。“唐宋时期虽然只是《史通》研究的发轫期，但在许多方面已经奠定了后来继续研究的基础”，（第186页）明代“是《史通》研究和版本流传取得重要突破的关键时期”，“在中国古代《史通》学史上，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第531页）。同时，《史通》的学术地位也在逐渐提高：学界由早期的公开批评，渐次变为“阳毁其书”而“阴用其言”，再发展到整体上的肯定与称扬。这既是作者对清前《史通》学发展状况的高度概括，也为《史通》学日后的发展开启良好端绪。
　　总之，对前人关注较多的问题，《史通学》将其系统化、条理化，同时又有深入，超出了以往的研究水平，确实做到了后来居上；对前人较少或不曾关注的问题，《史通学》则导其先路，并时有发人深省的精彩议论。诚如乔治忠先生所言，《史通学》一书问世，“曰刘知幾《史通》之功臣，曰‘《史通》学’由此成形，均不为过也”。（本书乔治忠序）虽然如此，《史通学》一书或有少许尚待改进之处，建立完整的《史通》学也仍需作者继续努力。就章节内容的安排来说，作者安排首章《刘知幾与<史通>》，“以便为后面的主体研究内容做出必要的铺垫”，确为阅读、研习本书提供了极大便利。但拙见以为，“刘知幾生平”和“《史通》宗旨、内容和观点”已经足以起到“铺垫”作用。而“后人对《史通》的评价”及“《史通》流传简述”两部分更像是其后各章的提要，如能将其内容随类附入，或许体系更显严整。特别是“《史通》流传简述”一节，仅有六百余字的内容，与前后各节篇幅均难以相称。果真希望读者开卷即能获知本书要领，不妨专门撰写内容提要，可能效果会更好些。
　　另外，人们对《史通》的研讨到今天也没有停止，相应的，“《史通》学”研究也应延续到今天，而作者的叙述却至明代戛然而止，让人颇有意犹未尽之感。好在作者已有续作清代《史通》学的意愿，并为之搜集了大量资料。只望作者能及时勉励，争取早日公诸学界。如能再乘此东风，将民国直到今天的“史通学”写成，上下一贯，形成《史通》学通史，方真正不负刘知幾“书名竹帛”“以图不朽”的夙愿。这应是学界同仁的共同期待，而不只是笔者个人的期待。
　　
　　责任编辑：张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