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常和经济金融界的朋友讨论中国经济问题，多数时候我们都是聚焦在经济学既有的理论框架之内。由于理论体系接近，在分析问题时自然就少了很多无谓的概念之争，直指问题要害相对更为容易，同时避免了文人之间天然的口水之辩。我们这代人虽然都有着相对完备的经济学训练，对包装时髦的理论模型熟稔有加，但对历史、社会现实的把握则恰恰十分薄弱。
　　由于我们过于关注经济逻辑的推演，尤其是在单篇的分析评论文字之中，更加难以全面的梳理众多经济变量，导致基于此的预测和结论，不少最终都与事实存在差距。
　　近年来，国内不少经济学家之所以预测屡屡落空，其根源也就在这里。我一直深受经典经济金融理论影响，6年多的经济评论写作过程中，深感现有分析框架的局限，若不能将自己的视野加速拓宽，今后的经济分析文字将愈发难以为继。其实这也是当下诸多主流经济评论人的普遍问题，无论是著名经济学家，还是资深媒体评论人，在不少议题上的言论，早已经陷入了“车轱辘话”来回说的尴尬境地。 
　　中国的现实是，多数人依然沉浸在各种最基本的主义之争，胡适所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倡议，并未在今日有多大的改观，民众距离觉醒之路仍然十分漫长。而对于黄仁宇、史景迁、费正清、余英时、唐德刚等一流史学家的“畅销书”著作，杨小凯、黄有光、邹至庄、费孝通等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基础书籍的研读，我们这一代人很明显远远不够。而不读这些真正大学者的著作，要想对中国经济社会有整体精准的把握，就完全不具备基本的理论铺垫，妄谈形成自己的体系。
　　即将而立之年，乃至如今已经蜚声学界的不少中青年学者，阅读宽度和深度都远不足以驾驭起对中国经济更为深入的本质分析。比如有些十分红火的经济学家明星，几乎对中国所有的问题都能侃侃而谈，说出来的内容都看起来十分的在理。但是，若仔细追求其背后的学理逻辑，实证检验，则多数只能归之为无稽之谈的行列。
　　在经历了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目前的确存在太多的忧患。对经济现状的分析要达到入木三分的程度，就必须更深入地触及到经济制度、社会氛围和民众思维现状等长期性的因素，而不是局限于货币金融、宏观调控、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等一般的分析框架。
　　这一点尤为重要，对于中国经济下一个十年而言，能否再续黄金十年，绝不是能不能保证适度的GDP增长这么简单，时至今日，所有领域要想实现崛起，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都必须触及到更深的制度和文化层面。比如，中国出口企业转型，摆脱掉对投资的过度依赖，就绝非经济层面这么简单，最终还是需要回到国企和民企关系的重新界定、对内对外开放关系的处理上来。这也是近十几年的中国经济转型，毫无实质进展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一直没有勇气和魄力，刮骨疗毒进行结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