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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17年蔡元培发起的北京大学改革,对北京大学的改革和发展起了转折作用,促进了现代大学在中国大地上的出现,加速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从而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早期现代化的发展。本文从四个方面对蔡元培发起的北京大学改革的意义予以阐述,分别为:优化师资结构、转变学生观念、改革管理体制、开创女生入学先河。
【关键词】高等教育;早期现代化;北京大学
鸦片战争后,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没有进入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更没有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社会确实存在着一个以学习和仿效西方为手段,以富国强兵为主要目标的现代化过程。为了与新中国建立后所进行的现代化加以区别和比较,学术界将之称为早期现代化[1]。
20世纪10年代中期,中国高等教育已经有了20年左右的发展历史,逐渐完成了从近代向现代发展的转变。1917年蔡元培根据欧美大学的原则,发起的北京大学改革,不仅对北京大学的改革与发展起了转折作用,而且促进了现代大学在中国大地上的出现,加速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从而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早期现代化的发展。
1.遵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不拘一格延聘教员,促进师资结构的早期现代化
蔡元培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2]这是蔡元培对现代大学的基本认识。他认为“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未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3]因此在办学过程中,对教员采取“以学诣为主的方针”同时,他对教员的选择又坚持了很高的标准,而这个标准的核心要求,是要有利于学术水平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一方面, 他提出:“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就是我们本国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它。”[4]
在兼容并包原则下,蔡元培对于确有真才实学而学术观点、政治倾向不同的守旧学者, 仍延为教授,展其所长,对他们一视同仁,绝不歧视。他刚上任,就下功夫聘请了有学识、有能力的教师。陈独秀、胡适、辜鸿铭、刘师培、梁漱溟等一批学者都是在蔡元培的强力推荐下走进北大讲堂的。同时他还辞退了部分不合格的老师,这是北大真正改善师资结构很重要的一步,使北京大学真正实现了教师结构队伍的优化,教师队伍的整体特征为青春、有思想。据1918年初统计,从有统计的76名教授的年龄看,35岁以下者43人,50岁以上仅有6人;这一时期的北大学生的平均年龄为24岁。教师队伍年轻化,给北大学术风气的养成注入了诸多的活力[5]。
为了不断提高教学质量,蔡元培十分重视教师的科学研究工作。他曾指出:“一地方若是没有一个大学,把有学问的人团聚在一起,一面研究高等学术,一面推行教育事业,永没有发展教育的希望。”[6]他把教学和科研作为高等学校的两个职能,认为是并行不悖的。他认为教学与科研应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一个教员如果不从事科学的研究,则他的教学就难免陷入抄发讲义不求进步的状态。在蔡元培的提倡下,这一时期北大文、理科教员中的学术研究取得了进展,对教学起了促进作用。
蔡元培是以西方现代大学模式来改革和建设北大师资结构的,使北大形成了一个不同信仰、不同学派的新型教员群体,各有学术所长,各抒已见,相互争鸣,校内学术氛围浓厚而活跃,引领着全国的学术新潮流。
2.勉励学生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从而促进了高等教育办学思想的早期现代化
蔡元培在北大实行革新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对思想自由、学术研究风气的培养和提倡,明确提出他在北大“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7]。
蔡元培初到北京大学时,北大大部分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将上北京大学作为一个升官的途径,他们的目的不但求毕业而且尤重毕业以后的出路,“北京大学无形中是一个官僚养成所”[8]。面对这样一所陈腐的封建学府,颇有见识的好友纷纷前来,力劝蔡元培不要去北京大学,免得碰壁撞墙,丢了名声。蔡元培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以入地狱的无畏精神与破除教育时弊的气魄,走进北京大学。
蔡先生第一次向全校师生演说,即指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9]他要求学生“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10]就任校长的演说中曾痛切指出:“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唯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藉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問毫无,是自误也。”[11]他多次向学生恳切地指出:“诸君须知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文凭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学问的。”[12]“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13]
为了充分体现北京大学队高深学问的追求,蔡元培简化了北大的学科结构,仅设文理两科,以强化北大研究学理的能力。蔡元培这一改革方案,对于加强中国现代大学研究学理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他还为学生研究学问创造各种有利条件。比如,重视办好图书馆,并整顿扩充实验室;兴办学报,使师生“提起学理的研究心”,并有“交换知识之机会”;积极延请中外著名学者到校讲演,开扩学生知识领域和“引起研究的兴味”。同时,为了鼓励学生的研究兴趣,北京大学组织了各种研究团体。这一时期各系都组织了学会,如史学会、国文学会、哲学会、地质学会、数学会、心理学会等。还有的是属于全校范围或系际的学术性社团,如北大学术研究会、教育研究会、俄罗斯文学研究会、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考古学会、世界语研究会等。这些组织既有教师发起的,也有学生发起的,不管是教师发起还是学生发起,校内教师和学生均是共同参与;各组织均有明确的宗旨。为了鼓励学生办学会、组织的积极性,学校经常为这些团体组织提供经费,鼓励教师参与到各团体组织活动中,保证学会活动顺利进行,师生的交流可以使大家掌握最新的科研动态,引进现代科学。
蔡元培扭转了学生把进入北京大学当作进入仕途的“敲门砖”,激发了学生对学术本身的兴趣,促进了我国现代大学的学术水平。这种把“转变学生观念作为改革的首要问题”,在今天看来仍有启迪意义。
3.实行教授治校的领导和管理体制,让懂学术的人来管理大学,促进了高等教育管理模式的现代化[14]
蔡元培全面实行教授治校制,就是要让懂得学术的人来管理大学,彻底改变京师大学堂遗留下来的官僚衙门作风。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开始他的“教授治校”之旅。教授治校是蔡元培先生效仿德国大学的民主管理体制。主要体现在对北京大学的改革上,建立一些机构和规章制度。
首先,设立评议会。蔡元培到校后第一步即制订了《大学评议会规则》。规则共计八条,将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的立法权力机构。评议会由下列人员组成:一是校长,二是主任教员,三是各科教授,每科二人,自行互选,任期一年,任满再选。评议会的主要任务是:(1)议决设立及废止学科、讲座的种类;(2)审核大学内部的规章;(3)审查学生风纪事项、审议大学院生成绩及可否授予学位事项,(4)回复教育总长及校长咨询事项;以及呈送教育总长关于高等教育的建议。
其次是组建各科教授会。蔡元培在设立评议会后,认为参加大学评议会的会员总是少数,更多的教授分布在各科之中,因此,组建了各个学科教授会,作为各科管理机构,并制订了《学科教授会组织法》。按组织法,北大在1917年于各科各门的重要学科,依学科类别相近各自组成一个部。每部设一教授会,成员是教授、讲师、外国教员。1919年废门改系,共设14个系,各系成立教授会,各系系主任由教授会会员投票选举产生,任期两年。蔡元培认为,“将学长制取消,设各系教授会,主持各系的事务”,“都是谋以专门学者为本校主体,使不致因校长一人之更迭而动摇全校”。此时,学校的发展和学科的增设,已不是学校上层的个别人所能掌控的,校内所有教师均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甚至有否决权。
第三,组织行政会议,设立教务处和总务处。改组大学评议会、成立学科教授会后,蔡元培认为这只是解决了大学内部学术方面的民主管理问题,学校的行政管理还没有实现民主管理,因此决定组织行政会议,设立教务处和总务处,“按学校的行政、教务和事务方面分别设立相关的委员会,有有关教授分别领导,统一管理”,这样就能实现蔡元培民主管理、教授治校的理想。1919年,评议会讨论通过《学校内部组织试行章程》,决定在校内设立以下几个机构:(一)行政会议,作为全校最高行政机构和执行机构,负责实施执行评议会议决事项。(二)教务会议和教务长,统一领导全校的教务工作;又各系主任推选教务长一人。(三)总务处,负责全校的人事和事物工作;总务长由校长任命。
经过蔡元培的整顿和改革,使北大从体制上有了根本性的变化,确立了北京大学教授治校的基本格局,教授开始成为大学办学的主体,而不是学校行政的雇员,这对于现代大学的生存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教授治校的领导和管理体制,为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留下了很深的印记。
4.改革招生制度,开创女生入大学之先河,也对高等教育的早期现代化产生深远影响[15]
蔡元培就任校长前,北大招收的学生均为男生。其后,他允准女生旁听北大课程,招收女生入学,这是他主张男女平等、要求效法欧美、大学要男女并收的必然结果。他在1919年3月15日,在北京青年会的一次演说中指出:“外国的小学与大学,没有不是男女同校的。美国的中学也是大多数男女同校”。同年3月29日,他在天津青年会演说:“言女子教育,则高等学校既不许男女同校,又不为女子特设。视各国战前之教育,尚远不逮。然则既受此大战之教训,鉴于各国教育界之革新,宜如何奋勉耶?”蔡元培的借鉴欧美大学实行“男女同校”想法,通过《北京大学日刊》在教育界和社会上流传,受到意欲进入北大深造的女知识青年热情响应。在12月13日,蔡元培给一欲进入北大的女生回信中提到:“‘大学开女禁’的事,大学规程并没有规定‘女子不能进校’……所以大学并没有‘女禁’,说不到‘开’字。要是有中学毕业的女子来考预科,断没有不准考的理。”蔡元培以原无禁,现在也无开女禁说法,只是从大学规程找借口,免遭教育部追究的一种手法,为的是更便于开大学女禁。其后,蔡元培于1920年元旦答上海《中华新报》驻京记者问中,发表了打开女禁的有名谈话。他指出:大学之开女禁问题,则予以为不必有所表示,因教育部所定规程,对于大学学生,本无限于男子之规定,如选举法之选举者。且诸欧美各国,无不男女并收。故余以为无开女禁与否之问题。即如北京大学,明年招生时,倘有程度相合之女学生,尽可投考;程度及格,亦可录取也。蔡元培的这次谈话,公开发表,不啻为一声春雷,响彻了南北大地,各报刊广为报道,等于是北京大学于1920年准予招收女生的宣言书,再无女禁。于是1920年春季北京大学先招收旁听女生三人,到秋季正式录取本科生九人。北京大学第一次突破了我国男女生不能同在一所大学学习的障碍,开创了女生入大学的先河,对高等教育的早期现代化产生深远影响。
蔡元培通过对北大的整顿与改革,使北大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一个制造封建高级官僚的机关,变成为一个培养具有近代文化科学高级人才的最高学府;从一个宣扬封建腐朽文化的大本营,变成为提倡科学民主的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同时,他的努力把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高等教育的早期现代化。
参考文献
[1]黄新宪.教会大学与中国高等教育的早期现代化[J].苏州大学学报,1994(4).
[2][3][4][6][9][10][11][12][13]蔡元培.蔡元培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4.
[5][8]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
[7]梁柱.第一要改变学生的观念[J].北京大學学报,1998(2).
[14]刘少学.中国大学教育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
[15]萧超然.北京大学与近现代中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任艳青(1984—),山东青岛人,厦门大学研究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研究。
【关键词】高等教育;早期现代化;北京大学
鸦片战争后,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没有进入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更没有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社会确实存在着一个以学习和仿效西方为手段,以富国强兵为主要目标的现代化过程。为了与新中国建立后所进行的现代化加以区别和比较,学术界将之称为早期现代化[1]。
20世纪10年代中期,中国高等教育已经有了20年左右的发展历史,逐渐完成了从近代向现代发展的转变。1917年蔡元培根据欧美大学的原则,发起的北京大学改革,不仅对北京大学的改革与发展起了转折作用,而且促进了现代大学在中国大地上的出现,加速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从而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早期现代化的发展。
1.遵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不拘一格延聘教员,促进师资结构的早期现代化
蔡元培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2]这是蔡元培对现代大学的基本认识。他认为“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未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3]因此在办学过程中,对教员采取“以学诣为主的方针”同时,他对教员的选择又坚持了很高的标准,而这个标准的核心要求,是要有利于学术水平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一方面, 他提出:“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就是我们本国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它。”[4]
在兼容并包原则下,蔡元培对于确有真才实学而学术观点、政治倾向不同的守旧学者, 仍延为教授,展其所长,对他们一视同仁,绝不歧视。他刚上任,就下功夫聘请了有学识、有能力的教师。陈独秀、胡适、辜鸿铭、刘师培、梁漱溟等一批学者都是在蔡元培的强力推荐下走进北大讲堂的。同时他还辞退了部分不合格的老师,这是北大真正改善师资结构很重要的一步,使北京大学真正实现了教师结构队伍的优化,教师队伍的整体特征为青春、有思想。据1918年初统计,从有统计的76名教授的年龄看,35岁以下者43人,50岁以上仅有6人;这一时期的北大学生的平均年龄为24岁。教师队伍年轻化,给北大学术风气的养成注入了诸多的活力[5]。
为了不断提高教学质量,蔡元培十分重视教师的科学研究工作。他曾指出:“一地方若是没有一个大学,把有学问的人团聚在一起,一面研究高等学术,一面推行教育事业,永没有发展教育的希望。”[6]他把教学和科研作为高等学校的两个职能,认为是并行不悖的。他认为教学与科研应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一个教员如果不从事科学的研究,则他的教学就难免陷入抄发讲义不求进步的状态。在蔡元培的提倡下,这一时期北大文、理科教员中的学术研究取得了进展,对教学起了促进作用。
蔡元培是以西方现代大学模式来改革和建设北大师资结构的,使北大形成了一个不同信仰、不同学派的新型教员群体,各有学术所长,各抒已见,相互争鸣,校内学术氛围浓厚而活跃,引领着全国的学术新潮流。
2.勉励学生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从而促进了高等教育办学思想的早期现代化
蔡元培在北大实行革新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对思想自由、学术研究风气的培养和提倡,明确提出他在北大“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7]。
蔡元培初到北京大学时,北大大部分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将上北京大学作为一个升官的途径,他们的目的不但求毕业而且尤重毕业以后的出路,“北京大学无形中是一个官僚养成所”[8]。面对这样一所陈腐的封建学府,颇有见识的好友纷纷前来,力劝蔡元培不要去北京大学,免得碰壁撞墙,丢了名声。蔡元培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以入地狱的无畏精神与破除教育时弊的气魄,走进北京大学。
蔡先生第一次向全校师生演说,即指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9]他要求学生“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10]就任校长的演说中曾痛切指出:“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唯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藉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問毫无,是自误也。”[11]他多次向学生恳切地指出:“诸君须知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文凭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学问的。”[12]“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13]
为了充分体现北京大学队高深学问的追求,蔡元培简化了北大的学科结构,仅设文理两科,以强化北大研究学理的能力。蔡元培这一改革方案,对于加强中国现代大学研究学理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他还为学生研究学问创造各种有利条件。比如,重视办好图书馆,并整顿扩充实验室;兴办学报,使师生“提起学理的研究心”,并有“交换知识之机会”;积极延请中外著名学者到校讲演,开扩学生知识领域和“引起研究的兴味”。同时,为了鼓励学生的研究兴趣,北京大学组织了各种研究团体。这一时期各系都组织了学会,如史学会、国文学会、哲学会、地质学会、数学会、心理学会等。还有的是属于全校范围或系际的学术性社团,如北大学术研究会、教育研究会、俄罗斯文学研究会、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考古学会、世界语研究会等。这些组织既有教师发起的,也有学生发起的,不管是教师发起还是学生发起,校内教师和学生均是共同参与;各组织均有明确的宗旨。为了鼓励学生办学会、组织的积极性,学校经常为这些团体组织提供经费,鼓励教师参与到各团体组织活动中,保证学会活动顺利进行,师生的交流可以使大家掌握最新的科研动态,引进现代科学。
蔡元培扭转了学生把进入北京大学当作进入仕途的“敲门砖”,激发了学生对学术本身的兴趣,促进了我国现代大学的学术水平。这种把“转变学生观念作为改革的首要问题”,在今天看来仍有启迪意义。
3.实行教授治校的领导和管理体制,让懂学术的人来管理大学,促进了高等教育管理模式的现代化[14]
蔡元培全面实行教授治校制,就是要让懂得学术的人来管理大学,彻底改变京师大学堂遗留下来的官僚衙门作风。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开始他的“教授治校”之旅。教授治校是蔡元培先生效仿德国大学的民主管理体制。主要体现在对北京大学的改革上,建立一些机构和规章制度。
首先,设立评议会。蔡元培到校后第一步即制订了《大学评议会规则》。规则共计八条,将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的立法权力机构。评议会由下列人员组成:一是校长,二是主任教员,三是各科教授,每科二人,自行互选,任期一年,任满再选。评议会的主要任务是:(1)议决设立及废止学科、讲座的种类;(2)审核大学内部的规章;(3)审查学生风纪事项、审议大学院生成绩及可否授予学位事项,(4)回复教育总长及校长咨询事项;以及呈送教育总长关于高等教育的建议。
其次是组建各科教授会。蔡元培在设立评议会后,认为参加大学评议会的会员总是少数,更多的教授分布在各科之中,因此,组建了各个学科教授会,作为各科管理机构,并制订了《学科教授会组织法》。按组织法,北大在1917年于各科各门的重要学科,依学科类别相近各自组成一个部。每部设一教授会,成员是教授、讲师、外国教员。1919年废门改系,共设14个系,各系成立教授会,各系系主任由教授会会员投票选举产生,任期两年。蔡元培认为,“将学长制取消,设各系教授会,主持各系的事务”,“都是谋以专门学者为本校主体,使不致因校长一人之更迭而动摇全校”。此时,学校的发展和学科的增设,已不是学校上层的个别人所能掌控的,校内所有教师均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甚至有否决权。
第三,组织行政会议,设立教务处和总务处。改组大学评议会、成立学科教授会后,蔡元培认为这只是解决了大学内部学术方面的民主管理问题,学校的行政管理还没有实现民主管理,因此决定组织行政会议,设立教务处和总务处,“按学校的行政、教务和事务方面分别设立相关的委员会,有有关教授分别领导,统一管理”,这样就能实现蔡元培民主管理、教授治校的理想。1919年,评议会讨论通过《学校内部组织试行章程》,决定在校内设立以下几个机构:(一)行政会议,作为全校最高行政机构和执行机构,负责实施执行评议会议决事项。(二)教务会议和教务长,统一领导全校的教务工作;又各系主任推选教务长一人。(三)总务处,负责全校的人事和事物工作;总务长由校长任命。
经过蔡元培的整顿和改革,使北大从体制上有了根本性的变化,确立了北京大学教授治校的基本格局,教授开始成为大学办学的主体,而不是学校行政的雇员,这对于现代大学的生存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教授治校的领导和管理体制,为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留下了很深的印记。
4.改革招生制度,开创女生入大学之先河,也对高等教育的早期现代化产生深远影响[15]
蔡元培就任校长前,北大招收的学生均为男生。其后,他允准女生旁听北大课程,招收女生入学,这是他主张男女平等、要求效法欧美、大学要男女并收的必然结果。他在1919年3月15日,在北京青年会的一次演说中指出:“外国的小学与大学,没有不是男女同校的。美国的中学也是大多数男女同校”。同年3月29日,他在天津青年会演说:“言女子教育,则高等学校既不许男女同校,又不为女子特设。视各国战前之教育,尚远不逮。然则既受此大战之教训,鉴于各国教育界之革新,宜如何奋勉耶?”蔡元培的借鉴欧美大学实行“男女同校”想法,通过《北京大学日刊》在教育界和社会上流传,受到意欲进入北大深造的女知识青年热情响应。在12月13日,蔡元培给一欲进入北大的女生回信中提到:“‘大学开女禁’的事,大学规程并没有规定‘女子不能进校’……所以大学并没有‘女禁’,说不到‘开’字。要是有中学毕业的女子来考预科,断没有不准考的理。”蔡元培以原无禁,现在也无开女禁说法,只是从大学规程找借口,免遭教育部追究的一种手法,为的是更便于开大学女禁。其后,蔡元培于1920年元旦答上海《中华新报》驻京记者问中,发表了打开女禁的有名谈话。他指出:大学之开女禁问题,则予以为不必有所表示,因教育部所定规程,对于大学学生,本无限于男子之规定,如选举法之选举者。且诸欧美各国,无不男女并收。故余以为无开女禁与否之问题。即如北京大学,明年招生时,倘有程度相合之女学生,尽可投考;程度及格,亦可录取也。蔡元培的这次谈话,公开发表,不啻为一声春雷,响彻了南北大地,各报刊广为报道,等于是北京大学于1920年准予招收女生的宣言书,再无女禁。于是1920年春季北京大学先招收旁听女生三人,到秋季正式录取本科生九人。北京大学第一次突破了我国男女生不能同在一所大学学习的障碍,开创了女生入大学的先河,对高等教育的早期现代化产生深远影响。
蔡元培通过对北大的整顿与改革,使北大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一个制造封建高级官僚的机关,变成为一个培养具有近代文化科学高级人才的最高学府;从一个宣扬封建腐朽文化的大本营,变成为提倡科学民主的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同时,他的努力把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高等教育的早期现代化。
参考文献
[1]黄新宪.教会大学与中国高等教育的早期现代化[J].苏州大学学报,1994(4).
[2][3][4][6][9][10][11][12][13]蔡元培.蔡元培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4.
[5][8]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
[7]梁柱.第一要改变学生的观念[J].北京大學学报,1998(2).
[14]刘少学.中国大学教育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
[15]萧超然.北京大学与近现代中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任艳青(1984—),山东青岛人,厦门大学研究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