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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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法官“招妓门”事件发生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代院长崔亚东认为:四名法官的违法违纪事件给境内外敌对势力借机攻击党和政府、攻击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攻击上海党政干部队伍提供了可乘之机。借由崔院长,境内外敌对势力这个词又火了。那么敌对势力是什么呢?他们又在中国做了啥呢?
  装“境内外敌对势力”的筐具有时代特征。随着时代的变迁,“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对象也在发生着变化。有些从“境内外敌对势力”变成了好朋友,有些虽然不再经常与“境内外敌对势力”对等,但偶尔也会拿出来作为反面典型。
  新中国成立初期,境内外敌对势力是美蒋特务和土匪,外加国际上的反华势力。文革时期,敌对势力又转化为“黑五类”的地富反坏右。在毛泽东时代,“美帝国主义”被长期视为重要的敌对势力。因此在那个时期的宣传话术中常有“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内容。而当和苏联反目之后,苏联也跃升为敌对势力。于是,在宣传话术上便有了“苏联亡我之心不死”了。如今,随着苏联解体,中俄关系向好。“苏联亡我之心不死”已经被埋入了故纸堆中。但是,“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的语调仍时常隐现于当今的话语体系内。
  当下敌对势力内涵则进一步丰富。敌对势力包含如下几个大类:第一类是国际反华势力;第二类是海外的民运分子;第三类则是藏、疆等民族分裂势力以及台独势力;第四类则是邪教势力,如法轮功等。除此之外,上访访民也被少数地方干部列为了敌对势力。在长沙市房产局副局长曾新亮的《局长日记》中,进京上访的访民也被视为敌对势力。“要主动出击,注意方法,请公安按敌对势力办”,曾新亮在日记中如是写道。
  被屡次提及的“境内外敌对势力”在中国都做了什么呢?通过对媒体公开报道梳理发现,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是被提及最多的内容。现任成都军区政委田修思曾在人民日报撰文称,“特别是在‘西强我弱’的国际文化和舆论格局下,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思想文化侵蚀,企图削弱我国青年一代的爱国热情和献身国防的意志”。
  抹黑毛泽东也被视为敌对势力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方式。原中国智库之一的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曾在讲话中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要搞垮一个国家,首先就先要搞垮这个国家的共产党,要搞垮共产党首先就要丑化一个国家的人民,甚至是不惜一切代价丑化领袖人物,这是国外敌对势力企图分化他国最直接、最有效、投入最少的攻击方式”。在李慎明看来,境外敌对势力首先抹黑的人就是毛泽东。
  军队国家化也被视为敌对势力所做的事情之一。原国防部部长曹刚川曾于2007年7月在中央党刊《求是》上撰文称,敌对势力把解放军作为西化、分化的重点,竭力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妄图使解放军脱离党的领导。
  除了在意识形态领域以及军队层面,分裂中国的行径(如藏独以及疆独)自然会被算在敌对势力的恶行之列。甚至为企业职工维权也被算作了敌对势力的行径之列。姜志刚在任国资委副主任时曾表态,“西方敌对势力趁机打着‘维权’旗号,企图煽动我国职工群众制造事端,给开展群众工作带来消极影响”。
  经梳理发现,每逢大事件节点时,“境内外敌对势力”总会高频度地出现在官方媒体的报道中。在去年中共十八大前,多篇官媒报道及评论中都提到警惕境内外敌对势力。
  将敌对势力挂在嘴边上的国家不只有中国,美国亦不例外。在美国的国会中,议员们也十分善于将敌对势力作为推行某项政策的借口。朝鲜、伊朗以及委内瑞拉也经常提及敌对势力。委内瑞拉还将查韦斯的患病归结为敌对势力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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