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江流呜咽水迢迢，惆怅栏前万里桥。今夜鸡鸣应有梦，晓风残月白门潮。”这是作家张恨水应成都新闻界同人邀宴，题赠“枕江楼”的一首七绝。枕江楼位于南门大桥西侧，是一家江南酒楼，为文人墨客雅集之所。
　　1942年暮秋，临江吊脚楼高朋盈座。新履职的金陵大学中文系讲师孙望做东，宴请汇聚华西坝的五所大学文学教师庞俊（石帚）、萧中仑、陈孝章（志宪）、萧印唐、高文（石斋）、刘君惠（道龢）、沈祖棻（子苾）等。此刻，大半个中国沦陷，气氛甚为压抑。座中，高石斋放言，刘君惠悲泣。日中聚饮，薄暮始散。众人相约，以《高阳台》为题，各自填词。“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次日，沈祖棻率先完稿。她写道，“余近值流离，早伤哀乐，饱经忧患，转类冥顽，既感二君悲喜不能自已之情，因成此阕。”词曰：
　　酿泪成欢，埋愁入梦，尊前歌哭都难。恩怨寻常，赋情空费吟笺。断蓬长逐惊烽转，算而今、易遣华年。但伤心，无限斜阳，有限江山。
　　殊乡渐忘飘零苦，奈秋灯夜雨，春月啼鹃。纵数归期，旧游是处堪怜。酒杯争得狂重理，伴茶烟、付与闲眠。怕黄昏，风急高楼，更听哀弦。
　　华西协和大学学生刘彦邦后来回忆：“此词传观后，参与当日宴集的庞石帚、萧中仑、陈孝章、萧印唐诸先生以及高石斋、刘君惠两师都用同调和作，各抒胸怀，每首都有惊心动魄的警句。如：庞石帚词中的‘高楼别有斯文感，早登丘无女，临水闻鹃。灯畔吟声，男儿虫是堪怜。家乡作客君知否。梦幽单，惯得孤眠’;高石斋词中的‘角声又送残阳去，叹青冥飞辙，容易回车。咫尺长安，如今水隔云遮’;刘君惠词中的‘夕阳红到销魂处，甚欺人，锦瑟华年。更相逢，如此楼台，如此江山’，都脍炙人口，传诵一时。”
　　《高阳台》词七阕，正是刊登在正声诗词社主办的《正声》诗刊创刊号上。所谓“正声”，取自李白“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
　　1942年秋，沈祖棻随丈夫程千帆到成都金陵大学任教，开设《词选》课，又在金陵大学和华西协和大学讲诗。“不久，她就发现班上有几位可造之才，但他们居处分散，下课后从不在一起交流学习心得。……便去同系主任高石齋师商量如何使成绩好的学生能多有机会互相研讨，共同提高”。于是，倡议成立“正声诗词社”，沈祖棻与程千帆担任顾问，再聘请金陵大学教师高文、陈孝章、刘君惠作导师。时任金陵大学中文系学生会正、副会长的四年级学生邹枫枰、邱祖武，三年级学生卢兆显三人牵头，吸收国文专修科的杨国权、池锡胤以及农艺系崔致学等，为诗词社首批社员。此后，又有四川大学中文系的宋元谊，金陵大学的萧定梁、陈荣纬等同学相继加盟。
　　杨国权以《论近人研冶诗词之弊》一文代发刊词，阐述正声社的宗旨：紧随时代，“其咏一草一木，每抒身世家国之感，悲愤激烈之怀”;坚守格律，“倚声之家，但有恪守成规，平仄声韵，悉依前制，未曾稍忽”;守雅正之风，反对新奇怪异之理论与创作;提倡创作与欣赏、研究相结合。
　　《正声》诗词月刊一期、二期于1944年一、二月正式出版，刊登社员及名家诗词，每期印数为五百本，两百本分赠文化部门及亲友，三百本交各大书店代售。“由于注重内容质量，特别是刊布当代名家的作品（主要由本社导师提供），刊物极快售完”。当年夏天，邹枫枰、杨国权、池锡胤即将毕业，自费编印“正声丛书”《风雨同声集》，汇辑杨国权《苾新词》三十首、池锡胤《镂香词》三十六首、崔致学《寻梦词》三十一首、卢兆显《风雨楼词》三十六首。沈祖棻在《风雨同声集》序言中写道：“壬申、甲午间，余来成都，以词授金陵大学诸生。病近世佻言傀说之盛，欲少进之于清明之域，乃本夙所闻于本师汪寄庵、吴霜厓两先生者，标雅正沈郁之旨为宗，纤巧妥溜之藩，所弗敢涉也。及门既信受余说，则时出所作，用相切劘，颇有可观省者。……盖在昔南宋群贤，觏逢多故，陆沉天醉之悲，一寄诸词，斯道以之益尊。今者，岛夷乱华，舟覆栋倾，函夏衣冠，沦胥是恫，是戋戋者，乌足以攀跻曩哲。然其缅怀家国，兴于微言，感激相召，亦庶万一合乎温柔敦厚之教，世之君子傥有取焉，而不以徒工藻绘相嘲让邪？”
　　诗集出版后引起关注，章士钊《论近代诗家绝句》有云：“沈祖棻为程氏妇，其门人已刊《风雨同声集》词稿。”吴宓称赞沈祖棻是“行道救世、保存国粹”。
　　沈祖棻，字子苾，1909年生在苏州，祖籍江苏海盐，曾祖父沈炳垣是清咸丰内阁大学士，是咸丰皇帝的老师。祖父沈守谦精于书法，与画家吴昌硕、词人朱孝藏同为诗书画三友。沈祖棻少即能文，中学就读上海，后考入上海商学院，次年转至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考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受授课教授胡小石、汪东（寄庵）、吴梅（霜厓）等先生影响很深。
　　此时，沈祖棻认识了小自己四岁的中文系本科生程千帆。据程自述：“当时三四年级的学生成绩好的，可以听研究班的课。这样，我就有机会同她接触。后来打仗了，我们从南京逃到屯溪，就在那里结了婚。”流浪途中，“楚辞共向灯前读，不诵湘君诵国殇”，不到半载，日寇进逼，“仓皇临间道，茅店愁昏晓”，沈祖棻先行入蜀。1939年秋，这对新婚夫妻在重庆巴县团聚，也与金陵恩师汪东、汪国垣及同学章伯璠、尉素秋、杭淑娟、赵淑楠等欣忻重逢。沈祖棻填词《喜迁莺》：“重逢何世？剩深夜，秉烛翻疑梦寐。掩扇歌残，吹香酒酽，无奈旧狂难理。听尽杜鹃秋雨，忍问乡关归计。曲阑外，甚斜阳依旧，江山如此。扶醉。凝望久，寸水千岑，尽是伤心地。画毂追春，繁花酝梦，京国古欢犹记。更愁谢堂双燕，忘了天涯芳字。正凄黯，又寒烟催暝，暮笳声起。”
　　笳声疾，狼烟起，旋逃离。战时惊鸿，时聚时散。1940年暮春，沈祖棻在成都四圣祠医院查出腹有肿瘤，住院治疗。某日午夜，丈夫未在身边，医院突然失火，沈祖棻以羸弱之躯与惊惧的人流“奔命濒危”。沈祖棻以《宴清都》叙其事：“迷离梦回珠馆，谁扶病骨，愁认归路。”当程千帆从旅舍惊慌赶到医院，夫妻“相见持泣，经达似梦”。
　　程千帆回忆：“我和沈祖棻就在1942年8月一起到成都的金陵大学任教。我们都是副教授，不过沈祖棻是研究班毕业的，工资还比我高一些。我在武大时编了《文论要诠》的讲义，就是那十篇文章，没有编完，到金陵大学就继续编。后来金陵大学自己出钱，就把这教材印了出来，线装本，书名是《文学发凡》……”“在金陵大学我教目录学、教骈文，用的是《六朝文絜》，也教《文心雕龙》。因为那个时候诗歌是高文先生在教，过去的习惯就是，如果一个朋友教的课和你重复，就应该让开。……这样我就到四川大学学教书，兼教金陵大学的课。” 　　1944年秋，因不满校方对经济问题的处理而奋起抗争，两夫妇被解聘。程千帆前往成都中学任教，沈祖棻改聘华西协合大学文学院，教授“诗词曲选”。
　　此时，正声社前期社员大都毕业，又有华西协合大学中文系学生王文才、刘国武，四川大学中文系周世英、王淡芳和武汉大学中文系的高眉生加入诗词社。此后约两年间，每两月选一节假日，在少城公园的茶馆或新南门外枕江茶馆聚会。“开会不拘形式，人人皆可畅所欲言，但当导师讲话，社员们总会先静听，后质疑。导师之间有时对诗或词有所辩论，我们在一旁听了真感如坐春风，深受启发。”
　　王淡芳回忆，当时程千帆要求学生学诗、论诗，必先自己学会作诗。从自己作诗中领会诗作者的甘苦，揣摩其立意敷词之旨意，始能进而学其诗，论其诗。不然将是囫囵吞枣，一知半解，甚至会妄自评说，厚诬古人。
　　刘国武写道：“沈先生为人和蔼可亲，讲课细致深刻，诲人循循善诱，特别是对我们后学，在学习上稍有进境，即给予热情的勉励。记得当时学作《玉楼春》词，曾有‘阑干四面合成愁，春水一篱都是泪’之句，甚得先生赞赏。先生并曾亲手楷书《鹧鸪天》词‘尽日疏帘不上钩’四首及‘青鸟蓬山渺信音’四首命余和作。……在选读《诗选》课时，沈先生多次出模拟题目，要求学生习作。如讲李商隐七言绝句，使学生效李义山体写咏柳诗。我当时拟作二首，至今尚能记忆。其一云：‘白门残照总堪怜，曾逐西风噪暮蝉。似雪何如春日好？纷飞乱舞一溪烟。’其二云：‘红紫丛中绿自绕，细开嫩叶软垂条。东风莫谓无才思，斗罢纤眉又舞腰。’”
　　“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如火如荼，传统文化花果飘零，旧体诗词日渐式微。但中国古典诗词是一种高雅的艺术。沈祖棻夫妇与正声社师友、门生，坚持旧体诗词创作孜孜不倦，逆风而行，恰似折不断的芦苇，顽强地吹奏天籁之音。

二

　　“诗歌是中国人的宗教”（林语堂），在教会大学宗教气氛日益弱化的同时，华西坝自由的诗风和暖轻飏，有一种甜丝丝清凌凌的微醺。
　　1942年至1945年间，以成都地区各大学为主体的青年诗人成立了一个文艺组织——“平原诗社”，其产生须追溯到先期成立的“华西文艺社”。抗战初期，为宣传抗日救亡，成都各大中学青年诗人定期集会，讨论抗战文艺问题，先后编辑出版《华西文艺》月刊五期，成为一份在巴蜀地区有影响力的文艺刊物。1939年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打压各种社团活动，“华西文艺社”也因组织松散，思想倾向不一，于1940年底自然解体。但火烧芭蕉不死心，原来的一些成员随时准备东山再起。“这样，以原来华西文艺社的一些骨干成员为核心，两年之后重新组织了一个新的文艺团体，这便是平原诗社。”
　　华西文艺社骨干杜谷于1940年8月考入乐山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很快放弃学业，到了重庆，经诗人常任侠介绍，进入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任职。工作之余，在力扬、常任侠、艾青等人鼓励下，在《新蜀报》“蜀道”副刊、《国民公报》“文群”副刊和《抗战文艺》等刊物发表诗作。1942年春，他到北碚复旦大学拜访邹荻帆、姚奔、绿原等诗友。看到他们所办《诗垦地》丛刊所产生的影响，“回来以后，我兴奋不已，连夜写信给芦甸、蔡月牧、白堤，建议华西文艺社的老朋友中有志于写诗的，应该像《诗垦地》一样组织起来……”一石投水起涟漪：“1942年8月，芦甸、白堤、蔡月牧纷纷给我来信，告诉我平原诗杜成立的盛况：参加的不仅有原华西文艺杜的旧友寒笳、左琴岚、葛珍、许伽、若嘉、张孟恢、任耕，还有蔡月牧介绍的缪恒苏、覃锡之（诗人覃子豪的弟弟，笔名黎茹、羊翚），左琴岚介绍的范方羊，葛珍介绍的穷发以及白堤介绍的青年女诗人杨哲、榛虹和青述林……刚来投考四川大学的诗人孙跃冬，也被邀请入社，并且请了‘五四’时代的老诗人周无（周太玄）担任了名誉社长。大概当时成都的青年诗人都包容了，真可谓极一时之盛。”
　　请周太玄出山基于以下考虑：他原本就是五四时代的诗人，在赴法留学的海船上，曾以“周无”为笔名写过一首影响很大的《过印度洋》诗：“圆天盖着大海，黑水托着孤舟。/也看不见山，那天边只有云头。/也看不见树，那水上只有海鸥。/哪里是非洲？哪里是欧洲？/我美丽亲爱的故乡却在脑后！/怕回头，怕回头，/一阵大风，雪浪上船头，/飕飕，吹散一天云雾一天愁。”而今他是生物科学家，致力于科研教学，没再写诗，仍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四川分会会员。周太玄明知一个思想激进、富有热情的青年诗社，可能给自己带来烦恼，但他热爱青年和诗，就像热爱春天，于是心安理得地做他们的保护伞。
　　就像一列开动的列车，平原诗社人员时有流动，先后参加的成员有芦甸、杜谷、蔡月牧、左琴岚、葛珍（段惟庸）、寒笳、任耕、任谷（张孟恢）、若嘉、方然、范方羊、许伽、羊翚等。具体负责人是芦甸和杜谷、蔡月牧等。当时芦甸在北教场中央军校成都分校一个学生中队任指导员，诗社常以他居住的纯化街五十三号寓所为聚集地。社员多是在校大学生，也有一些外地成员如蔡月牧、寒笳（徐德明）、杜谷等。联络最为频密的，还是交通近捷的华西坝五大学学生，如燕京大学羊翚（黎茹），金陵大学方然、白堤、白永达，金女大的许伽等。
　　1942年秋末，平原诗社出版发行诗刊第一期《涉滩》，刊载诗作有蔡月牧、杜谷、芦甸、范方羊、许伽、若嘉、任耕、白堤、左琴岚、葛珍（段惟庸）、青述林等社员的诗作，有张孟恢用“无以”的笔名翻译的《莱蒙托夫诗选》及方然的诗论等。还有重庆“诗垦地”成员邹荻帆、曾卓、绿原、冀汸、SM等人的诗作，及老诗人李广田的诗论《树的比喻》。
　　1944年冬，平原诗社出版第二期诗刊《五个人的夜会》。
　　平原社诗人的反传统观念，并非仅仅出自精神或艺术上考虑，而是针对中国社会现实，发出的“铁屋子的呐喊”。汉娜·阿伦特说过，“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平原社的诗人是为理想而生、为理想而死的一群人。旧时代的黎明鸟也必然是新时代的猫头鹰，其命运不言而喻。有时，诗人生命的结束，竟是以诗的方式。
　　羊翚本名覃锡之，他有一个哥哥，是台湾著名诗人覃子豪。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覃子豪诗选》、《没有消逝的号声》和《覃子豪诗粹》在大陆出版洛阳纸贵时，羊翚写了一首《诗魂》。他写道：
　　诗人死了。诗的精灵还活着：/这不安的灵魂，仍然在世界上漫游。/二十年前，你在台湾诗人们的悼歌中长眠，太早了一些;/二十年后，我给你招魂，又太晚了一些……/我常常在梦里听到你的歌声，却不知道你的所在。/我们是兄弟，就像天上的星星，互相追逐，期待相会。/你来了，昨夜走进我的梦：我们都返回了童年，围绕在母亲的膝前嬉戲。当我还在玩积木的时候，你已经学会了唱歌;/用歌声讨得母亲的欢喜——/“妈妈，让我再给你唱支歌！……”/呵，这个梦真是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