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0袭警事件”不具有代表性，因为以如此极端的行为泄愤，不是一个心理正常的人的作为，即使真的遭到过不公对待，通过加害无辜警员的方式来报复，而且达到如此数量，常人是难以做到的。但事件不具有代表性，并不等于纯属偶然，可以掉以轻心。如果在必须加强对当前刑事犯罪斗争复杂性认识之外，我们觉得还有些事情可做、该做，那就首先必须弄明白，“6·30袭警事件”到底警示了什么?
　　首先，袭警者公然以个人暴力来同国家暴力进行对抗，这里又有什么值得警惕的地方?任何一个社会要在有秩序的状态下存在，必须以国家的暴力来收缴个人暴力，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只要法律秩序在，任何一个社会都不会允许个人随便使用暴力，所谓违法犯罪时常同个人滥用暴力有关。为了不使个人随意使用暴力，国家必须通过暴力的手段来限制之、防范之和惩罚之。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尽管可以使用暴力，但只能在法律授权的情况下使用，而且国家使用暴力经常只是作为一种可能性，即主要通过暴力的威慑来防止个人违法使用暴力。国家不以使用暴力为目的或首要手段，公民服从国家首先不是慑于暴力，而是自愿服从规范着暴力的法律，从道义上消除了以暴易暴必然带来的循环强化。所以，6·30袭警者以极端暴力对待警察，造成重大伤亡，反映的首先不是他无视国家暴力的有效性，而是无视国家垄断暴力使用权的道义性或合法性。那又是什么因素导致他对国家暴力及其使用产生认识上的畸变?如果他曾经与国家暴力有过接触，这段遭遇是否留在他印象中更多的是暴力本身而不是暴力的合法性?如果这种印象仅仅是袭警者的个人印象甚至幻象，那么如何使同样有心理障碍的人避免以后产生类似幻象?如果袭警者的印象有一定的现实根据，那么又该如何消除这样的现实因素?
　　其次，袭击者对警察如此仇恨，其心理能量的来源和积累是如何形成的?场面如此惨烈，后果如此严重的袭警事件，好像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能以一人之力，手刃10人，其內心积蓄的心理能量之巨大，是可以想象的。什么事情使得袭击者如此积怨，为何他不利用现成的体制性渠道维护自己权利，以致非得采取如此手段来寻求同归于尽?从媒体报道的背景材料来看，袭警者的性格乃至人格有一定缺陷，所以有可能存在内部的心理增加机制，但考虑到现实生活中，存在人格缺陷的人不少，尤其在社会急剧转型的情况下因为社会适应不良，而致人格障碍的人为数日增，全社会在为这类人员减轻压力、缓和怨愤方面，是不是需要有更为有效的渠道和途径?现在对于自杀者，社会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心，这是应该的。但相比自杀者只伤害自己，如袭警者这样心理趋于极端的人，可能造成的社会伤害远比自杀者严重，如果视之为正常人是否应该提供更为有效的公力救助通道；如果视之为病人，是否也应该有一种健全的制度安排，给他们以必要的关心和干预，不至于失控而酿成惨剧?
　　6·30袭警事件是一场悲剧，无辜的警察和保安付出鲜血甚至生命，令人痛惜，袭警者不管有多少个理由，必须受到法律的惩罚，否则无以谈论生命的价值和法律的尊严。具有正面意义的是：每一个正常的公民，都应该认识到自己生活在法治国家的责任，必须防止滥用暴力的倾向发生传染，而所有暴力都必须纳入制度约束和法律的规范之下。
　　
　　编辑：卢劲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