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刻道藏，一九四九年版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序言：“及明正统十年，告成天字至英字。万历三十五年续成杜字至樱字，都五百十二函，五千四百八十五册，镂板行世，今尚流传。”（此据台湾古亭书店一九七五年影印本）其《历代道书目及道藏之纂修与镂板》则谓:“当时盖仅据各处宫观所存元刊残藏，增入元明二代道书，校刊成藏耳”；“正统道藏，多避宋讳。盖虽系明刊，而渊源固自政和道藏也”；“明刊道藏，典籍所载，及国符所目见，皆系正统道藏及万历刊续道藏。《道藏精华录》绪言天启丙寅新刊袖珍本则尚未经睛，盖亦据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重刊。嘉靖间并未刊有道藏。”
　　陈先生为道学研究权威，《道藏源流考》又是博大精深的一部名著，其论述自然不会引起一般人的怀疑。但是嘉靖间果真并未刊有道藏吗？由于通行的一九二六年涵芬楼影印北京白云观道藏本，在改梵夹装为线装时，将原刻本的印书牌记悉数省去，查核无由，且后来各翻印本又悉以涵芬楼本为底本。
　　我最早是一九八六年从黄永年先生上版本学课程，始闻先生言明道藏残本上有嘉靖年号。由于当时学识根基甚浅，并未明了其在道藏刊刻史上的重要性。检笔者所记课堂笔记“明刻本”有谓：“道藏，正统年间刻一次，万历时又刻一次，《续道藏》，我買的残本上有嘉靖的年号。”（拙记《黄永年文史讲义五种》，中华书局即出）黄先生当时语焉不详，现更无从请教。且黄先生生前也未编过家藏善本书目以供查对。
　　偶检一九七九年印行《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线装本十八页《道藏》条：“明张宇初、张国祥等编。明正统十年、嘉靖三年、万历三十五年刻本，五行十七字，道藏通常止谓正统、万历两次刊刻，此中若干尚有嘉靖三年八月初十日牌记，知嘉靖时又尝刊刻梵夹装。三十一册（四函）。”此书目由先生一手编订，观其序可知。但限于体例，三十一册书中究竟哪一册有嘉靖年号？亦无明示。
　　黄先生立论的依据究竟是自购残本上的嘉靖年号，还是陕西师大图书馆所藏明道藏刻本零种？现在无法确定。但是不管如何，黄先生是见到过有嘉靖年号牌记的道藏刻本才发此见解的。检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版《中国古代史知识手册》所收黄先生《版本学》：“英宗正统九年还在北京刊刻了一部道教的《道藏》，世称《正统道藏》。以后到神宗万历二十五年又刊刻了若干种，叫《万历续道藏》，归司礼监所辖的道经厂存贮刷印。但我所见到的此《道藏》中还有嘉靖时刊刻的牌记，可见在正统后万历前还刊刻过一些。”（二○○三年鹭江出版社《古文献学四讲》所收《版本学》、二○○五年及二○○九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古籍版本学》悉同）
　　黄先生的见解如何才能得到验证呢？最稳妥的办法是到珍藏有明刻正统道藏的图书馆一一核验查找。如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下就有：“道藏五千二百五卷，明张宇初等编，明正统十年内府刊本。续道藏二百三十八卷，明张国祥等编，明万历三十五年刊本”（1028页）；收藏单位为北京图书馆（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残）、上海图书馆（残）、南阳市图书馆（残）、四川省图书馆（残）。其实全国各地图书馆一定还有如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一样的收藏。但是这些刻本均属善本，名贵之极，很难有目验原书的可能性。
　　值得庆幸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月出版了澳籍华人柳存仁教授的《和风堂文集》，其中册，942—973页收有《道藏刻本之四个日期》一文（《歷史におけね民眾と文化—— 酒井忠夫古稀紀念論集》，东京一九八二年版），根据一九八一年春在东京观看宫内省图书寮所藏明刻道藏全帙及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万历印道藏零种，排比出四个与道藏刻本有关的日子：
　　（一）正统十年（一四四五）乙丑，十一月十一日颁印《道藏》；
　　（二）嘉靖三年（一五二四）甲申，八月初十日重印《道藏》或其一部分；
　　（三）万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戊戌，七月吉日重印《道藏》或其一部分；
　　（四）万历三十五年（一六○七）丁未，正月十五日刻印《续道藏》。
　　各日皆从旧历。
　　柳存仁教授指出：“研究所藏本之有嘉靖三年牌记者，仅十种。牌记皆在每一帙所收第一种书之书之卷首，即通常应有正统牌记之处。”但是柳教授认为仅为改刻正统牌记以纪念嘉靖三年重印道藏之纪念。与黄先生谓“我所见到的此《道藏》中还有嘉靖时刊刻的牌记，可见在正统后万历前还刊刻过一些”尚有相当差距。孰说为优胜？尚有进一步比对原刻加以论证的必要，这里希望有条件观查道藏旧本的朋友们勉力为之！
　　值得注意的是柳教授文中谓，研究所道藏刻本每一帙所收第一种书之卷首或为正统十年、或有嘉靖三年牌记，与一帙之末一书其卷末之戊戌牌记并存。我想，如果为纪念嘉靖三年重印道藏事，为何不将所有正统十年牌记悉改刻为嘉靖三年呢？这一点柳教授似乎无法自圆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