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在《左传》层现叠出的风云人物画卷中，晋文公以其曲折离奇的逃亡经历以及复国称霸的功业给人们留下了鲜明而深刻的印象。本文拟以晋文公这一人物形象为例，进而探析《左传》作为一部史学权威的同时所投射出的小说叙述模式锋芒。笔者期冀对《左传》的文学属性有一个更加明晰的认识。
关键词：晋文公；人物形象；小说；叙述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6-0-02
一、从流亡者到国君：晋文公人物形象分析
在教授《烛之武退秦师》的过程中，当给同学们介绍晋侯、秦伯围郑的原因时，再次重拾对晋文公这一人物的记忆。晋文公重耳的生平事迹和活动的记写分布在《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至僖公三十二年的记事中，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遇难出奔，周游列国；复国即为，励精图治；功成业就，称霸中原。这是一名贵族公子落难出亡而逐渐走向成熟、最后终于称霸天下的成长过程，也是一位贵族成员如何经过磨练而成为统治者的过程。十九年的流亡经历使重耳备尝艰辛之后具备了一位霸主应有的品格。复位之后的晋文公察纳雅言，励精图治，使国势渐强，国力日增。在纵横杀伐的春秋时代，周王室岌岌可危，每一位霸主虎视眈眈，囊括四海之意皆有之。晋文公亦不例外。这种霸权思想具有进步意义。诚如孙绿怡所言：“在这种混乱之中，霸权就是一种进步的因素，它是无秩序中的秩序，混乱中的权威。王室凭借霸主的实力维持表面的统治，霸主借助王室的偶像以提高自己的威信。《左传》之所以对霸主倾注了如此多的笔墨，正史作者对时代的强者给予了最大的注意。”[1]笔者以为，在“春秋五霸”之中，晋文公是作者笔下相对塑造得最完满的一位。
如果说在重耳十九年流亡生涯中与“及楚”之前，他还存在胸无大志、贪享安乐、心浮气躁等贵公子的弱点的话，那么“及楚”之后，面对楚成王的求报要求，他能不卑不亢，以两军交战，“退避三舍”作为酬答，而楚成王亦对他作出了“广而俭，文而有礼”的评价。至秦国，以姻亲结成秦晋之好，取得了外交的胜利。重耳借助秦国的武装力量返回国土之后，步步为营，开始复位称霸的功业。他粉碎了国内反抗势力的阴谋，依靠秦所赠三千“纲纪之仆”和流亡从臣开始莅国执政。在达到复国目的之后，重耳又恰当地执行了奖赏制度，正确地对待留守人员和曾经危害过自己的人；他平定王子带之乱，扶住周襄王归还王城；他实行与民怀安的政策，降原以示信，破庐大蒐以示礼。最后君臣上下同心，于城濮一战胜楚，周天子“策命晋侯为侯伯”，告成霸业。严峻的政治经验，就是通过这样一位活生生的君主的传奇式经历向人们表现出来的。晋文公的所作所为，为所有统治阶级的成员提供了一种可效法的典范。笔者认为，晋文公身上体现出的不仅在于一位明君所具备的品格和质素，更重要的还在于他能克服自身的弱點，从苦难中历练出睿智与果敢，从贤臣的劝谏中体味出良苦用心及自身重任，这是晋文公难能可贵之处，亦是作者塑造人物形象尤其成功之处。
综合观之，晋文公身上既有一代霸主的英明神武，也有一般落难公子的轻浮狭隘，一人身上两种面影相撞，难免狐疑不定，不知所措。幸而重耳善纳雅言，在群贤的相助下得以顺利完成霸业。
二、从史学到文学：历史中的小说叙述特点分析
《左传》主要是一部用史实解释、补充《春秋》的编年体典籍。然而每一部中国文学史在论述先秦散文的部分均对《左传》予以介绍，且自《左传》始，中国文学史上有了历史散文或叙事文学的专称。笔者拟以晋文公这一人物形象为例，对《左传》的文学属性试作探析，以期对作为史学与文学双重权威的《左传》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廓清以往含混模糊之处。
钱钟书先生曾云：“史家追述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时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2]按照人之常情，倘若追忆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往往只能攫住印象深刻的一鳞半爪，至于细节、对话等，则是在模糊记忆的基础上，依靠合理的符合逻辑的想象使之丰满鲜明，几近真实。“所谓‘逻辑’，就是在特定的时、地、人的条件下，事情的经过必然如此，言谈对答也必然如此，主观上并非捏造，客观上也会被承认并非捏造。自己追叙几年、几十年前的事情尚且如此，历史家追叙几十年、几百年前的事情又岂能不如此？”[3]“年代越是久远，原始史料越是不足，历史家‘遥体人情，悬想时势’的揣摩就越有活动的余地，渲染虚构即创作的成分就越多。这种创作和文学创作的过程相通而不相通，它的叙述唏嘘服从于史实，因而有点类似戴着镣铐的舞蹈，吃力而不容易讨好。”[4]这一论断一针见血地道明了《左传》具有史学与文学双重属性的成因。正因为如此，《左传》作者在历史要求客观真实的束缚下，却能凭借逻辑想象弥补时空上的不足，且能在艺术真实与客观真实间游刃有余，既还历史以大框架，又赋予历史以虚构的血肉、灵魂。历史与文学的水乳交融、妙合无痕使史学家与文学家对《左传》有了虚构与真实、创作与实录等多方面的探讨和多种解说的可能。
“情节，是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的安排，不论是内心的还是外在的，这都具有‘连贯性’（followability）。”[5]作者以晋文公流亡及称霸的经历为主线，旁涉诸多的人与事，这些人与事在晋文公的奇遇这一历时性的线条上，作横向穿插，使整个故事结构严谨，前因后果符合逻辑，连贯划一，俨然构成一个整体。晋文公的传奇经历既展示了春秋时期一代霸主的城主过程，亦树立了一个典型的明君形象。晋文公身上闪现的灵光正是左丘明对待历史的些许看法和理解，且这种关照渐成一种模式。简而言之，正如恶人、蠢人和高傲的人通常会给自己带来灾难一样，善人、智者和谦虚者终将得到应得的报偿。“劝善惩恶”的观念不仅于晋文公身上有所体现，而且渗透进《左传》整部作品中。
值得提及的是《左传》中“初”字的用法。“‘初’字在《左传》中八十六见，其使用频率极高”。[6]以“初”字引出的内容，有人物的身世、遗闻轶事，也有事件发生的原因和预兆。它作为倒叙、追述、补记各类内容的领起语被频繁使用。“初”字的运用充分表现出《左传》作者在剪裁、组织写作素材方面的独具匠心。晋文公原谅窃藏私逃的头须一事，《左传》即以“初”字领起。此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却于细节中见出晋文公胸襟之广、气量之大。作者于晋文公琐碎生活中拈取此一出，目的在于使晋文公这一人物形象典型化、深刻化。可见作者颇费了一番心思。“初”字的用法实是后代小说中常用的“倒插笔”手法的滥觞。
《左传》的记事中有许多关于卜筮、灾祥及梦的记录。作者在如实反映春秋时代人们思想观念的同时，增添了历史记事的趣味性。从历史的角度看，作者记写了许多事情发展的偶然因素， 反映了春秋时代人们对自然、社会及自身的认识和认识的水平；从文学的角度看，在记录这些占卜预言、梦境和物兆的同时引出一段生动的记事，穿插在历史的记叙中，增添了历史记事神秘、新奇的色彩，因此使《左传》更具有浓厚的故事趣味。
综合观之，《左传》是先秦史著叙事样式的集大成之作，它对叙事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笔者旨在以晋文公这一人物形象为例，从微观的角度探析《左传》的叙事特质，偶或以此勾连整部作品，从宏观上点出其文学质素。《左传》作为一部史学兼文学的专著，其衣被后世文学，非一代也。尤其是小说作品的创作，基本上继承了《左传》编年记事的方式；后世历史小说的内容即使是虚构的、最荒诞的故事，也要以历史为参照，作适当的加工；且事件亦似《左传》，惯于用白描手法、言语行为细刻，加之插述补述等表现手法；语言凝练传神，言近旨远。《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杨家府演义》等即是此类明证。可以说，《左传》是历史小说的滥觞，也是后世同题材小说汲取营养、推陈出新的“源泉”、“土壤”。
参考文献：
[1]孙绿怡.《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36
[2]钱钟书.管锥编册一[M].北京：中华书局 1979.166.
[3]沈玉成 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92.
[4]同上[3].
[5]王靖宇.中国早期叙事文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23.
[6]孙绿怡.《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8.
关键词：晋文公；人物形象；小说；叙述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6-0-02
一、从流亡者到国君：晋文公人物形象分析
在教授《烛之武退秦师》的过程中，当给同学们介绍晋侯、秦伯围郑的原因时，再次重拾对晋文公这一人物的记忆。晋文公重耳的生平事迹和活动的记写分布在《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至僖公三十二年的记事中，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遇难出奔，周游列国；复国即为，励精图治；功成业就，称霸中原。这是一名贵族公子落难出亡而逐渐走向成熟、最后终于称霸天下的成长过程，也是一位贵族成员如何经过磨练而成为统治者的过程。十九年的流亡经历使重耳备尝艰辛之后具备了一位霸主应有的品格。复位之后的晋文公察纳雅言，励精图治，使国势渐强，国力日增。在纵横杀伐的春秋时代，周王室岌岌可危，每一位霸主虎视眈眈，囊括四海之意皆有之。晋文公亦不例外。这种霸权思想具有进步意义。诚如孙绿怡所言：“在这种混乱之中，霸权就是一种进步的因素，它是无秩序中的秩序，混乱中的权威。王室凭借霸主的实力维持表面的统治，霸主借助王室的偶像以提高自己的威信。《左传》之所以对霸主倾注了如此多的笔墨，正史作者对时代的强者给予了最大的注意。”[1]笔者以为，在“春秋五霸”之中，晋文公是作者笔下相对塑造得最完满的一位。
如果说在重耳十九年流亡生涯中与“及楚”之前，他还存在胸无大志、贪享安乐、心浮气躁等贵公子的弱点的话，那么“及楚”之后，面对楚成王的求报要求，他能不卑不亢，以两军交战，“退避三舍”作为酬答，而楚成王亦对他作出了“广而俭，文而有礼”的评价。至秦国，以姻亲结成秦晋之好，取得了外交的胜利。重耳借助秦国的武装力量返回国土之后，步步为营，开始复位称霸的功业。他粉碎了国内反抗势力的阴谋，依靠秦所赠三千“纲纪之仆”和流亡从臣开始莅国执政。在达到复国目的之后，重耳又恰当地执行了奖赏制度，正确地对待留守人员和曾经危害过自己的人；他平定王子带之乱，扶住周襄王归还王城；他实行与民怀安的政策，降原以示信，破庐大蒐以示礼。最后君臣上下同心，于城濮一战胜楚，周天子“策命晋侯为侯伯”，告成霸业。严峻的政治经验，就是通过这样一位活生生的君主的传奇式经历向人们表现出来的。晋文公的所作所为，为所有统治阶级的成员提供了一种可效法的典范。笔者认为，晋文公身上体现出的不仅在于一位明君所具备的品格和质素，更重要的还在于他能克服自身的弱點，从苦难中历练出睿智与果敢，从贤臣的劝谏中体味出良苦用心及自身重任，这是晋文公难能可贵之处，亦是作者塑造人物形象尤其成功之处。
综合观之，晋文公身上既有一代霸主的英明神武，也有一般落难公子的轻浮狭隘，一人身上两种面影相撞，难免狐疑不定，不知所措。幸而重耳善纳雅言，在群贤的相助下得以顺利完成霸业。
二、从史学到文学：历史中的小说叙述特点分析
《左传》主要是一部用史实解释、补充《春秋》的编年体典籍。然而每一部中国文学史在论述先秦散文的部分均对《左传》予以介绍，且自《左传》始，中国文学史上有了历史散文或叙事文学的专称。笔者拟以晋文公这一人物形象为例，对《左传》的文学属性试作探析，以期对作为史学与文学双重权威的《左传》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廓清以往含混模糊之处。
钱钟书先生曾云：“史家追述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时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2]按照人之常情，倘若追忆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往往只能攫住印象深刻的一鳞半爪，至于细节、对话等，则是在模糊记忆的基础上，依靠合理的符合逻辑的想象使之丰满鲜明，几近真实。“所谓‘逻辑’，就是在特定的时、地、人的条件下，事情的经过必然如此，言谈对答也必然如此，主观上并非捏造，客观上也会被承认并非捏造。自己追叙几年、几十年前的事情尚且如此，历史家追叙几十年、几百年前的事情又岂能不如此？”[3]“年代越是久远，原始史料越是不足，历史家‘遥体人情，悬想时势’的揣摩就越有活动的余地，渲染虚构即创作的成分就越多。这种创作和文学创作的过程相通而不相通，它的叙述唏嘘服从于史实，因而有点类似戴着镣铐的舞蹈，吃力而不容易讨好。”[4]这一论断一针见血地道明了《左传》具有史学与文学双重属性的成因。正因为如此，《左传》作者在历史要求客观真实的束缚下，却能凭借逻辑想象弥补时空上的不足，且能在艺术真实与客观真实间游刃有余，既还历史以大框架，又赋予历史以虚构的血肉、灵魂。历史与文学的水乳交融、妙合无痕使史学家与文学家对《左传》有了虚构与真实、创作与实录等多方面的探讨和多种解说的可能。
“情节，是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的安排，不论是内心的还是外在的，这都具有‘连贯性’（followability）。”[5]作者以晋文公流亡及称霸的经历为主线，旁涉诸多的人与事，这些人与事在晋文公的奇遇这一历时性的线条上，作横向穿插，使整个故事结构严谨，前因后果符合逻辑，连贯划一，俨然构成一个整体。晋文公的传奇经历既展示了春秋时期一代霸主的城主过程，亦树立了一个典型的明君形象。晋文公身上闪现的灵光正是左丘明对待历史的些许看法和理解，且这种关照渐成一种模式。简而言之，正如恶人、蠢人和高傲的人通常会给自己带来灾难一样，善人、智者和谦虚者终将得到应得的报偿。“劝善惩恶”的观念不仅于晋文公身上有所体现，而且渗透进《左传》整部作品中。
值得提及的是《左传》中“初”字的用法。“‘初’字在《左传》中八十六见，其使用频率极高”。[6]以“初”字引出的内容，有人物的身世、遗闻轶事，也有事件发生的原因和预兆。它作为倒叙、追述、补记各类内容的领起语被频繁使用。“初”字的运用充分表现出《左传》作者在剪裁、组织写作素材方面的独具匠心。晋文公原谅窃藏私逃的头须一事，《左传》即以“初”字领起。此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却于细节中见出晋文公胸襟之广、气量之大。作者于晋文公琐碎生活中拈取此一出，目的在于使晋文公这一人物形象典型化、深刻化。可见作者颇费了一番心思。“初”字的用法实是后代小说中常用的“倒插笔”手法的滥觞。
《左传》的记事中有许多关于卜筮、灾祥及梦的记录。作者在如实反映春秋时代人们思想观念的同时，增添了历史记事的趣味性。从历史的角度看，作者记写了许多事情发展的偶然因素， 反映了春秋时代人们对自然、社会及自身的认识和认识的水平；从文学的角度看，在记录这些占卜预言、梦境和物兆的同时引出一段生动的记事，穿插在历史的记叙中，增添了历史记事神秘、新奇的色彩，因此使《左传》更具有浓厚的故事趣味。
综合观之，《左传》是先秦史著叙事样式的集大成之作，它对叙事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笔者旨在以晋文公这一人物形象为例，从微观的角度探析《左传》的叙事特质，偶或以此勾连整部作品，从宏观上点出其文学质素。《左传》作为一部史学兼文学的专著，其衣被后世文学，非一代也。尤其是小说作品的创作，基本上继承了《左传》编年记事的方式；后世历史小说的内容即使是虚构的、最荒诞的故事，也要以历史为参照，作适当的加工；且事件亦似《左传》，惯于用白描手法、言语行为细刻，加之插述补述等表现手法；语言凝练传神，言近旨远。《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杨家府演义》等即是此类明证。可以说，《左传》是历史小说的滥觞，也是后世同题材小说汲取营养、推陈出新的“源泉”、“土壤”。
参考文献：
[1]孙绿怡.《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36
[2]钱钟书.管锥编册一[M].北京：中华书局 1979.166.
[3]沈玉成 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92.
[4]同上[3].
[5]王靖宇.中国早期叙事文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23.
[6]孙绿怡.《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