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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经济的发展，扶贫政策的实施，民族地区的生计模式也发生着深刻的变迁。先前更多的研究是基于经济学的范畴，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从民族学的视角，运用生态人类学文化适应理论来阐述八什卡村农牧户生计的变迁。
关键词：生计；八什卡村；农牧户；生计变迁
作者简介：何瑞娟（1992-），女，汉族，甘肃天水人，北方民族大学经济学院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C9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9--01
任何一个民族都拥有着与众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民族文化，任何一个地区、民族的生计文化变迁也都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八什卡村也不例外。本文所关注的正是生计变迁过程中农牧民心理的适应能力，以及与周围环境相适应的认识程度，从生态人类学文化适应理论来阐述藏区农牧户生计的变迁。
一、传统生计模式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牛羊”，这才是藏区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在文化人类学中，生态学理论认为，人类和他们的文化体系以及整个物质环境，是作为一个生态体系而存在的。[1] 这种理论则更倾向于强调为人类生计提供物质基础的那部分文化， 也即人类是如何利用大自然提供给我们的这笔物质财富的，早期人类生存也就主要依附于自然。
八什卡村及周围与之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整个物质环境，构成了一个小范围的生态体系的存在，并为当地农牧户生计提供着物质基础。在早期，“畜牧生计是农牧户对于干旱和高寒地区生态环境的一种适应形式，其生态原理就是在人与土地、人与植物之间通过牲畜建立以人为高消费等级的长食物链。”[2] 因而，畜牧生计也就成为了藏区主要的生计模式。牧民生计模式就是这种简单地向大自然“索取”、“自给自足”为主，但他们忽视了这个饲草—食草动物—食肉动物人蓄食物链关系的存在。在八什卡村，牧民们仅拥有一片公共草场，那就决定了无轮牧可言，只能在有限的草场一味地放牧。然而，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的生态脆弱性在高原地区尤为明显，在打破原有的生态体系后，牧户们逐步意识到人、蓄、草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关系，也逐渐学会了随着周围环境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试。牧民意识到生计要可持续，必须与现存的环境相适应，于是就出现了为“共存”生计。
二、变迁中的生计模式
随着经济的发展，牧民们生活微小变化的背后是大的生计变迁，更深刻的反映在文化变迁上。在田野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在这个不大的村子里，有50%以上的农户是半农半工型生计模式，还有不到50%是纯农牧型，仍是自给自足。表1是2015年牧户家庭平均收入状况：
由表1可知，家庭总收入中，务工收入占到2/3，农产品收入占1/3，家庭整体收入不高。就该村整体情况而言，主要原因在于过于封闭落后，这与当地情况相吻合。在調研中有50%农产品不出售，仅能自给自足；随之而来的就是务工收入也相对较低，贫困程度更甚，导致整体收入状况较低。
三、生态人类学视角下的生计变迁
生态人类学是研究生态学方面的人类学，是研究人类生存方式的学科，是以一种文化方式解读人类学。八什卡村的变化是一个以本村为单位小的生态系统的变化，始终处于人与草原生态平衡持续与稳态延续的循环之中。“这种生态文化则以调适生态与文化的关系、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为落脚点和归宿的文化”，是一种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化。[3]在经济的发展、社会文化的变迁过程中，人们在寻求新的生存方式的同时，却有意无意、直接间接的破坏着生态环境，也在逐渐打破父辈们传下来的生计方式，经历着向新的生存方式的转型。然而，生计方式改变的实质是社会文化的整体性变迁，也即人类生计的变迁。
四、结语
“人类面对生存环境的多样性，必然造就出人类千姿百态的生计方式，使人类在资源利用上呈现出千姿百态的资源价值取向和千差万别的利用方式及利用层次。”[4] 在高原地区，生存环境的局限性就决定了生存资料的单一性，制约着农牧民的生计方式难以多样化。但他们在面对有限的生存环境，就会选择相应的生计方式，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获取尽可能多的生存资料。八什卡村本身有它独特的一面，不论是语言还是习俗上，在发展中仍保留着它的传统，也许正因为它自身的相对封闭性和经济发展的滞后才得以延续。因而，八什卡村虽平凡，但它呈现给我们的却是一种没有被其它少数民族同化的纯藏区文化。经济发展带给我们的变化是多样的，但发展的同时保留精华也是必要的。
注释：
[1]曹毅，谢亚平：民族文化生态意识及其经济模式的建构，《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2]林耀华：《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2页。
[3]黄绍文，廖国强，等.云南哈尼族传统生态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9-12.
[4]罗康隆，论民族生计方式与生存环境的关系，2004 年第5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关键词：生计；八什卡村；农牧户；生计变迁
作者简介：何瑞娟（1992-），女，汉族，甘肃天水人，北方民族大学经济学院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C9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9--01
任何一个民族都拥有着与众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民族文化，任何一个地区、民族的生计文化变迁也都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八什卡村也不例外。本文所关注的正是生计变迁过程中农牧民心理的适应能力，以及与周围环境相适应的认识程度，从生态人类学文化适应理论来阐述藏区农牧户生计的变迁。
一、传统生计模式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牛羊”，这才是藏区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在文化人类学中，生态学理论认为，人类和他们的文化体系以及整个物质环境，是作为一个生态体系而存在的。[1] 这种理论则更倾向于强调为人类生计提供物质基础的那部分文化， 也即人类是如何利用大自然提供给我们的这笔物质财富的，早期人类生存也就主要依附于自然。
八什卡村及周围与之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整个物质环境，构成了一个小范围的生态体系的存在，并为当地农牧户生计提供着物质基础。在早期，“畜牧生计是农牧户对于干旱和高寒地区生态环境的一种适应形式，其生态原理就是在人与土地、人与植物之间通过牲畜建立以人为高消费等级的长食物链。”[2] 因而，畜牧生计也就成为了藏区主要的生计模式。牧民生计模式就是这种简单地向大自然“索取”、“自给自足”为主，但他们忽视了这个饲草—食草动物—食肉动物人蓄食物链关系的存在。在八什卡村，牧民们仅拥有一片公共草场，那就决定了无轮牧可言，只能在有限的草场一味地放牧。然而，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的生态脆弱性在高原地区尤为明显，在打破原有的生态体系后，牧户们逐步意识到人、蓄、草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关系，也逐渐学会了随着周围环境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试。牧民意识到生计要可持续，必须与现存的环境相适应，于是就出现了为“共存”生计。
二、变迁中的生计模式
随着经济的发展，牧民们生活微小变化的背后是大的生计变迁，更深刻的反映在文化变迁上。在田野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在这个不大的村子里，有50%以上的农户是半农半工型生计模式，还有不到50%是纯农牧型，仍是自给自足。表1是2015年牧户家庭平均收入状况：
由表1可知，家庭总收入中，务工收入占到2/3，农产品收入占1/3，家庭整体收入不高。就该村整体情况而言，主要原因在于过于封闭落后，这与当地情况相吻合。在調研中有50%农产品不出售，仅能自给自足；随之而来的就是务工收入也相对较低，贫困程度更甚，导致整体收入状况较低。
三、生态人类学视角下的生计变迁
生态人类学是研究生态学方面的人类学，是研究人类生存方式的学科，是以一种文化方式解读人类学。八什卡村的变化是一个以本村为单位小的生态系统的变化，始终处于人与草原生态平衡持续与稳态延续的循环之中。“这种生态文化则以调适生态与文化的关系、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为落脚点和归宿的文化”，是一种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化。[3]在经济的发展、社会文化的变迁过程中，人们在寻求新的生存方式的同时，却有意无意、直接间接的破坏着生态环境，也在逐渐打破父辈们传下来的生计方式，经历着向新的生存方式的转型。然而，生计方式改变的实质是社会文化的整体性变迁，也即人类生计的变迁。
四、结语
“人类面对生存环境的多样性，必然造就出人类千姿百态的生计方式，使人类在资源利用上呈现出千姿百态的资源价值取向和千差万别的利用方式及利用层次。”[4] 在高原地区，生存环境的局限性就决定了生存资料的单一性，制约着农牧民的生计方式难以多样化。但他们在面对有限的生存环境，就会选择相应的生计方式，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获取尽可能多的生存资料。八什卡村本身有它独特的一面，不论是语言还是习俗上，在发展中仍保留着它的传统，也许正因为它自身的相对封闭性和经济发展的滞后才得以延续。因而，八什卡村虽平凡，但它呈现给我们的却是一种没有被其它少数民族同化的纯藏区文化。经济发展带给我们的变化是多样的，但发展的同时保留精华也是必要的。
注释：
[1]曹毅，谢亚平：民族文化生态意识及其经济模式的建构，《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2]林耀华：《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2页。
[3]黄绍文，廖国强，等.云南哈尼族传统生态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9-12.
[4]罗康隆，论民族生计方式与生存环境的关系，2004 年第5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