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中扎根梦想的人

来源 :电影评介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zhanghui1860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城市进程化步伐加快,繁荣的城市吸引了无数有梦想的人们的到来,特别是吸引了大批来自农村的劳动力人口。农民工人口大批涌进城市,加快了我国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但城市对于农民工或多或少带有一种轻视的眼光,使其成为生活在城市中的“边缘人”。因此,“农民工进入城市到融入城市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人口迁徙的过程,更是农民工在城市环境中完成经济、社会交往、心理、意识等层面的适应过程。”[1]可以说,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农民工的支持,而农民工的生存也离不开城市的依托。关注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打消城里人对农民工的偏见,完善对农民工生活的保障,才能更好地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从而有利于我国城市和现代化的建设,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基于这样的初衷,2017年2月19日起,央视播出了以农民工生活为主题的电视节目《城市梦想》,第一季共10集,每集以60分钟的时间真实讲述一位农民工在城市里奋斗的故事,并邀请多名知名企业家,让其隐藏身份深入农民工家庭,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该片以我国部分农民工的生活为可见表达,以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人文关怀为隐性表达,并将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试图激发整个社会对于农民工群体的关注,显示出央视作为国家主流媒体的担当和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笔者将从表现内容、文化内涵、传播方式3个方面来探讨该纪录片背后的文化表达以及意义。
  一、 寻找故事与走近人生
  对于人文纪录片而言,故事总是不可缺少的。缺乏故事和没有寻找到合适的、比较好的故事,都将极大地影响纪录片的传播效果及文化影响力。如果敢在几乎没有事实的基础上去摆拍所谓的各种故事,则背离了纪录片记录真实的初衷,这是纪录片的大忌。“由于产业化生存发展的需要,也因为纪录片的国际主流拍摄方式,央视纪录片创作团队,尤其是大型纪录片创作团队,很多功夫都花在了确定作品创意和寻找相关故事方面。”[2]这对于影像化产品尽力适应于产业化生产的需求来说非常自然,甚至可以说这样的创作方式已经成了一种模式。现在很多大型纪录片的摄制组,大多数都会带着厚厚的拍摄脚本去进行拍摄,尽管对于其中有些事先确定的拍摄内容来说还会有很大的不可掌握性。但是,这里还有一个人文纪录片拍摄怎样处理寻找故事与走近人生的问题。为了寻找到真实且具有代表性的拍摄素材,《城市梦想》从前期策划到拍摄制作完成,历时两年多的时间,摄制组先后前往广东、广西、安徽、重庆、河南、河北、北京等多省市进行调研和拍摄。
  人文纪录片拍摄中寻找故事与走近人生这两个最重要的因素间的联系是难以分割的。相对而言,在拍摄《舌尖上的中国》的美食类纪录片的过程中,处理寻找故事与走近人生的关系相对单纯,一般不会有太大的变数,但往往只能停留在生活表面。拍摄《城市梦想》则变数很大,非常考验拍摄者捕捉故事细节的眼光和能力,需要拍摄者具备更多的人文情怀,能够将寻找故事和走近人生很好地兼顾,甚至非常容易出彩。
  《城市梦想》的拍摄人员一边以镜头记录建筑工人、送奶工、快递员、打磨工等各类职业的工作状态,一边也以亲身体验的形式深入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带领观众感受农民工群体的真实生活状态。为了拍摄建筑工老张,摄制组扛着机器去到了工地,24小时跟拍老张,记录下他一天生活的点点滴滴。而跟拍快递员、送奶工的生活时,则要跟着主人公一起在城市里奔波。在第四期节目《留守大山的孩子》中,摄制组还深入大别山,记录下留守儿童和乡村教师的生活。
  通常来说,像《城市梦想》这样的电视纪录片,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电视播出的某些限制(比如时长),会使片子的表达受到一定的影响。尽管《城市梦想》这种题材的纪录片相对缺乏《舌尖上的中国》《敦煌》《记住乡愁》之类纪录片浓厚的文化美感,但它因为足够接地气,更多了一点设身处地的真实情感和难以忽视的现实况味。我们关注着城市的巨大变化,却忽视了为城市做出贡献的农民工群体,甚至有的城里人还投之以轻视的眼光。尽管《城市梦想》还不够全面深入地展示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但大部分观众还是会被深深地触动,甚至产生强烈的震撼。因为无论是城里人还是农民工都是社会的成员,除了所从事的社会分工不同以外,大家都一样,甚至劳动者更加值得尊重。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纪录片即使走入寻常社会,记录劳动者的普通人生,照样可以打动人心。这无疑是人文纪录片中最有生活质感的一种。接地气,动人心,往往才更加具有深远的文化影响力。
  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递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作为提升民族和人民精神的支柱,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城市梦想》传达了对底层人民生存状态的关注和勤劳努力的优良美德的颂扬。
  纪录片《城市梦想》每集以一位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故事为主体,通过镜头记录他们远离家乡来到城市打拼的心酸和不易,真实再现了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状态。如在第2集节目《铁骑还乡》中,在广西老家来江门打工的黄丰硕,靠着和妻子在加工厂打工的收入养活在老家留守的两个孩子和老人。因为家中田地少而非常貧困,盖不起新房子,至今一家人还挤在十多年的老房子里。为了省下更多的钱圆一个盖新房的梦,黄丰硕和妻子过年回家时连两张火车票都舍不得买,而选择冒着寒风冻雨骑行14个小时的摩托车回家。途中经历了车祸、严寒,回家之路充满了坎坷和心酸。而黄丰硕的返乡之路只是沿海地区众多离乡打工者的一个缩影。近30年来,春运的主力军就是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广东是全国吸纳农民工最多的省份,总数达两千六百多万。因此,春运最高峰,珠三角城市经常是一票难求,收入不高的农民工回家过年更如同遥不可及的梦。一些农民工开始想到骑摩托车回家过年,特别是经过计算,骑摩托车返乡更节省金钱和时间。这也促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加入摩托车返乡的大军。然而天气寒冷,长时间骑行的劳累,以及可能发生的交通事故等各种的突发情况,都让回家之路充满了坎坷和心酸。好在随着这样返乡大军的增多,国家开始关注这样的现象,并出台了一系列的举措,如安排交警在每个路段执勤保证他们的安全,沿途设置休息点,免费送上热水和食物。一系列的人性关怀让坎坷的返乡路有了一抹温馨的色彩。   不仅是农民工春节的回家之路充满了艰辛,在城市里的打拼也同样不容易。除了繁重的工作,还要面对住房、医疗以及孩子的教育问题等。无论是第一期节目《北漂的日子》中在北京干了8年的送奶工李根健一家七口还住在车库改建的房子里的心酸还是第8期节目《快递小哥》中的从山东农村到北京送快递的90后侯可长,面对儿子生病需要马上手术,患乳腺癌的母亲也要治疗的无奈,都无比真实地展现了这群城市“边缘人”的生活状态。
  十九大上,习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必须多谋民生福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所得、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深入开展脱贫攻坚,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城市梦想》通过真实展现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状态,让更多人关注这个群体,而这也代表了政府越来越关注弱势群体,也将出台有利于农民工的舉措,保证农民工在城市共建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归属感。
  除了对农民工生活的关注,《城市梦想》更是以镜头记录他们为生活、更是为了梦想努力工作的勤劳坚韧的形象以及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虽然在城里的生活并不如意,但大多数的农民工选择了坚守在城里。有的是因为城里的工作机会多,可以赚更多的钱;有的是因为城里有良好的教育,自己的后代可以因为教育的改变而得到命运的改变。他们的梦想很单纯,自己再苦再累不要紧,只希望孩子能有一个幸福的童年,父母能有一个幸福的晚年生活。或许有太多不易,但有为了家庭肯吃苦耐劳和乐观向上的心,又有什么困难是战胜不了的呢?
  三、 不同阶层的“变身式”体验
  除了真实地记录农民工群体的生活状态,《城市生活》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加入“变身式”的体验。在每期节目中,都会有一位商界精英变身普通打工仔,和主人公一道同吃同住同劳动,体验其中的酸甜苦辣。比如雷军会到富士康生产线当工人,刘强东变身快递员,李书福变身环卫园艺工。这种不同阶层的“互换式”体验,特别是过惯了有着优渥生活的CEO们那种开始不习惯“变身”的冲突感,具有了很强的戏剧性。近年来,这样的不同人群,甚至可以说不同阶层间的“变身式”体验很受纪录片或者真人秀节目的欢迎。如央视在2015年推出了真人秀节目《了不起的挑战》,让明星褪去舞台光环,变身普通劳动者并深入到基层的生活中,与劳动者们深入接触并完成各种挑战任务。明星们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体会到了劳动者的不易。虽然期间发生的各种冲突和矛盾有着真人秀节目的综艺效果,但节目的初衷是寻找到更多关于人性情感的爆发,有意思又有意义地传递了中国文化主流价值观。
  《城市生活》也将这一“互换式”体验加入到纪录片的拍摄中,但却没有了真人秀节目的综艺效果。虽然有人称之为“CEO变形计”,也有人怀疑不同阶层的互换,是贫富阶层的鲜明对照,但摄制组的初衷和拍摄过程中的处理方式是积极正面的。如片子完全是以农民工作为故事的主角,每一个农民工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都有资格成为商界精英的老师,精英们在与农民工学习劳动合作的过程中,体会他们工作的辛苦和意义,与他们建立起感情的共鸣。“对社会保持一种平视的视角,是媒体实现公共性的必要条件。媒介作为国家权力的所有物,始终被意识形态层所掌控,‘互换式’体验赋予了普通群体表达的权利和意义,使权力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拉回到平衡线。”[3]《城市梦想》记录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状态,让这一阶层成为话语言说的主体对象,意味着这一阶层的意义在社会中实现传播,以此确立其阶层的社会地位。而在“变身式”体验中,商界精英逐渐褪去高高在上的神性光环,将精英形象彻底平民化了。《城市梦想》以这样的方式运用媒介权力将精英阶层推出日常情境,置于完全陌生的生活中,促使他们去做一些精英身份下不可能做的事情,从而通过正能量话语暂时地制造了一个精英与劳动者分隔消弭的现实。而雷军、刘强东等成功人士作为社会的精英,是足够代表广大的城市群体,当他们放下自己社会精英的一面,变身为劳动者,亲自去体验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时,他们才会设身处地地感受农民工群体的不易,并足够起到号召社会关注并尊重这一群体的目的,这样才能到达更好的传播效果。而每期节目的最后,商界精英们都会给予农民工们物质上的最直接的帮助,这或许使节目带有了公益的色彩,但表现出了不同社会群体间的相互理解和关爱,达到了正能量的传播目的。
  结语
  农民工群体作为城市的一部分,却总是扮演着“边缘人”的角色。而这样的角色的形成与长期以来人们对他们的不理解、不尊重有关。《城市梦想》的播出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人们对农民工群体的关注和理解,这是其文化表达中最核心的部分。影片注重真实展现农民工群体的生活,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突出人性和人情,具有了人文的关怀和传达社会温暖的潜力。无论是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传递还是拍摄方式的创新,都在传递着一种社会的正能量,并开始引领着主流价值观的回归:用纪录片的形式重塑社会价值,表现人文关怀,弥合社会裂痕。
  参考文献:
  [1]马健.我国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的研究[D].淄博:山东理工大学,2011.
  [2]倪祥保,倪娜.人文纪录片:寻找故事与走进人生[J].中国电视,2015(10).
  [3]刘娜,常宁.正能量话语在真人秀节目中的构建和呈现——以《了不起的挑战》为例[J].广播电视,2016(4).
其他文献
神话学大师坎贝尔坚持“单一神话”的信念,相信神话事实上不过是一个“元神话”,一切神话都是同一个神话的展现,暗含着普遍性的自我转化。因此,神话是一种象征,一个隐喻,它通过“诸神大变形”对应、创造着一切时代的神话愿景,将之置于永恒的神话起源带里。“在这个起源带里,用来表达不变真理的那些隐喻将会获得重构,以符合我们时代的需要,而从它们那里,我们也将获得勇气,‘欢欢喜喜参与世间的愁苦’。”[1]以之考察中
互文性是保加利亚籍法国著名女性学者克里斯达娃率先提出的,最初仅特指针对文本创作与文本研究的一种技巧性学术术语[1],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术语,却给学界带来了一场理性革命。以这种互文性技巧制作的《朗读者》一片,改编自获得多项世界顶尖文学奖项的德国学者本哈德·施林克的《生死朗读》一书。对《朗读者》这部影片的互文表述策略加以深入探析,从中可汲取中国电影互文式创作的启迪,同时,更能从中针对后现代影视互文理论
在全球化的现实语境中,影像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作为跨文化交流的中介,电影承载着不同的文化和价值体系,同时参与文化符号的解码和编码。电影的编码过程是不同文化符号之间信息的功能转换,其根本属性是文化传播。霍尔认为,编码与解码之间没有必然的一致性,意义是由接受者制造的,在传播交流过程中编码者与解码者各有一个也许互不相同的“意义结构。”[1]霍尔模式中对编码/解码过程的解读是一个再生产、再创造的过程,受操作
[摘要] 《野草莓》这部影片以一个死亡预兆的梦境作为情绪开端,向我们展示的却是一个爱与生命的故事。梦与现实交错展开的一条旅途,终点通向代表着终身成就奖的领奖会场。中途发生的事情与老旧的记忆(梦境)交缠,主人公伊萨克对人生和爱的反思,在面对终极的人生价值评估面前,面对人生的终点面前袒露出了最直白的恐慌,执著的爱,残酷的不爱,和孤寂苦闷。  [关键词] 《野草莓》 伯格曼 角色分析  《野草莓》这部影
由宋晓飞、董旭执导的国产喜剧电影《情圣》在上映之前的宣传期,人们纷纷批评这部电影片名的烂俗。但是看过电影的观众却发现,《情圣》贴近生活的剧情、直戳痛点的道德审视、演员表演的精准到位,使得这部中低成本电影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并成为彼时中国喜剧电影的一匹票房黑马。《情圣》改编自吉恩·怀尔德自编自导自演的美国电影《红衣女郎》,看过《红衣女郎》的观众自然抱着挑剔的眼光看待这部电影。虽然整部电影的主要剧情和《
《看车人的七月》上映于2005年8月,是由安战军执导,范伟、陈小艺、赵君等主演的一部都市喜剧片。该片讲述了离异的看车人杜红军将要和花店店主小宋结婚时,刚出狱的小宋的无赖丈夫刘三几次三番蛮横搅局,最后杜红军忍无可忍蓄意报复,最终酿成大祸的故事。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风格的电影,《看车人的七月》将现实引入艺术,呈现出现实的艺术性,将艺术以日常化的形式铺叙。影片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用平实的眼光剖析普通市民的生
引言  论及民族电影,目前国内研究领域存在着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划分,广义的民族电影是指包含了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在内的中国电影整体;狭义的民族电影实际上专指“少数民族电影”,为避免“汉族中心”意味,遂省去“少数”二字。广义的民族电影内涵过于庞大,不利于具有针对性的分析和讨论。本文沿用陈宇教授对“民族电影”的内涵限定:“专指反映非主流族群的、少数民族的生活文化之电影。”[1]这一概念在内容上强调了少
一、 身体——审美理想与价值标准的呈现  身体是人生命的基础,是一种自然的生命存在,是人体美的最直接的感性展现。社会通过文化的调节与规范,作用于身体,强加给身体以文化的意蕴,身体也就成为了一种文化的存在,承载着美学下的青春欲望。  (一)“美妞”的青春形象  作为青春小清新的象征,白百何这个名字既是审美文化的符号,也是一种象征的符号,引发观众的审美知觉,就像我们看到落叶飘零的秋景会引起萧瑟的心境,
在电影中,音乐元素总是伴随着视觉元素和故事元素展开的。电影音乐元素的层级结构往往被诸如对话、音效等音乐外声音元素破坏,其表面的统一往往被整个电影的布局削弱。所以,用于分析西方古典音乐的技巧往往很难有效地运用于分析电影音乐。  语用学的发展,尤其是关于隐喻的研究,使得其研究已经超越了语言学范畴,进入到更广阔的感知和认知领域。对于电影音乐的理解类似于我们理解隐喻的认知过程。[1][2]本研究旨在探讨电
叙事就是通过讲故事的方法把发生过的事、遇到过的人以及人生经验的本质和意义传示给他人。成功的叙事模式往往会在叙事过程中加入导演的主观思想,因此,在用叙事方式讲述影片故事的时候,不免会出现形式趋同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电影的发展。大多数艺术在实质上都是创作者通过对自身意图的表述以达到与欣赏者思想共鸣的目的,叙事是表述意图、达到与观者共鸣的重要方法之一。譬如在传统的文学作品中叙事在传达意图过程中就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