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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国城市经济大数据研究院成立大会上，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发展和应用好城市经济各类大数据，是以创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民生工程，有利于提高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服务效率和质量，增加有效供给、满足群众需求，促进培育新业态、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应该按照安全为先、保护隐私的原则，优先整合利用现有资源，建设互联互通的国家、省、市、县四级信息平台，实现部门、区域、行业间数据开放融合、共建共享；集成城市大数据资源，构建发展决策、问题诊断、产品研发等支持系统，拓展城市民生监测评估、城市管理危机预警等应用。
大数据“摘果子”至少5-8年
单志广（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副主任）
2015年8月，国务院印发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今年2月，国家发改委、工信部、中央网信办批复建设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同月，国务院成立促进大数据发展部际联席会议，由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任召集人；4月13日，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召开，审议通过了《促进大数据发展三年工作方案（2016-2018）》、《促进大数据发展2016年工作要点》、《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和《政务信息资源目录编制指南》等4份文件。我国正在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模型来推动大数据发展。
进入“十三五”，我们面对的将是开放的平台、开放的数据、开放的应用和开放的系统。数字经济正在瓦解，传统经济正在下滑，从全球发展态势来看，以数据流通为代表的信息经济正在逆势上涨，成为重要驱动力，而且具有颠覆意义。按照麦肯锡的研究，信息经济可以为我们带来5—8倍的经济回报。
就目前来看，虽然我们的目光和脚步已经迈入了信息时代，但是很多地方领导的行动还停留在工业时代，甚至是小农时代，这是很多地方行为错乱、出不来效果的主要原因。对信息时代特征认识不到位，是制约我国智慧城市和大数据发展的最大障碍。
对于大数据而言，也存在着中国化的理解和价值释放的问题，即什么是中国的大数据。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大数据发展还处在起步期和探索期，我们要从中国信息化发展的全局来看大数据，只要是可以利用的、融合的，我们都可以称之为大数据。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分析，发现新知识，创造新价值，形成新业态，是我们迫切需要推动的。
很多专家认为，大数据的核心技术要在5-10年之后才能真正成型，相关研究表明，大数据对经济的影响会在2-3年之后比较显著，这意味着要摘大数据的“果子”至少需要5-8年。但是，很多地方领导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要求今年必须看到结果，这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
下一步，我们应重点解决发展中不适应、不协调的问题，包括技术上的壁垒，大数据互联、开放、共享的问题。而这个真正有效的路径就是，按照国际公认的信息系统规则，起步小，阔步快。
大数据指导城市规划
肖金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国土开发
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
什么是智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才是智慧城市，要通过大数据来指导城市规划。
现在，我们的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存在很多问题。第一，千城一面。尤其是新城新区，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这是高科技带来的结果，因为高科技可以复制。第二，粗放分散。紧凑的城市才是低碳城市，我们现在都向美国学习，在美国打一瓶酱油都要开车，中国有那么富吗？美国有很多土地撂荒，我们能撂荒吗？我们的地是短缺的，不能浪费土地。第三，洋化奢华。有种说法，中国的城市像欧洲，中国的农村像非洲，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有很多的贫困人口，不能光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要看里子，做到产城融合。
产城融合的理念是什么？第一，工业区与居住区若即若离，工业区和居住区最好不要混杂在一起，但也不能离得太远，每天跑50公里去上班是不行的。第二，商贸区与居住区浑然一体，最好楼上居住，楼下经商，既方便工作，又方便生活。第三，居住区与文化旅游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欧洲的历史街区就利用得很充分，既可以居住又可以旅游。第四，居住区与生态区，我中有你。如果居住区一块绿地都没有，全是楼，这是宜居吗？我们可以向空中要空间，把地上的空间留下来。
我们的规划存在很多问题，规划时间很短，而且规划者对要规划的地方没有深入细致的了解，也不经过论证，在验收评审时基本上都是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也就是说写的文字很多，很通顺，很有逻辑性，但是不能细看，一细看问题太多。
规划体制也有问题。地方是规划主体，如果规划者不按地方领导的意思规划，就不给钱，但是地方的规划思路往往存在很多问题。规划按面子收费，即规划得越宏伟收费越高，城市规划是按面积收费的，要有严谨科学的态度。
规划体系也存在缺失。城市规划的依据应该是区域规划，但是我们并没有全国性的空间规划，也没有区域性的空间规划，城市20年后人口是多少，规划面积有多大，都不清楚。比如，要规划一个5万人的城市，地方政府会给出500平方公里的规划面积，目的是想让这里经济更繁荣，城市规模更大、更宏伟。但是规划者就不能这么想，城市规模要与区域人口、发达程度相一致，住建部的标准是每平方公里1万人，我到一个县考察，全县60万人口，县城规划面积60平方公里，也没有全部占满。
规划要有前瞻性，要通过大数据来预测未来城市的规模。举个例子，2004年北京在做城市总体规划时，设定的人口发展目标是2020年常住人口1800万，结果2010年常住人口就超过了1900万，这就需要充分的数据来支撑。规划要有全局性。城市的大小不是由自身决定的，而是由区域、全国甚至世界性规划决定的。规划要有权威性，一旦制定出来，就不能随意更改。
不要光圈地，要落地 江青（国家统计局信息服务中心大数据
研究实验室主任）
数据研究对于统计部门来讲是本职工作，2011年我们开始对大数据进行延伸性研究，2012年启动了区域大数据和整个中国大数据产业的研究和跟进，厦门是中国大数据产业的第一个区域性尝试。
说到大数据，中国的大数据才刚刚开始，各地各种声音不断，各种各样的研究院、中心、交易所也都在不断涌现，包括企业、地方政府，都在积极推动建设。从目前的建设情况来看，务虚层面上的东西更多一些。如果务虚，我们可以考虑软实力的研究，考虑好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在哪，作为智库，从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和公众外交的层面，做一些工作。如果落地务实的话，就要从大数据本身的节点，即采、存、用来研究，把大数据当作工具，不要光去圈地。现在很多机构都在圈地，圈几十个城市，圈地不去落地是有问题的，一定要落地，做出品牌来。
最缺的是大数据分析机构
姜春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
副部长、高级经济师）
在数据应用过程中，存在一个问题，我们对大数据缺乏透彻的分析。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基本上每十年左右我国就会有一次人口普查，但是普查完之后，我们并没有对人口年龄结构、地区分布、性别、收入水平进行很详细的分析，也就是说我们花了大量资金整理数据，但是公布出来的数据价值是有限的。
近期，利用大数据做出的一个最大的决策就是二胎政策。在这之前，很多学者、专家都提出，如果不尽快放开二胎政策，随着老龄化的加剧，我国劳动力压力将比西方国家更大。直到2014年，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和绿色模型数据，如果不尽快放开二胎政策，我国老龄化问题将给经济带来非常严重的问题，因此中央才接受了意见。
收集数据并不难，渠道很多，但是最缺的是大数据分析机构。中央很多大的决策都需要智库来提供支撑。2015年，我们的一个课题是，了解长江经济带地区对某个纲要的反映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但是之前我们并没有这方面的数据积累。为我们提供数据支撑的机构主要有3家，一是上海社科院的一个机构，专门研究长江经济带下游发展；二是杭州城市学研究中心，对长江经济带发展进行了很多数据研究；三是重庆一家机构。如果没有这3家专业研究机构的数据支撑，我们是不可能有理有据完成报告的。
由此可见，我们对大数据的需求非常大，对专业公司的依托性也很大。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专业型大数据服务公司涌现出来，为专业性研究提供更多高效便捷的服务。
中国城市经济大数据研究院成立大会上，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发展和应用好城市经济各类大数据，是以创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民生工程，有利于提高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服务效率和质量，增加有效供给、满足群众需求，促进培育新业态、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应该按照安全为先、保护隐私的原则，优先整合利用现有资源，建设互联互通的国家、省、市、县四级信息平台，实现部门、区域、行业间数据开放融合、共建共享；集成城市大数据资源，构建发展决策、问题诊断、产品研发等支持系统，拓展城市民生监测评估、城市管理危机预警等应用。
大数据“摘果子”至少5-8年
单志广（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副主任）
2015年8月，国务院印发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今年2月，国家发改委、工信部、中央网信办批复建设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同月，国务院成立促进大数据发展部际联席会议，由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任召集人；4月13日，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召开，审议通过了《促进大数据发展三年工作方案（2016-2018）》、《促进大数据发展2016年工作要点》、《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和《政务信息资源目录编制指南》等4份文件。我国正在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模型来推动大数据发展。
进入“十三五”，我们面对的将是开放的平台、开放的数据、开放的应用和开放的系统。数字经济正在瓦解，传统经济正在下滑，从全球发展态势来看，以数据流通为代表的信息经济正在逆势上涨，成为重要驱动力，而且具有颠覆意义。按照麦肯锡的研究，信息经济可以为我们带来5—8倍的经济回报。
就目前来看，虽然我们的目光和脚步已经迈入了信息时代，但是很多地方领导的行动还停留在工业时代，甚至是小农时代，这是很多地方行为错乱、出不来效果的主要原因。对信息时代特征认识不到位，是制约我国智慧城市和大数据发展的最大障碍。
对于大数据而言，也存在着中国化的理解和价值释放的问题，即什么是中国的大数据。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大数据发展还处在起步期和探索期，我们要从中国信息化发展的全局来看大数据，只要是可以利用的、融合的，我们都可以称之为大数据。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分析，发现新知识，创造新价值，形成新业态，是我们迫切需要推动的。
很多专家认为，大数据的核心技术要在5-10年之后才能真正成型，相关研究表明，大数据对经济的影响会在2-3年之后比较显著，这意味着要摘大数据的“果子”至少需要5-8年。但是，很多地方领导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要求今年必须看到结果，这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
下一步，我们应重点解决发展中不适应、不协调的问题，包括技术上的壁垒，大数据互联、开放、共享的问题。而这个真正有效的路径就是，按照国际公认的信息系统规则，起步小，阔步快。
大数据指导城市规划
肖金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国土开发
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
什么是智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才是智慧城市，要通过大数据来指导城市规划。
现在，我们的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存在很多问题。第一，千城一面。尤其是新城新区，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这是高科技带来的结果，因为高科技可以复制。第二，粗放分散。紧凑的城市才是低碳城市，我们现在都向美国学习，在美国打一瓶酱油都要开车，中国有那么富吗？美国有很多土地撂荒，我们能撂荒吗？我们的地是短缺的，不能浪费土地。第三，洋化奢华。有种说法，中国的城市像欧洲，中国的农村像非洲，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有很多的贫困人口，不能光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要看里子，做到产城融合。
产城融合的理念是什么？第一，工业区与居住区若即若离，工业区和居住区最好不要混杂在一起，但也不能离得太远，每天跑50公里去上班是不行的。第二，商贸区与居住区浑然一体，最好楼上居住，楼下经商，既方便工作，又方便生活。第三，居住区与文化旅游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欧洲的历史街区就利用得很充分，既可以居住又可以旅游。第四，居住区与生态区，我中有你。如果居住区一块绿地都没有，全是楼，这是宜居吗？我们可以向空中要空间，把地上的空间留下来。
我们的规划存在很多问题，规划时间很短，而且规划者对要规划的地方没有深入细致的了解，也不经过论证，在验收评审时基本上都是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也就是说写的文字很多，很通顺，很有逻辑性，但是不能细看，一细看问题太多。
规划体制也有问题。地方是规划主体，如果规划者不按地方领导的意思规划，就不给钱，但是地方的规划思路往往存在很多问题。规划按面子收费，即规划得越宏伟收费越高，城市规划是按面积收费的，要有严谨科学的态度。
规划体系也存在缺失。城市规划的依据应该是区域规划，但是我们并没有全国性的空间规划，也没有区域性的空间规划，城市20年后人口是多少，规划面积有多大，都不清楚。比如，要规划一个5万人的城市，地方政府会给出500平方公里的规划面积，目的是想让这里经济更繁荣，城市规模更大、更宏伟。但是规划者就不能这么想，城市规模要与区域人口、发达程度相一致，住建部的标准是每平方公里1万人，我到一个县考察，全县60万人口，县城规划面积60平方公里，也没有全部占满。
规划要有前瞻性，要通过大数据来预测未来城市的规模。举个例子，2004年北京在做城市总体规划时，设定的人口发展目标是2020年常住人口1800万，结果2010年常住人口就超过了1900万，这就需要充分的数据来支撑。规划要有全局性。城市的大小不是由自身决定的，而是由区域、全国甚至世界性规划决定的。规划要有权威性，一旦制定出来，就不能随意更改。
不要光圈地，要落地 江青（国家统计局信息服务中心大数据
研究实验室主任）
数据研究对于统计部门来讲是本职工作，2011年我们开始对大数据进行延伸性研究，2012年启动了区域大数据和整个中国大数据产业的研究和跟进，厦门是中国大数据产业的第一个区域性尝试。
说到大数据，中国的大数据才刚刚开始，各地各种声音不断，各种各样的研究院、中心、交易所也都在不断涌现，包括企业、地方政府，都在积极推动建设。从目前的建设情况来看，务虚层面上的东西更多一些。如果务虚，我们可以考虑软实力的研究，考虑好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在哪，作为智库，从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和公众外交的层面，做一些工作。如果落地务实的话，就要从大数据本身的节点，即采、存、用来研究，把大数据当作工具，不要光去圈地。现在很多机构都在圈地，圈几十个城市，圈地不去落地是有问题的，一定要落地，做出品牌来。
最缺的是大数据分析机构
姜春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
副部长、高级经济师）
在数据应用过程中，存在一个问题，我们对大数据缺乏透彻的分析。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基本上每十年左右我国就会有一次人口普查，但是普查完之后，我们并没有对人口年龄结构、地区分布、性别、收入水平进行很详细的分析，也就是说我们花了大量资金整理数据，但是公布出来的数据价值是有限的。
近期，利用大数据做出的一个最大的决策就是二胎政策。在这之前，很多学者、专家都提出，如果不尽快放开二胎政策，随着老龄化的加剧，我国劳动力压力将比西方国家更大。直到2014年，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和绿色模型数据，如果不尽快放开二胎政策，我国老龄化问题将给经济带来非常严重的问题，因此中央才接受了意见。
收集数据并不难，渠道很多，但是最缺的是大数据分析机构。中央很多大的决策都需要智库来提供支撑。2015年，我们的一个课题是，了解长江经济带地区对某个纲要的反映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但是之前我们并没有这方面的数据积累。为我们提供数据支撑的机构主要有3家，一是上海社科院的一个机构，专门研究长江经济带下游发展；二是杭州城市学研究中心，对长江经济带发展进行了很多数据研究；三是重庆一家机构。如果没有这3家专业研究机构的数据支撑，我们是不可能有理有据完成报告的。
由此可见，我们对大数据的需求非常大，对专业公司的依托性也很大。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专业型大数据服务公司涌现出来，为专业性研究提供更多高效便捷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