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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香成镜头的捕捉下，蔡国强、陈逸飞、张艺谋、陈凯歌等重量级人物在岁月中成就梦想的瞬间被定格。
刘香成在中华艺术宫的新个展名为“中国梦，三十年”。所谓“三十年”，源1983年《毛之后的中国》出版至今恰好30年。两个展厅清晰划分着刘香成摄影作品的转变。第一个展厅是《毛之后的中国》的延续，展出以刘香成80年代的黑白摄影作品为主，大多是政治人物和普通人的生活。而第二个展厅中，则是90年代以后的作品，以名流肖像为主，绝大多数都是如今文化艺术中的重量级人物。在刘香成的镜头中，张晓刚和他的妻子在作品前对望，刘小东专注地画他的“缪斯”，陈曼拿着相机对着范冰冰按下快门，张艺谋和姜文在电影外景地看着摄影机研究取景，郭敬明站在外滩前让东方明珠等建筑物隐没其身后……
凯伦·史密斯是此次展览的策展人，她在中国工作生活长达17年之久，世博会期间，摄影集《上海：1842-2010 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就是由她和刘香成共同编撰的。在她眼中，刘香成“通过镜头把标准的‘西方的思索’带到了中国，却又不失中国气息，还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关心政治，这样的纪实摄影在当时的中国可谓独一无二。”凯伦·史密斯准确地捕捉到刘香成作品中的时间线索，以两个展厅来划分他这30年的摄影。在她看来，80年代后，中国注入了一股自由的新气息，为高度集中的思想松了绑。“这也是一个标志，标志着成功的变革将要对长久以来的苦难进行补偿。从精神上来看，人们能够感觉到邓小平正带领着国家走向开放。”而刘香成的照片恰好展现了这段时期生活与社会的冲突。
对这样的划分，刘香成有他自己的思考：“1970年代末期和1980年代初，中国依然是一个集体主义的社会，而到了1990年代后期，中国走到了个人主义的时代。”他的摄影客体的转变，也恰好是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下从集体化向个人化的转变：“如果经济不转型，个人主义是不会冒出来的。而细节，是从图片里表现出来的。”
刘香成认为，每一个国家都有梦，中国在经济发展上达到一定的基础，开始感觉到软实力的欠缺，中国梦被提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艺术家精心遴选的 117 幅照片，则是过去30年间中国人实现梦想的过程：“我去看普通人生活的细节，他们怎么工作，如何去爱，乃至互相建立起新的肢体语言……这些，都汇聚成了我版本里的中国。”
毛泽东之后的中国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辞职讲话，刘香成不顾克格勃警告，按下快门，拍下了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后把讲稿往桌上猛地一扔的瞬间。第二天，这张照片成为全世界大报的头条，刘香成也因此获得了普利策现场新闻图片报道奖。
1976年，刘香成来到广州，他原本想拍毛泽东葬礼的情景，但没能实现。他在珠江口徘徊，见到江边几个普通老百姓在打太极拳。这些置身于时代巨变中的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却表现得如此淡定。他按下快门，心中的计划随之也变得清晰：“我非常兴奋，我要拍毛泽东以后的中国。”
1978年，他成为《时代》首任驻京摄影师，5年后，他发表了摄影集《毛之后的中国》，这本只有96张照片的薄薄的摄影集，让许多中国摄影师学会了如何用日常生活中的点滴来呈现时代巨变。而当时，原本一统中国的“新华体”摄影——在照片中制造不属于当下而指向未来的乐观想象，并为意识形态服务——也恰好受到全面冲击。就这样，刘香成的捕捉“细碎”的方式成了中国摄影记者的重要参考范本。
在第一个展厅中，黑白的摄影作品正是《毛之后的中国》的延续，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顾铮总结刘香成这一时期的摄影作品，认为它们开始时属于新闻摄影范畴，立场还是还原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细节。而随着他在中国拍摄的深入，摄影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之后涵盖中国改革开放长时段的照片里，在新闻性很强的照片之外，则是通过长期观察呈现更深层变化的纪实性照片。
而在刘香成看来，长期观察也是一件颇为“无奈”的事。当时中国没有突发新闻和日常新闻，被派驻在中国也恰好给他提供足够的空间，让他能够以相对休闲的状态去观察中国。比如刘香成见到天安门前穿着军大衣的年轻人在喝可口可乐，一边说“尝起来马马虎虎”，这样的情景对他来说“太新鲜”，于是就有了那张穿着军大衣的小伙靠在金水桥，一手插袋一手把喝了半瓶的可口可乐指向镜头的照片。
恢复高考那阵子，很多人家里晚上灯不够用，考大学的学生就跑到天安门广场看书，刘香成就拿着莱卡相机，计算着需要曝光25秒，就数25下，拍下了天安门广场华灯下读书的高中生照片。
1981年，刘香成随一批美国大学的商科教授去大连理工大学做学术交流。一天早晨，教授们去学习打太极拳，他一个人在校园里溜达，见到一个学生在毛主席雕像下滑冰，伸展着胳膊，如鸟儿一样，呈现着一种崭新的姿态。“瞬间觉得很说明那个时代，如果当时我没感觉中国在变的话，这个事情可能在我眼中一下子就过去了。”这就有了毛泽东雕像下的滑冰男孩的照片。除此之外，刘香成还捕捉到上海的一群小学生在舞台上表演“打倒四人帮”；北京工人文化宫里的集体婚礼上，一位年轻女子唱着一首歌颂社会主义的歌；北京四季青的农民将地里的大白菜一颗颗扔向缓慢移动的卡车……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符号，可能是一张画、一件事情、一组动作、一种表情。之所以把它看作符号，一定有真实的东西在其中。”刘香成执着地相信，照片并非为了追求画面的美感，而是让视觉讲出新鲜、生动的故事。而这一见解，源自同样以“中国”为主题的摄影先驱布列松的观点：“拍摄一张图片的决定性一刻，是人的思想和心智跟眼前的画面碰撞之时。”
“一张不朽的照片能唤起观众的某种情绪”，刘香成以照片去捕捉那些从“文革”的影响中走出来、重新燃起人文精神的中国人：“这段转变时期中充满了天真、急切与新奇。经过这一时期，中国真的融入了世界。”
巨变中的个体
第二个展厅中的作品，则能看出融入世界之后的中国，笼罩在浓重的全球化气氛下，呈现出一种新的视野。 1995年后，刘香成退出新闻一线。他创办M图片社，主办《中》月刊，之后又加入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出任中国区高级副总裁，帮助星空卫视落地大陆……工作发生转型，刘香成从记者变成了媒体管理者。也因此，拍摄的客体及摄影风格也发生了改变。在办《中》月刊时，刘香成试图用《名利场》杂志的方式，以摄影来记录一些名人，之后，艺术家、导演、演员、模特等就成为刘香成关注的主要对象。《中》的英文名为 “The Chinese”，雄心勃勃地以大图片报道海外 3000万华人，却在 1997年被亚洲金融风暴淹没。但刘香成这一时期确立的摄影风格却延续至今，构成了第二个展厅中的作品。
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 WTO，刘香成预料到这将是一个重大转折点——中国将直面全球化的浪潮。他高价约请艺术家王广义，一同创作了一幅政治波普油画《WTO》。画中工人手中的红宝书里跳出了“WTO”，银行、汽车、电影、电信等受全球化冲击最大的产业对应的英文单词醒目地点缀在画面上。这幅画如今就挂在刘香成北京的四合院内。
此后，全球化中的个体成为刘香成观察、记录时代的切入点。他开始拍摄名人肖像作品，一改以往新闻、纪实摄影时抓拍的方式，转而以摆拍来探求人物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
在拍摄已故画家丁雄泉时，刘香成和他聊天，发现他对性有一种独特的见解，他也经常到酒店里画画。刘香成让丁雄泉穿着蓝白色印花的睡衣，站在他自己的画作前，仰头看着画作中的裸女体。睡衣深敞的衣领，露出丁雄泉胸前的毛发，灯光在他脸上、胸膛上洒下昏黄，整张作品流露着性的暗示。而拍摄周有光是在他家中的饭厅，刘香成仿照他的摄影老师基恩·米利拍摄毕加索时让毕加索执着画笔绘画的创意，同样让周有光拿着笔书写“中国”和自己的名字。在这样的“摆拍”下，镜头中的人物被赋予了一种主观的阐释，也因此，相比刘香成之前的新闻、纪实类“记录”，如今的肖像摄影更像是一种“创作”。
“躺拍”似乎是刘香成拍摄名人的惯用创作方式之一。拍陈凯歌时，他让陈凯歌把鞋袜脱了，躺在地上，按照他的指示做各种翻滚动作，最后这位大导演以趴着的姿势上了相片。拍张晓刚时，他了解到张晓刚每天会睡午觉，就让张太太在他午睡时通知自己。赶过去的时候，张晓刚已经睡着了，并不知情，刘香成拍下熟睡中的张晓刚，朦胧的背景中，恰好是他自己一幅同样闭眼酣睡的人物画作。展览中被刘香成“躺拍”的还有洪晃、瞿颖、邵忠等。
除名人摄影外，第二个展厅内也有一些纪实摄影，延续了以往的风格。比如，1996年，刘香成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报道，说江泽民去贵州六盘水考察，那里是中国最穷的地方。这触发了他的兴趣，立刻去查中国最富的地方在哪里，发现是浙江温州，于是就去这两个地方进行观察和拍摄。
在六盘水，他拍下了学校中的穷困学生，在温州，他拍下了满头卷着发卷的妇女一手提着大哥大接电话的情景，两组照片在展厅中形成鲜明对比，强烈地彰显着中国的贫富差距，也是全球化浪潮下中国最真切的现实。
“我一直在思考影像的力量，”刘香成说，“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在全世界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对于欧洲或美国，或是日本，都已有完善的共同记忆，而关于中国的共同记忆却是模糊的。如果用文字去建构记忆，可能会引起偏差，但摄影却为建构公共记忆的平台提供了可能。”
刘香成在中华艺术宫的新个展名为“中国梦，三十年”。所谓“三十年”，源1983年《毛之后的中国》出版至今恰好30年。两个展厅清晰划分着刘香成摄影作品的转变。第一个展厅是《毛之后的中国》的延续，展出以刘香成80年代的黑白摄影作品为主，大多是政治人物和普通人的生活。而第二个展厅中，则是90年代以后的作品，以名流肖像为主，绝大多数都是如今文化艺术中的重量级人物。在刘香成的镜头中，张晓刚和他的妻子在作品前对望，刘小东专注地画他的“缪斯”，陈曼拿着相机对着范冰冰按下快门，张艺谋和姜文在电影外景地看着摄影机研究取景，郭敬明站在外滩前让东方明珠等建筑物隐没其身后……
凯伦·史密斯是此次展览的策展人，她在中国工作生活长达17年之久，世博会期间，摄影集《上海：1842-2010 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就是由她和刘香成共同编撰的。在她眼中，刘香成“通过镜头把标准的‘西方的思索’带到了中国，却又不失中国气息，还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关心政治，这样的纪实摄影在当时的中国可谓独一无二。”凯伦·史密斯准确地捕捉到刘香成作品中的时间线索，以两个展厅来划分他这30年的摄影。在她看来，80年代后，中国注入了一股自由的新气息，为高度集中的思想松了绑。“这也是一个标志，标志着成功的变革将要对长久以来的苦难进行补偿。从精神上来看，人们能够感觉到邓小平正带领着国家走向开放。”而刘香成的照片恰好展现了这段时期生活与社会的冲突。
对这样的划分，刘香成有他自己的思考：“1970年代末期和1980年代初，中国依然是一个集体主义的社会，而到了1990年代后期，中国走到了个人主义的时代。”他的摄影客体的转变，也恰好是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下从集体化向个人化的转变：“如果经济不转型，个人主义是不会冒出来的。而细节，是从图片里表现出来的。”
刘香成认为，每一个国家都有梦，中国在经济发展上达到一定的基础，开始感觉到软实力的欠缺，中国梦被提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艺术家精心遴选的 117 幅照片，则是过去30年间中国人实现梦想的过程：“我去看普通人生活的细节，他们怎么工作，如何去爱，乃至互相建立起新的肢体语言……这些，都汇聚成了我版本里的中国。”
毛泽东之后的中国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辞职讲话，刘香成不顾克格勃警告，按下快门，拍下了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后把讲稿往桌上猛地一扔的瞬间。第二天，这张照片成为全世界大报的头条，刘香成也因此获得了普利策现场新闻图片报道奖。
1976年，刘香成来到广州，他原本想拍毛泽东葬礼的情景，但没能实现。他在珠江口徘徊，见到江边几个普通老百姓在打太极拳。这些置身于时代巨变中的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却表现得如此淡定。他按下快门，心中的计划随之也变得清晰：“我非常兴奋，我要拍毛泽东以后的中国。”
1978年，他成为《时代》首任驻京摄影师，5年后，他发表了摄影集《毛之后的中国》，这本只有96张照片的薄薄的摄影集，让许多中国摄影师学会了如何用日常生活中的点滴来呈现时代巨变。而当时，原本一统中国的“新华体”摄影——在照片中制造不属于当下而指向未来的乐观想象，并为意识形态服务——也恰好受到全面冲击。就这样，刘香成的捕捉“细碎”的方式成了中国摄影记者的重要参考范本。
在第一个展厅中，黑白的摄影作品正是《毛之后的中国》的延续，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顾铮总结刘香成这一时期的摄影作品，认为它们开始时属于新闻摄影范畴，立场还是还原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细节。而随着他在中国拍摄的深入，摄影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之后涵盖中国改革开放长时段的照片里，在新闻性很强的照片之外，则是通过长期观察呈现更深层变化的纪实性照片。
而在刘香成看来，长期观察也是一件颇为“无奈”的事。当时中国没有突发新闻和日常新闻，被派驻在中国也恰好给他提供足够的空间，让他能够以相对休闲的状态去观察中国。比如刘香成见到天安门前穿着军大衣的年轻人在喝可口可乐，一边说“尝起来马马虎虎”，这样的情景对他来说“太新鲜”，于是就有了那张穿着军大衣的小伙靠在金水桥，一手插袋一手把喝了半瓶的可口可乐指向镜头的照片。
恢复高考那阵子，很多人家里晚上灯不够用，考大学的学生就跑到天安门广场看书，刘香成就拿着莱卡相机，计算着需要曝光25秒，就数25下，拍下了天安门广场华灯下读书的高中生照片。
1981年，刘香成随一批美国大学的商科教授去大连理工大学做学术交流。一天早晨，教授们去学习打太极拳，他一个人在校园里溜达，见到一个学生在毛主席雕像下滑冰，伸展着胳膊，如鸟儿一样，呈现着一种崭新的姿态。“瞬间觉得很说明那个时代，如果当时我没感觉中国在变的话，这个事情可能在我眼中一下子就过去了。”这就有了毛泽东雕像下的滑冰男孩的照片。除此之外，刘香成还捕捉到上海的一群小学生在舞台上表演“打倒四人帮”；北京工人文化宫里的集体婚礼上，一位年轻女子唱着一首歌颂社会主义的歌；北京四季青的农民将地里的大白菜一颗颗扔向缓慢移动的卡车……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符号，可能是一张画、一件事情、一组动作、一种表情。之所以把它看作符号，一定有真实的东西在其中。”刘香成执着地相信，照片并非为了追求画面的美感，而是让视觉讲出新鲜、生动的故事。而这一见解，源自同样以“中国”为主题的摄影先驱布列松的观点：“拍摄一张图片的决定性一刻，是人的思想和心智跟眼前的画面碰撞之时。”
“一张不朽的照片能唤起观众的某种情绪”，刘香成以照片去捕捉那些从“文革”的影响中走出来、重新燃起人文精神的中国人：“这段转变时期中充满了天真、急切与新奇。经过这一时期，中国真的融入了世界。”
巨变中的个体
第二个展厅中的作品，则能看出融入世界之后的中国，笼罩在浓重的全球化气氛下，呈现出一种新的视野。 1995年后，刘香成退出新闻一线。他创办M图片社，主办《中》月刊，之后又加入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出任中国区高级副总裁，帮助星空卫视落地大陆……工作发生转型，刘香成从记者变成了媒体管理者。也因此，拍摄的客体及摄影风格也发生了改变。在办《中》月刊时，刘香成试图用《名利场》杂志的方式，以摄影来记录一些名人，之后，艺术家、导演、演员、模特等就成为刘香成关注的主要对象。《中》的英文名为 “The Chinese”，雄心勃勃地以大图片报道海外 3000万华人，却在 1997年被亚洲金融风暴淹没。但刘香成这一时期确立的摄影风格却延续至今，构成了第二个展厅中的作品。
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 WTO，刘香成预料到这将是一个重大转折点——中国将直面全球化的浪潮。他高价约请艺术家王广义，一同创作了一幅政治波普油画《WTO》。画中工人手中的红宝书里跳出了“WTO”，银行、汽车、电影、电信等受全球化冲击最大的产业对应的英文单词醒目地点缀在画面上。这幅画如今就挂在刘香成北京的四合院内。
此后，全球化中的个体成为刘香成观察、记录时代的切入点。他开始拍摄名人肖像作品，一改以往新闻、纪实摄影时抓拍的方式，转而以摆拍来探求人物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
在拍摄已故画家丁雄泉时，刘香成和他聊天，发现他对性有一种独特的见解，他也经常到酒店里画画。刘香成让丁雄泉穿着蓝白色印花的睡衣，站在他自己的画作前，仰头看着画作中的裸女体。睡衣深敞的衣领，露出丁雄泉胸前的毛发，灯光在他脸上、胸膛上洒下昏黄，整张作品流露着性的暗示。而拍摄周有光是在他家中的饭厅，刘香成仿照他的摄影老师基恩·米利拍摄毕加索时让毕加索执着画笔绘画的创意，同样让周有光拿着笔书写“中国”和自己的名字。在这样的“摆拍”下，镜头中的人物被赋予了一种主观的阐释，也因此，相比刘香成之前的新闻、纪实类“记录”，如今的肖像摄影更像是一种“创作”。
“躺拍”似乎是刘香成拍摄名人的惯用创作方式之一。拍陈凯歌时，他让陈凯歌把鞋袜脱了，躺在地上，按照他的指示做各种翻滚动作，最后这位大导演以趴着的姿势上了相片。拍张晓刚时，他了解到张晓刚每天会睡午觉，就让张太太在他午睡时通知自己。赶过去的时候，张晓刚已经睡着了，并不知情，刘香成拍下熟睡中的张晓刚，朦胧的背景中，恰好是他自己一幅同样闭眼酣睡的人物画作。展览中被刘香成“躺拍”的还有洪晃、瞿颖、邵忠等。
除名人摄影外，第二个展厅内也有一些纪实摄影，延续了以往的风格。比如，1996年，刘香成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报道，说江泽民去贵州六盘水考察，那里是中国最穷的地方。这触发了他的兴趣，立刻去查中国最富的地方在哪里，发现是浙江温州，于是就去这两个地方进行观察和拍摄。
在六盘水，他拍下了学校中的穷困学生，在温州，他拍下了满头卷着发卷的妇女一手提着大哥大接电话的情景，两组照片在展厅中形成鲜明对比，强烈地彰显着中国的贫富差距，也是全球化浪潮下中国最真切的现实。
“我一直在思考影像的力量，”刘香成说，“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在全世界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对于欧洲或美国，或是日本，都已有完善的共同记忆，而关于中国的共同记忆却是模糊的。如果用文字去建构记忆，可能会引起偏差，但摄影却为建构公共记忆的平台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