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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收入倍增计划鼓舞人心，异地高考方案“小步稳进”，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牵动人心，“家庭农场”激荡梦想……攸关民生的政策，成为代表热议的焦点。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政府的奋斗目标。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改善民生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始终。
报告强调：“我们必须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政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着力加强社会建设。”代表们在审议时认为，只有民生得到切实改善，“中国梦”才有实现的根基。
收入分配改革的缓与急
“两会”前夕，由人民网联合《人民日报》推出的2013年“两会”网络调查中，“收入分配”成为最受关注的十大热点问题之一。作为中国式幸福的实现路径，收入分配改革自然成为代表热议的焦点。
“网民说，当前是GDP一大步，财政收入两大步，居民收入迈半步。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不争的事实。”浙江长盛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车工组长许忠明代表开门见山。
人代会前，国务院批转《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若干意见从初次分配、再分配、农民增收和分配秩序等4个方面，提出了30条政策措施，积极回应了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
“虽然公布了若干意见，但是总的来说，只是一个指导性、原则性文件，还需要出台配套方案和实施细则。同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调整，很难通过一个文件就能毕其功于一役。”武义县柳城畲族镇青坑村村委会主任俞学文代表说。
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马荣荣代表建议，可从“托底、扩中、限高”3个方面推动收入分配改革。他对此进行解释：
“托底”，就是要保护和支持弱势群体。“一些贫困家庭，为了让孩子能念上大学，他们省吃俭用，甚至借钱为孩子付学费；有的家庭，因为亲人一场大病，花光了家里的钱。这些弱势群体，需要政府保护和支持，也就是托底。”在他看来，“托底”是居民收入分配改革取胜的关键。
“扩中”，指的是强化就业创业扶持，让大家能赚到更多的钱。“中等收入群体的增加，是居民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扩中’的关键在于实施积极的就业创业政策，增加居民劳动性收入，实现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
而“限高”，则要通过完善税收制度，加强税收征管来完成。“二次分配是必然会经历的一步，但是，这涉及到国家层面的政策，现在先要做好第一步，再慢慢研究后面怎么走。”马荣荣说。
“缩小贫富差距是一个方面，但根本的是要走共富之路，让老百姓的钱包鼓起来。”在浙江代表团开放团组活动现场，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宗庆后代表如此回答记者的提问。
浙江雅莹服装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华明代表也赞同此观点。他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这无疑给社会释放了“民富优先”的信号，表明国家已下决心从追求“国富”转向更加追求“民富”，让人们更好地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
宗庆后建议，在一定时期内暂时免征工薪阶层个人所得税。他说，根据十八大提出的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到2020年，居民收入将达到10000元每月。以目前个税起征点3500元为例，每月应缴税款为745元，一年就是8940元。
“工薪阶层的个人所得税只占国家税收收入中很小一部分，对国家的财政收入影响较小。何不免征工薪阶层个人所得税，让老百姓的收入得到实质性增长？”
居民增收关键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如何提高农村居民收入？
长兴县煤山镇新川村党支部书记张天任代表认为，首先要在农村建立产业平台，让农民就业，拥有固定的收入；其次是盘活农村资源，因为农民有土地、房屋等资源，可以通过抵押的方式，让农民手中有流动资金。
“同时，许多农民手中有存款，可以通过建立农村合作社、金融合作社和股份公司等方式，让‘死钱’变为‘活钱’。农民更有钱了，大家就会去消费，从而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形成良性循环。”张天任说。
城镇化的危与机
“加快推进户籍制度、社会管理体制和相关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政府工作报告》如此勾画城镇化的美丽图景。
城镇化孕育着经济发展的新机遇，但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城镇化不是砖头瓦块的堆砌，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但当前农民工想要“移民”城市还面临诸多鸿沟。奉化市萧王庙街道滕头村党委书记傅企平代表说，农民工进城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户籍问题。
“在户籍上有60多种城乡不平等的福利。以医疗为例，根据个人户籍和职业，中国的基本医疗保险分为新农合、城镇居民医保、公费医疗制度等种类。这些医保制度的报销标准各异，一般不允许异地报销。”傅企平说，外地人参加的是新农合，他到城市里打工，除非是住院，否则看病不能报销。
住在城市却因户口问题无法享受当地市民享有的福利，他们的生活被形容为“农民的身份，干工人的活，过流浪者的生活”。
傅企平感叹，以户籍阻止农民工享受市民福利，不公平。他建议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改变“市民、农民工”二元结构，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作为农民工代表，浙江乔顿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西服整烫工吕华荣最关心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
吕华荣说，有一次，她的一位同事得知孩子在老家不上学，整天泡网吧，当场就在车间里哭起来。吕华荣建议，可以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教育券制度”。“也就是说，实行‘教育转移支付’，把国家九年义务教育给每个学生的补助资金，以‘教育券’的形式下发到每个学生手里。”吕华荣说，如果“教育券”全国流通，农民工的孩子可以凭“教育券”就学，各地政府凭“教育券”与中央财政结算，这样就可以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难问题。
同为农民工代表，宁波维科精华家纺有限公司员工杨晓霞代表建议，出台促进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健康有序入学的政策。 杨晓霞介绍说，近10年来，来甬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平均每年增加两万人左右，北仑、江北、镇海、鄞州等地农民工随迁子女就读人数甚至超过本地户籍学生。
“这样一来，就导致这些地方普遍面临经费、土地、校舍、师资等资源不足难题，成为制约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推进小班化、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瓶颈。”
对此，杨晓霞建议，国家要进一步加大对流入地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对接纳农民工子女人数多的地区增加土地指标，以便建设更多的中小学校，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同时，要统筹兼顾流入地城市的功能定位、产业结构布局和资源承载能力，抓紧制订出台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就学、升学的相关具体政策。
医疗体制改革的虚与实
“医改数年，过功如何，心里知道。看穷乡僻壤，缺医少药；大中医院，额烂头焦。瞧无业游民，遂成药闹。一代名医，扁鹊华佗，泉下把头摇。数医学院校，无人报考。”有人大代表引用这句“顺口溜”概括老百姓对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满。
“虽不一定准确，却多少反映了现实的无奈。”温州医学院院长瞿佳代表认为，当前亟须改变优质医疗资源过度集中问题。
“大病进医院、小病进社区，说了好多年，但还只是一个美丽的口号。”瞿佳认为，主要是因为大家不相信社区里能看好自己的病。
“如何让好医生进社区？应该参考一些先进国家的做法，比如日本，大的医院都有淘汰制，每年10%—20%的医生必须要离开去下一级医院。他们并不是医术不高，主要是因为上升空间有限，而到了小医院，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可能收入更高。”
“当然，从目前的体制看，国内做到医生淘汰制似乎不太可能。但可以建立基层医生规范化5年培训，即基层医院医生到三级以上医院培训5年，再回到乡镇医院。”瞿佳说。
瞿佳的观点与省肿瘤医院副院长葛明华代表的想法不谋而合。葛明华将向大会提交的建议锁定在如何稳定基层卫生人才队伍上。
“截至2012年底，全省已建成1626家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9449家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2308家巡回医疗点。但基层卫生服务网点卫技人员不足问题日益突出，部分地区甚至出现‘有站无人’现象，给群众就医带来极大不便。”葛明华说，这主要是由于绩效考核不够科学，挫伤了骨干人员积极性。同时，不少医学专业毕业生不愿意扎根基层。
为此，葛明华建议，教育部适时调整高等医学院校招生、培养计划，切实为基层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卫技适用人才。同时，加快研究县乡（镇）、社区服务中心卫生人才一体化管理制度，为基层卫生人才成长提供渠道，确保基层人员和技术的长久稳定。
2012年浙江不少地方公立医院进一步推动“不在药品上赚钱”的医药分离改革。按理说，以药补医机制改变后，老百姓应该觉得看病便宜了。但据卫生部门统计，大部分医院的均次费用持平，换句话说，改革以来，平均每个患者在医院花的钱，并没有减少。
为什么老百姓没得实惠？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保华代表认为，医疗服务的价格是上去了，而药价并没有便宜多少。
“现在的药还是太贵！”陈保华觉得，制药行业是良心行业，企业要长存，一定要做老百姓买得起的好药。此次人代会，这个在医药行业有着20多年从业经验的企业家带来了不少建议。
“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只有这样，才能破除‘以药养医’的固有格局，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和运营机制。”陈保华说，对于大部分老百姓来说，最关键的还是降低药价，而降低药价最关键的是医药分家。
食品安全监管的忧和喜
速成鸡、瘦肉精、地沟油……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事件，挑战着人们底线。《政府工作报告》勾勒了食品安全“保卫战”的“路线图”：严格从生产源头到消费的全程监管，加快形成符合国情、科学合理的食品药品安全体系，提升食品药品安全保障水平。
“你看看这水，放了几颗花生就变成这样的颜色，你还敢吃吗？所以我叫它‘黑心花生’。”在浙江代表团第一小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海宁市斜桥镇华丰村党委书记朱张金代表现场演示，将几颗黑花生放进一只玻璃杯，几秒钟后，开水竟变成红褐色。
“我花了6年时间调查了解整个食品市场，安全状况不容乐观。”朱张金忧心忡忡地说。这次他总共携带了300多种有毒食品和“毒品添加剂”进京，其中有经硫黄熏制、漂白的开心果，用皮鞭制作的人造鱼肚，经过染色的肉松等等。
他还对滥用农药的问题表示担忧。他说，像呋喃丹这样的高毒农药生产成本低，因为缺少法律监管和道德底线，加上销售领域监管不力，不断流入农业生产领域。“目前，农村中大多数年轻人在企业打工，真正从事一线农业生产的，以老年人居多，他们看不懂农药使用说明，滥用农药问题普遍存在。”
“最关键的是，部分蔬菜上市时还在农药药效期内，老百姓买到的可能就是有毒农产品。”朱张金说。
话音刚落，祐康集团董事长戴天荣代表立即接过话茬：“民以食为天，可现在变成了‘民以食为忧’。政府和社会都需要好好反思，问题出在哪里？我认为，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多头管理是一个因素。”
戴天荣说，他涉足的食品行业，严重存在分段式管理、交叉管理、职责不清的问题，从而造成“你可管、我可管，大家都不管、谁都没管好”。
让他感到欣慰的是，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明确，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对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食品安全和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这意味着，今后食品药品安全方面出了问题，责任就在这个部门。责任明确了，监管就会更有力。”戴天荣认为，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既说明中央看到了政府机构重叠存在的问题，又表明政府也在反思。
有了责任明确的机构，并不意味着食品安全问题可以一劳永逸。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沈琪芳代表指出，有关部门必须“拿出查酒驾的力度”，严格源头管理。
“我赞同这个观点。”宗庆后紧跟着说，“我国有些食品安全的标准制定得比国外还严格，可是没有执行力，一切都是空谈。有些专家也不负责，给了钱就通过，走形式。我了解到，瘦肉精还曾获得过科技创新奖。”
“安全问题归根到底还在于预防，特别是风险控制，这在我国是一块短板。”戴天荣说，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法较注重事后的惩罚和处理，而对事前的预防、事中的监管却不够重视。
他建议，应加强风险管控体系建设，提高事前预防、事中监管的比重，防患于未然。“比如，在监测市场食品安全方面，政府部门现在是进行双盲监测，随机在市场里面购买食品进行监测，但是监测比例还需进一步提升。目前香港是每千人9件，而全国做得较好的浙江省也只有每千人0.16件，离‘十二五’每千人2件的目标有相当距离。”
“说到底，食品安全与教育密不可分。教育不仅仅是教人知识、技术培训，更重要的是净化心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公民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如果每个人都能自觉以道德规范为准绳，我们才能吃得更放心！”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代表最后说。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政府的奋斗目标。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改善民生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始终。
报告强调：“我们必须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政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着力加强社会建设。”代表们在审议时认为，只有民生得到切实改善，“中国梦”才有实现的根基。
收入分配改革的缓与急
“两会”前夕，由人民网联合《人民日报》推出的2013年“两会”网络调查中，“收入分配”成为最受关注的十大热点问题之一。作为中国式幸福的实现路径，收入分配改革自然成为代表热议的焦点。
“网民说，当前是GDP一大步，财政收入两大步，居民收入迈半步。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不争的事实。”浙江长盛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车工组长许忠明代表开门见山。
人代会前，国务院批转《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若干意见从初次分配、再分配、农民增收和分配秩序等4个方面，提出了30条政策措施，积极回应了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
“虽然公布了若干意见，但是总的来说，只是一个指导性、原则性文件，还需要出台配套方案和实施细则。同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调整，很难通过一个文件就能毕其功于一役。”武义县柳城畲族镇青坑村村委会主任俞学文代表说。
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马荣荣代表建议，可从“托底、扩中、限高”3个方面推动收入分配改革。他对此进行解释：
“托底”，就是要保护和支持弱势群体。“一些贫困家庭，为了让孩子能念上大学，他们省吃俭用，甚至借钱为孩子付学费；有的家庭，因为亲人一场大病，花光了家里的钱。这些弱势群体，需要政府保护和支持，也就是托底。”在他看来，“托底”是居民收入分配改革取胜的关键。
“扩中”，指的是强化就业创业扶持，让大家能赚到更多的钱。“中等收入群体的增加，是居民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扩中’的关键在于实施积极的就业创业政策，增加居民劳动性收入，实现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
而“限高”，则要通过完善税收制度，加强税收征管来完成。“二次分配是必然会经历的一步，但是，这涉及到国家层面的政策，现在先要做好第一步，再慢慢研究后面怎么走。”马荣荣说。
“缩小贫富差距是一个方面，但根本的是要走共富之路，让老百姓的钱包鼓起来。”在浙江代表团开放团组活动现场，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宗庆后代表如此回答记者的提问。
浙江雅莹服装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华明代表也赞同此观点。他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这无疑给社会释放了“民富优先”的信号，表明国家已下决心从追求“国富”转向更加追求“民富”，让人们更好地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
宗庆后建议，在一定时期内暂时免征工薪阶层个人所得税。他说，根据十八大提出的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到2020年，居民收入将达到10000元每月。以目前个税起征点3500元为例，每月应缴税款为745元，一年就是8940元。
“工薪阶层的个人所得税只占国家税收收入中很小一部分，对国家的财政收入影响较小。何不免征工薪阶层个人所得税，让老百姓的收入得到实质性增长？”
居民增收关键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如何提高农村居民收入？
长兴县煤山镇新川村党支部书记张天任代表认为，首先要在农村建立产业平台，让农民就业，拥有固定的收入；其次是盘活农村资源，因为农民有土地、房屋等资源，可以通过抵押的方式，让农民手中有流动资金。
“同时，许多农民手中有存款，可以通过建立农村合作社、金融合作社和股份公司等方式，让‘死钱’变为‘活钱’。农民更有钱了，大家就会去消费，从而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形成良性循环。”张天任说。
城镇化的危与机
“加快推进户籍制度、社会管理体制和相关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政府工作报告》如此勾画城镇化的美丽图景。
城镇化孕育着经济发展的新机遇，但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城镇化不是砖头瓦块的堆砌，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但当前农民工想要“移民”城市还面临诸多鸿沟。奉化市萧王庙街道滕头村党委书记傅企平代表说，农民工进城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户籍问题。
“在户籍上有60多种城乡不平等的福利。以医疗为例，根据个人户籍和职业，中国的基本医疗保险分为新农合、城镇居民医保、公费医疗制度等种类。这些医保制度的报销标准各异，一般不允许异地报销。”傅企平说，外地人参加的是新农合，他到城市里打工，除非是住院，否则看病不能报销。
住在城市却因户口问题无法享受当地市民享有的福利，他们的生活被形容为“农民的身份，干工人的活，过流浪者的生活”。
傅企平感叹，以户籍阻止农民工享受市民福利，不公平。他建议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改变“市民、农民工”二元结构，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作为农民工代表，浙江乔顿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西服整烫工吕华荣最关心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
吕华荣说，有一次，她的一位同事得知孩子在老家不上学，整天泡网吧，当场就在车间里哭起来。吕华荣建议，可以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教育券制度”。“也就是说，实行‘教育转移支付’，把国家九年义务教育给每个学生的补助资金，以‘教育券’的形式下发到每个学生手里。”吕华荣说，如果“教育券”全国流通，农民工的孩子可以凭“教育券”就学，各地政府凭“教育券”与中央财政结算，这样就可以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难问题。
同为农民工代表，宁波维科精华家纺有限公司员工杨晓霞代表建议，出台促进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健康有序入学的政策。 杨晓霞介绍说，近10年来，来甬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平均每年增加两万人左右，北仑、江北、镇海、鄞州等地农民工随迁子女就读人数甚至超过本地户籍学生。
“这样一来，就导致这些地方普遍面临经费、土地、校舍、师资等资源不足难题，成为制约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推进小班化、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瓶颈。”
对此，杨晓霞建议，国家要进一步加大对流入地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对接纳农民工子女人数多的地区增加土地指标，以便建设更多的中小学校，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同时，要统筹兼顾流入地城市的功能定位、产业结构布局和资源承载能力，抓紧制订出台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就学、升学的相关具体政策。
医疗体制改革的虚与实
“医改数年，过功如何，心里知道。看穷乡僻壤，缺医少药；大中医院，额烂头焦。瞧无业游民，遂成药闹。一代名医，扁鹊华佗，泉下把头摇。数医学院校，无人报考。”有人大代表引用这句“顺口溜”概括老百姓对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满。
“虽不一定准确，却多少反映了现实的无奈。”温州医学院院长瞿佳代表认为，当前亟须改变优质医疗资源过度集中问题。
“大病进医院、小病进社区，说了好多年，但还只是一个美丽的口号。”瞿佳认为，主要是因为大家不相信社区里能看好自己的病。
“如何让好医生进社区？应该参考一些先进国家的做法，比如日本，大的医院都有淘汰制，每年10%—20%的医生必须要离开去下一级医院。他们并不是医术不高，主要是因为上升空间有限，而到了小医院，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可能收入更高。”
“当然，从目前的体制看，国内做到医生淘汰制似乎不太可能。但可以建立基层医生规范化5年培训，即基层医院医生到三级以上医院培训5年，再回到乡镇医院。”瞿佳说。
瞿佳的观点与省肿瘤医院副院长葛明华代表的想法不谋而合。葛明华将向大会提交的建议锁定在如何稳定基层卫生人才队伍上。
“截至2012年底，全省已建成1626家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9449家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2308家巡回医疗点。但基层卫生服务网点卫技人员不足问题日益突出，部分地区甚至出现‘有站无人’现象，给群众就医带来极大不便。”葛明华说，这主要是由于绩效考核不够科学，挫伤了骨干人员积极性。同时，不少医学专业毕业生不愿意扎根基层。
为此，葛明华建议，教育部适时调整高等医学院校招生、培养计划，切实为基层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卫技适用人才。同时，加快研究县乡（镇）、社区服务中心卫生人才一体化管理制度，为基层卫生人才成长提供渠道，确保基层人员和技术的长久稳定。
2012年浙江不少地方公立医院进一步推动“不在药品上赚钱”的医药分离改革。按理说，以药补医机制改变后，老百姓应该觉得看病便宜了。但据卫生部门统计，大部分医院的均次费用持平，换句话说，改革以来，平均每个患者在医院花的钱，并没有减少。
为什么老百姓没得实惠？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保华代表认为，医疗服务的价格是上去了，而药价并没有便宜多少。
“现在的药还是太贵！”陈保华觉得，制药行业是良心行业，企业要长存，一定要做老百姓买得起的好药。此次人代会，这个在医药行业有着20多年从业经验的企业家带来了不少建议。
“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只有这样，才能破除‘以药养医’的固有格局，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和运营机制。”陈保华说，对于大部分老百姓来说，最关键的还是降低药价，而降低药价最关键的是医药分家。
食品安全监管的忧和喜
速成鸡、瘦肉精、地沟油……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事件，挑战着人们底线。《政府工作报告》勾勒了食品安全“保卫战”的“路线图”：严格从生产源头到消费的全程监管，加快形成符合国情、科学合理的食品药品安全体系，提升食品药品安全保障水平。
“你看看这水，放了几颗花生就变成这样的颜色，你还敢吃吗？所以我叫它‘黑心花生’。”在浙江代表团第一小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海宁市斜桥镇华丰村党委书记朱张金代表现场演示，将几颗黑花生放进一只玻璃杯，几秒钟后，开水竟变成红褐色。
“我花了6年时间调查了解整个食品市场，安全状况不容乐观。”朱张金忧心忡忡地说。这次他总共携带了300多种有毒食品和“毒品添加剂”进京，其中有经硫黄熏制、漂白的开心果，用皮鞭制作的人造鱼肚，经过染色的肉松等等。
他还对滥用农药的问题表示担忧。他说，像呋喃丹这样的高毒农药生产成本低，因为缺少法律监管和道德底线，加上销售领域监管不力，不断流入农业生产领域。“目前，农村中大多数年轻人在企业打工，真正从事一线农业生产的，以老年人居多，他们看不懂农药使用说明，滥用农药问题普遍存在。”
“最关键的是，部分蔬菜上市时还在农药药效期内，老百姓买到的可能就是有毒农产品。”朱张金说。
话音刚落，祐康集团董事长戴天荣代表立即接过话茬：“民以食为天，可现在变成了‘民以食为忧’。政府和社会都需要好好反思，问题出在哪里？我认为，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多头管理是一个因素。”
戴天荣说，他涉足的食品行业，严重存在分段式管理、交叉管理、职责不清的问题，从而造成“你可管、我可管，大家都不管、谁都没管好”。
让他感到欣慰的是，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明确，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对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食品安全和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这意味着，今后食品药品安全方面出了问题，责任就在这个部门。责任明确了，监管就会更有力。”戴天荣认为，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既说明中央看到了政府机构重叠存在的问题，又表明政府也在反思。
有了责任明确的机构，并不意味着食品安全问题可以一劳永逸。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沈琪芳代表指出，有关部门必须“拿出查酒驾的力度”，严格源头管理。
“我赞同这个观点。”宗庆后紧跟着说，“我国有些食品安全的标准制定得比国外还严格，可是没有执行力，一切都是空谈。有些专家也不负责，给了钱就通过，走形式。我了解到，瘦肉精还曾获得过科技创新奖。”
“安全问题归根到底还在于预防，特别是风险控制，这在我国是一块短板。”戴天荣说，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法较注重事后的惩罚和处理，而对事前的预防、事中的监管却不够重视。
他建议，应加强风险管控体系建设，提高事前预防、事中监管的比重，防患于未然。“比如，在监测市场食品安全方面，政府部门现在是进行双盲监测，随机在市场里面购买食品进行监测，但是监测比例还需进一步提升。目前香港是每千人9件，而全国做得较好的浙江省也只有每千人0.16件，离‘十二五’每千人2件的目标有相当距离。”
“说到底，食品安全与教育密不可分。教育不仅仅是教人知识、技术培训，更重要的是净化心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公民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如果每个人都能自觉以道德规范为准绳，我们才能吃得更放心！”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代表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