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生长在部队大院的我，听着起床号穿衣吃饭，听着熄灯号进入梦乡；听惯了五湖四海的叔叔喊的出操令，听惯了南腔北调的阿姨唤儿回家吃饭的声音。入伍南国，我又熟悉了那种鸟语花香般的赛歌调；曾几何时会对一种语言由衷感念……恰恰是离京四年后的探亲，当时我坐在特快列车硬座车厢，冥想着36小时后与父母弟妹相见该是怎样的场景时，对面座位上落座了一位年轻的销售员。他那浓浓的京腔京韵，竟听得我泪流满面。从那一刻起，我才知道我的家乡是北京；我才知道什么是近乡情更怯；我也才知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是永恒的真理。


　　20世纪80年代末，为解决我上班、女儿上学的两难问题，我家搬到了雅宝路14号，借住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南屋。院门在胡同的南边，是向北开的大杂院，小屋位于内院东南角，是间倒座房。一条木板拼接着一张双人床，顶着东南墙占去了大半空间。西墙的一点空当放了一节组合柜，码放衣被杂物。而北墙一半为门，一半为窗。窗内放了一个碗柜，窗外是对面屋的厨房，屋檐下那一点空间将将放下一个灶台。
　　春秋的风尘、夏冬的雨雪，和着屋檐上搭着的塑料布的抖动声，伴着我家锅碗瓢盆奏着交响曲。现在说起来似乎很美，可那时候真的好无奈呀。最惨的是冬天，屋里架上煤炉，占去回旋的一点点空间。每到饭点儿，做好的饭菜要先放在碗柜上，我和女儿必须先坐在床上，再把折叠桌打开，并紧靠床边。这才能为先生进屋腾个空儿，而先生闪身进屋关门才能落座。
　　隔壁是两间人户分离的空屋。北屋住着吴大妈和她年轻的儿子、儿媳。儿子叫大方，新婚不久，是个很大方、很帅气的小伙子；儿媳文静、漂亮还贤惠，好温馨的一家人哪。而我们一家三口入住后，这个小内院真真有了生气：女儿从小文静、胆小，学习努力，人见人夸。可学到算术元角分时，却怎么也弄不明白。大夏天儿的晚傍晌儿，在院儿里的小椅子上，我掰开揉碎地给女儿讲：10分是1角，10角是1元。那8分加5分是多少？13分！女儿响亮地回答。错！我厉声呵斥。手里又拿出一把钢销：10分可以换1角。那8分加5分是多少？女儿怯怯地回答：13分。我忍不住抬手一巴掌，你怎么这么笨！没想到，原本倚门欣赏的大妈急了：“你是她亲妈吗？哪有你这样教孩子的？从来不让她摸钱，这会儿让她算钱，她怎么知道？”这似乎有理，“可人家孩子怎么知道？”“你去看看，人家这么大孩子，早拿钱去打酱油了。”刚下班进门的大方拉起哭着的女儿：“来，叔叔教你。”奇了怪了，不知大方用的什么招儿，女儿会了，还一通百通。
　　与吴大妈家挨着的西屋，门儿却冲北开着，紧挨着里外院过道儿，住着一位大爷。真抱歉，我一直叫大爷，却没敢问姓什么。但我却永远记着大爷那中等个儿、清瘦身材、花白头发的模样。因为我是临时借住，没有户口，冬天不能买煤。没有煤，冬天怎么取暖？正发愁，大爷拦住正要出门的我说：圆圆她妈，我给你把煤订下了。先订100块，还有10块引火煤。用完咱再买。我连声道谢，这么多煤，得烧到什么时候呀。可煤钱多一分大爷也不要。
　　冬天起火的時候到了，我才发现这烧煤炉可不是想学就能学会的。晚上好不容易把小屋烧暖了，封好火，第二天早上屋里却冰冰凉。起床一看，炉子病殃殃的，没有一点儿生气，一捅干脆就全塌了。没办法，只好等晚上下班回家，又是报纸又是劈柴，加上引火煤，满屋子乌烟瘴气。有时候一块引火煤居然不够，点不着。结果，不出一个礼拜，引火煤没有了……大爷听说愣住了：圆圆妈，你是烧煤呀还是烧炭呀？说归说，大爷还是送来了自家的引火煤。对门大妈看不下去了：“圆圆妈，你还是到我屋里倒一块过去吧。”于是，这整整一个冬天，大爷不停地订煤送炭；大妈见天儿地送火看炉子。
　　终于盼到天暖和了，满院子又看我大盆小盆在院门口的公用水管边上洗开了。被罩、床单等大件，我可以用自行车驮回原住处用洗衣机洗。可随身的衣服一家三口儿也不少哇。于是，每个周末，小院的晾衣绳几乎让我承包了。出来进去的邻居们几乎都撂下同样的话：“圆圆妈，你可真勤快呀！”多少年过去了，今天写到这儿，我突然想起，那勤快后边的话莫不是：这得费多少水呀！


　　而洗好的衣服，搭上晾衣绳后，我就可以无忧无虑地干其他事儿了。因为，甭管我去哪儿，也甭管是刮风还是下雨，我都不会急着往回赶，小院儿的大爷大妈总有人帮我收着。
　　雅宝路，我在那里仅仅住了一年多，院里的邻居还没有认全就搬走了。那是我在北京住过的唯一一个大杂院……
　　后来，大方来看我，说小院儿要拆迁，他们也要搬家了。我赶紧回去想再看看那个小院儿，可那里已经面目全非。再后来，那里成了金宝街，我竟连—点点小院儿的痕迹也找不到了。啊，吴大妈，还有我没有问清楚姓名的大爷，你们可安好？大方，你现在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