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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陈允吉教授对人讲老教授故事，郭绍虞、朱东润、陈子展、赵景深、蒋天枢等复旦中文系的老教授均有涉及。也讲到了刘大杰（一九○四至一九七七），尤其讲到了他 “跳黄浦 ”的故事：
我们进校的时候都很钦佩刘大杰先生，因为他才华横溢，学识兼茂。据一些老学长说，刘先生以前经常跟学生讲他的丰富经历，比如到过巴黎啦，巴黎怎么漂亮啦，说得很像回事。思想改造的时候要填履历表，结果履历表里没有这些内容，别人就觉得他是不是有所隐瞒。而他自己觉得面子上也有点放不下，就去跳黄浦江了，不过是到人很多的地方去跳的（盛韵：
《陈允吉谈复旦中文系名师》，载《东方早报》二○一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刘大杰确是 “有故事的人 ”，甚至还很有传奇性。一个少失怙恃的湖南农家子弟，一路苦学苦斗，求学武昌高师，又留学日本六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院，短短十二年间，完成了从农民到大学教授的 “华丽转身 ”，先后任安徽大学、四川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暨南大学等校教授，抗战胜利后还一度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一九四九年后，长期执教复旦大学，历任中文系教授、文學教研组主任、系代理主任。他还是个多面手，后虽以学者身份名世，早年却能创作，擅诗词，会翻译。尤其是小说创作，以郁达夫为师，一度还与郁达夫亦师亦友，亲炙复切磋，颇得郁氏感伤浪漫之真传。近年上海遴选 “海上文学百家 ”，分卷出版，其中一卷里就有刘大杰。
这些年讲刘大杰故事，多是与那著名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有关的事。这部文学史，早些年的中文学子可是人手一册，书中的许多段落，大概括，富思辨，又文采斐然，一些学子都能出口成诵。更不用说这部文学史一波三折的命运，他的三次修订，本身就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传奇故事。至于刘大杰自沉黄浦江，固然不算小事一桩，说者却是很少说及，至多是点到即止，罕见有人探个究竟。陈允吉也是老教授了，要把这事说个所以然，不能不令人眼前一亮。
陈允吉进复旦中文系时在一九五七年，而刘大杰 “跳黄浦 ”则在一九五二年三月，故而陈允吉要特地点明是 “据一些老学长说 ”。刘大杰为何要 “跳黄浦”？这个听来的故事说得十分 “轻巧 ”，甚至多少有些 “好玩儿 ”。仿佛是刘大杰喜浮华，好吹牛，一旦被人揭破，又好面子，面子过不去，唯有一死了之。而且，死就死吧，却又不是真想死，只是死给人看，“自杀表演 ”而已。稍作探究，会发现这个“好玩儿 ”的说法，还颇有市场，似乎是传之既久，早已形成一种 “民间舆论 ”。比如，在陈允吉讲此故事之前，有人就在文章里写过：“复旦的刘大杰上课吹牛去过欧罗巴，‘洗澡 ’时被揭穿，面子过不去，跳了黄浦江。”（启之：《“脱裤子 ”·“割尾巴 ”·“洗手洗澡 ”》，载经济观察网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刘大杰自沉黄浦江，事发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陈允吉的讲法里点明了这个背景，但把这个运动说得过于轻松平淡，会让今天的年轻人以为就是交代交代，填一填表，再审查审查，走走过场而已。其实这一运动的真实进程并不简单。最为紧要者，乃在思想改造运动遭遇了 “三反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这两个运动几乎同时启动。按理，两个运动各自有属于自己的施用对象和范围，前者的施用对象自是知识分子，他们大抵可以自外于 “三反 ”运动，至少不必也把 “三反 ”运动在知识分子身上操演一遍吧。然而，真实情形是，“三反 ”运动为思想改造运动所容纳，思想改造运动伊始，首先进行的就是 “三反 ”运动，一段时间之后，才相机转入思想改造运动。华东局宣传部关于上海高等学校开展 “三反 ”运动的报告（一九五二年四月）说得很清楚：
“对四个重点大学（引者按，指交通、同济、复旦、华东师范四所大学）的方针，是使 ‘三反 ’运动与思想改造密切相结合，并在这个基础上，稳健地进行组织清理与院系调整，为高等教育的改革运动创造前提条件。”大约思想改造之 “思想 ”固然罗列起来甲乙丙丁，头头是道，可它毕竟偏于 “虚”的一面，故而改造思想必须务 “实”，有了这个 “实”，即可为思想改造找到结实牢靠的理由，质言之，可求得一个切实可行的突破口。“三反 ”里要反掉的那三种东西，尤其是其中的 “贪污 ”和“浪费 ”，正是可 “数目字 ”量化的大实在，正好可借来一用，用它来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扫清道路。
杨绛的小说《洗澡》，写的也正是这一运动。其一、二部是铺垫，或者说写的是广义的 “思想改造 ”，第三部 “沧浪之水清兮 ”才正式进入 “洗澡 ”，亦即狭义的 “思想改造 ”运动。“脱裤子，割尾巴 ”，每个人都得洗澡，叫作 “人人过关 ”，“澡盆 ”还有 “大盆 ”“中盆 ”和“小盆 ”之分。这样的 “洗澡 ”，“洗”的正是 “三反 ”所要 “反”的“贪污 ”“浪费 ”和“官僚主义 ”这三种 “脏东西 ”，《洗澡》至少真实再现了 “‘三反 ’运动与思想改造密切相结合 ”这样一种事实。至于施蛰存曾经质疑杨绛：“我记得 ‘思想改造 ’是在一九五二年， ‘三反 ’是在一九五三年，本书作者说 ‘思想改造 ’是‘三反 ’运动中的事，恐怕错了。”（施蛰存：《读杨绛〈洗澡〉》，写于一九八九年十月七日，原刊《解放日报》，见《施蛰存七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这是施蛰存的记忆有误，而不是杨绛错了。
运动的设计者和运作者自是知晓高校不同于机关团体，它在贪污和浪费上的 “油水 ”颇不丰厚。明知 “油水 ”不丰，却偏要从这里“大捞一把 ”，当然有 “醉翁之意 ”。从上引华东局宣传部报告可知，自一九五二年三月五日到三月十八日，上海的四所重点大学，均分别停课，“反贪污斗争正逐步走向高潮 ”。大抵可推知，刘大杰正是在 “反贪污斗争正逐步走向高潮 ”的三月十八日前后投了黄浦江，因为三月二十日，华东局教育部副部长陈其五专就刘大杰自杀未遂事件做了一次讲话。作为一种应急反应，陈其五讲话自然首在安抚情绪，故而说了许多低调的好话，“不可以用对付大贪污犯的办法对待大多数犯了思想错误的同志 ”，“不可以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认识到自己是可以改造、必须改造的 ”，诸如此类。情急之下，陈其五也道出了不足为外人道的 “醉翁之意 ”：“三反 ……在学校中与机关团体中重点是有区别的，学校里主要是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主要对象是教师。阻碍教育改革的，主要不是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至今还在高校中占了支配地位，贪污毕竟是少数。但三反与思想改造分不开，所以必须从三反入手，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才能开展。对路费报了双份或多报了，书、纸张、木器等公私不分这类问题，要注重思想认识，不必斤斤计较和追查。”（《谭其骧日记》附录《谭其骧思想改造手记》，文汇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必须从三反入手，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才能开展 ”，此正是 “醉翁之意 ”。問题在于，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分明不是高校的主要问题，知识分子身上 “三反 ”的问题并不严重，人数比例也很小。那么，运动开展起来，势必陷入自相矛盾之局。实际上，“三反 ”运动在高校的推进可谓 “大张旗鼓 ”“轰轰烈烈 ”，一种 “暴风骤雨 ”的态势。华东局宣传部的报告展示了运动的四个步骤：
（一）经过充分动员准备之后，初步揭发贪污浪费现象；（二）全面展开反贪污斗争；（三）在三反基础上，展开对资产阶级思想系统的批判；（四）如条件成熟，则转入组织清理，但组织清理拟不作为一个单独的阶段去进行，即在思想批判后期，转入为全面的交代运动，这样做既可减少震动，又易于深入。
前两个步骤，正是 “三反 ”运动的内容，那可是要在充分动员和群众性的揭发、坦白之后 “全面展开 ”的“反贪污斗争 ”。一番 “暴风骤雨 ”过后，短短一个月，“打虎 ”战绩十分可观。华东局报告不能不与陈其五的安抚性话语大有出入。报告说，“贪污浪费十分严重”，“目前为止，已捕获虎九十五只（内大虎十九只，中虎十五只，死虎 —解放以前的 —三十九只），贪污总额六十七亿元 ”。这是四所高校总的统计，而复旦一家，即捕获老虎六十五人。报告具体列举了教师中 “严重的 ”“贪污情况 ”，以下是仅对复旦的统计：教师二百九十四人中，不干净的有一百六十九人，占 57.5%。教授、副教授一百六十三人中，不干净的有一百零一人，占 62%左右。其中老虎四十五人（死虎四十人，活虎五人），占 25%。老虎又以教授为最多，计教授四十人，讲师助教五人。
刘大杰大约就是教授老虎之一，他闹自杀后，陈其五的安抚性话语，除了自我批评说 “领导上工作有缺点，也有责任 ”，还对他的问题有意轻描淡写：“他的贪污问题小，而且都是过去的事 ”，“他的政治问题也是过去的，并不严重，小组对他的批评也不重，他要自杀是采取了错误的态度，只要有勇气谈清楚就可以了，他对政策的认识有偏差 ”。对照一下华东局宣传部的报告，发现刘大杰的情况全然不是那么回事。他的问题有些严重了。华东局报告列举了 “教师的贪污方式 ”，其中一种是 “解放以前，投靠反动势力，担任伪职，进行贪污，接受美蒋津贴，以及隐匿敌产 ”，下面举了几个典型，其中就有刘大杰：“如复旦中文系教授刘大杰，接受周佛海、曾琦的津贴。”一个周佛海，一个曾琦，这正是刘大杰问题的要害所在。周佛海涉及伪政府，曾琦则是青年党领袖，刘大杰与此二人有关系，还接受了他们的津贴，那就意味着 “投靠反动势力 ”，“进行贪污 ”，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都不会如陈其五所说是 “并不严重 ”。刘大杰作为有问题的典型，还出现在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上。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七日的《内部参考》，有一篇题为《上海高等学校教师在思想批判中暴露很多问题》的报道。该报道将有 “思想问题 ”的上海高校教师划分为四大类，刘大杰被列入第三类。第一、二类教师，只是一般性的热衷 “向上爬 ”，希望 “名利双收 ”，同时也有自高自大、自私自利、崇外奴化等思想。而第三类教师多系教授，他们更在具有第一、二类教师思想之上，“发展成为比较严重的投机取巧、唯利是图、奴颜婢膝的崇外奴化思想 ”。报道举了刘大杰的例子：“如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检讨：过去为了取得社会地位，加入青年党，汪伪时期对周佛海频送秋波。”刘大杰虽不属于最反动的第四类人，但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
刘大杰加入青年党，是在一九二六年，当时他刚到日本留学。一九五二年四月十八日，刘大杰曾在全校大会上做思想检查的示范报告，主要检讨 “政治上、经济上投机 ”。他说：“加入青年党，又退出，田汉介绍，认识左舜生，在日本加入，认为 ‘内除国贼，外抗强敌 ’的口号是对的，一方面想为自己找出路，背叛了我自己农民阶级的利益。回上海后找曾琦、左舜生，设法找事，没有成功，当时二十七岁。”退出青年党，时在一九三四年，是他回国第三年，因为他认为青年党 “妨碍职业 ”而退出。至于与周佛海的瓜葛，刘大杰检讨中也有交代：“在南京走周佛海的线，搞钱，送给我一千五百万。对学生讲正义，暗中拿钱，”《谭其骧日记》丧失民族立场。（附录《谭其骧思想改造手记》）上海高校的 “三反 ”运动特别注重 “战法 ”。运动策划者和操控者明白，要在 “清水衙门 ”的高校 “大捞油水 ”，要让一贯 “清高 ”的知识分子忽而自认肮脏，开始放下架子，撕破面子，必须制造出群众运动的强大声势。复旦发明了 “以职员为主，对教员实行迂回 ”的“战法 ”，具体说来，就是 “大胆发动群众，放手发动（首先针对职员的）反贪污斗争。在这样壮大的声势下，使教员感受压力，迫其自动交代，又因教师不是反贪污斗争的主要对象，这样便于我们控制，不致出乱子 ”。他们要求全体教师参加历次坦白检举大会和一次围剿大会，大会都是只斗职员，不斗教员，但一律号召坦白交代。后两次大会上，群众对 “贪污分子 ”的控诉和检举，很为成功，“每次仅检举条就有千余张（当场不宣布被检举教师的姓名，事后要其交代）。这样使他们又震动，又感激。因而，一次大会上，有八个教授，坚决要求自动坦白。一次会上有十余教授，自动退赃 ”。这样，他们并未对教师正面作战，即令其大受震动而缴械投降，一下子就把局面打开了（华东局宣传部关于上海高等学校开展 “三反 ”运动的报告，一九五二年四月）。
被动员起来的群众，除了教职员工，更要紧的还有学生和家属。华东局宣传部报告总结运动的经验，就特别提及家属的作用，“复旦及其他三校攻下最顽强老虎的战斗中，家属都起了很大的瓦解作用”。对教师而言，挑选学生积极分子参加 “师生互助 ”的“师生联合大会 ”，其“瓦解作用 ”更显神奇。昔日是 “三娘教子 ”，现今却是“子教三娘 ”；昔日是 “道貌岸然 ”“仰之弥高 ”，现今却是被剥得赤条条而又肮脏不堪。此情此景，被几番 “师生互助 ”过后，教师再有何面目走进课堂？甚至，还有何面目见人？刘大杰后来检讨过为何要自杀，他说：“不肯丢面子 ……畏惧群众，三日三夜不睡，不能克服，摆不开来。”“因为好面子，讲出后一无所有，所以抗拒，陷入错误。”可见，是一种群众运动造成的巨大压力，撕破了面子，压垮了精神，使刘大杰感到无路可走，才选择投江。
投江不成的刘大杰，上岸后似乎变了一个人。一切都已经 “瓦解”，那么，还有什么不能说呢？要什么，就说什么；而且，每说必上纲上线，每说必绘声绘色。所以，华东局的报告没有忘记表扬他：
“一度自杀未遂的复旦教授刘大杰，也表示要重新做人，并在坦白大会上自动退赃。”也因此，他很容易就成了一个 “坦白典型 ”，被推举到全校思想检查大会上做 “典型示范 ”报告。那些日子，他应该很做了一些报告。还是陈允吉讲刘大杰故事：随后他觉悟提高了，挖掘思想很深刻，他说解放前自己有段时间嗜赌，在家里苦练掷骰子，家里练得不错了，但一去赌场还是输，输了又想翻本，结果输得更惨，后来生了一场大病，就把坏毛病戒掉了。因为他讲得很生动，就被当成思想改造运动中进步的典型，让他现身说法到上海各个高校去宣讲。朱先生在沪江大学听过他宣讲，后来给我们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刘先生真能说话，他讲到赌场里的情况，诸如有好吃的东西，有漂亮的女人，显得五光十色。（盛韵：《陈允吉谈复旦中文系名师》） “刘先生真能说话。”这便是刘大杰留给历史的一个绘声绘色的背影。往后的日子，刘大杰越来越能说话，还受到最高领袖的接见。
“文革 ”受难，他却是钦点的复旦最早 “解放 ”的四大名教授中的一个。再往后，他遵命改写《中国文学发展史》，据传朱东润曾对他说：“你不要写了，将来会脱不了身的。”刘大杰回答说：“不要说将来，我现在就脱不了身。”（《师门问学录》，周勋初讲述，余历雄笔录整理，凤凰出版社二○○四年版，61页）刘大杰的这个回答，可能是夸大其词，相比而言，似乎陈允吉所述更容易理解。陈允吉说，刘先生一听说上面叫他改，“有一种巨大的幸福感，马上就动工了 ”。
我们进校的时候都很钦佩刘大杰先生，因为他才华横溢，学识兼茂。据一些老学长说，刘先生以前经常跟学生讲他的丰富经历，比如到过巴黎啦，巴黎怎么漂亮啦，说得很像回事。思想改造的时候要填履历表，结果履历表里没有这些内容，别人就觉得他是不是有所隐瞒。而他自己觉得面子上也有点放不下，就去跳黄浦江了，不过是到人很多的地方去跳的（盛韵：
《陈允吉谈复旦中文系名师》，载《东方早报》二○一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刘大杰确是 “有故事的人 ”，甚至还很有传奇性。一个少失怙恃的湖南农家子弟，一路苦学苦斗，求学武昌高师，又留学日本六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院，短短十二年间，完成了从农民到大学教授的 “华丽转身 ”，先后任安徽大学、四川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暨南大学等校教授，抗战胜利后还一度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一九四九年后，长期执教复旦大学，历任中文系教授、文學教研组主任、系代理主任。他还是个多面手，后虽以学者身份名世，早年却能创作，擅诗词，会翻译。尤其是小说创作，以郁达夫为师，一度还与郁达夫亦师亦友，亲炙复切磋，颇得郁氏感伤浪漫之真传。近年上海遴选 “海上文学百家 ”，分卷出版，其中一卷里就有刘大杰。
这些年讲刘大杰故事，多是与那著名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有关的事。这部文学史，早些年的中文学子可是人手一册，书中的许多段落，大概括，富思辨，又文采斐然，一些学子都能出口成诵。更不用说这部文学史一波三折的命运，他的三次修订，本身就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传奇故事。至于刘大杰自沉黄浦江，固然不算小事一桩，说者却是很少说及，至多是点到即止，罕见有人探个究竟。陈允吉也是老教授了，要把这事说个所以然，不能不令人眼前一亮。
陈允吉进复旦中文系时在一九五七年，而刘大杰 “跳黄浦 ”则在一九五二年三月，故而陈允吉要特地点明是 “据一些老学长说 ”。刘大杰为何要 “跳黄浦”？这个听来的故事说得十分 “轻巧 ”，甚至多少有些 “好玩儿 ”。仿佛是刘大杰喜浮华，好吹牛，一旦被人揭破，又好面子，面子过不去，唯有一死了之。而且，死就死吧，却又不是真想死，只是死给人看，“自杀表演 ”而已。稍作探究，会发现这个“好玩儿 ”的说法，还颇有市场，似乎是传之既久，早已形成一种 “民间舆论 ”。比如，在陈允吉讲此故事之前，有人就在文章里写过：“复旦的刘大杰上课吹牛去过欧罗巴，‘洗澡 ’时被揭穿，面子过不去，跳了黄浦江。”（启之：《“脱裤子 ”·“割尾巴 ”·“洗手洗澡 ”》，载经济观察网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刘大杰自沉黄浦江，事发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陈允吉的讲法里点明了这个背景，但把这个运动说得过于轻松平淡，会让今天的年轻人以为就是交代交代，填一填表，再审查审查，走走过场而已。其实这一运动的真实进程并不简单。最为紧要者，乃在思想改造运动遭遇了 “三反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这两个运动几乎同时启动。按理，两个运动各自有属于自己的施用对象和范围，前者的施用对象自是知识分子，他们大抵可以自外于 “三反 ”运动，至少不必也把 “三反 ”运动在知识分子身上操演一遍吧。然而，真实情形是，“三反 ”运动为思想改造运动所容纳，思想改造运动伊始，首先进行的就是 “三反 ”运动，一段时间之后，才相机转入思想改造运动。华东局宣传部关于上海高等学校开展 “三反 ”运动的报告（一九五二年四月）说得很清楚：
“对四个重点大学（引者按，指交通、同济、复旦、华东师范四所大学）的方针，是使 ‘三反 ’运动与思想改造密切相结合，并在这个基础上，稳健地进行组织清理与院系调整，为高等教育的改革运动创造前提条件。”大约思想改造之 “思想 ”固然罗列起来甲乙丙丁，头头是道，可它毕竟偏于 “虚”的一面，故而改造思想必须务 “实”，有了这个 “实”，即可为思想改造找到结实牢靠的理由，质言之，可求得一个切实可行的突破口。“三反 ”里要反掉的那三种东西，尤其是其中的 “贪污 ”和“浪费 ”，正是可 “数目字 ”量化的大实在，正好可借来一用，用它来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扫清道路。
杨绛的小说《洗澡》，写的也正是这一运动。其一、二部是铺垫，或者说写的是广义的 “思想改造 ”，第三部 “沧浪之水清兮 ”才正式进入 “洗澡 ”，亦即狭义的 “思想改造 ”运动。“脱裤子，割尾巴 ”，每个人都得洗澡，叫作 “人人过关 ”，“澡盆 ”还有 “大盆 ”“中盆 ”和“小盆 ”之分。这样的 “洗澡 ”，“洗”的正是 “三反 ”所要 “反”的“贪污 ”“浪费 ”和“官僚主义 ”这三种 “脏东西 ”，《洗澡》至少真实再现了 “‘三反 ’运动与思想改造密切相结合 ”这样一种事实。至于施蛰存曾经质疑杨绛：“我记得 ‘思想改造 ’是在一九五二年， ‘三反 ’是在一九五三年，本书作者说 ‘思想改造 ’是‘三反 ’运动中的事，恐怕错了。”（施蛰存：《读杨绛〈洗澡〉》，写于一九八九年十月七日，原刊《解放日报》，见《施蛰存七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这是施蛰存的记忆有误，而不是杨绛错了。
运动的设计者和运作者自是知晓高校不同于机关团体，它在贪污和浪费上的 “油水 ”颇不丰厚。明知 “油水 ”不丰，却偏要从这里“大捞一把 ”，当然有 “醉翁之意 ”。从上引华东局宣传部报告可知，自一九五二年三月五日到三月十八日，上海的四所重点大学，均分别停课，“反贪污斗争正逐步走向高潮 ”。大抵可推知，刘大杰正是在 “反贪污斗争正逐步走向高潮 ”的三月十八日前后投了黄浦江，因为三月二十日，华东局教育部副部长陈其五专就刘大杰自杀未遂事件做了一次讲话。作为一种应急反应，陈其五讲话自然首在安抚情绪，故而说了许多低调的好话，“不可以用对付大贪污犯的办法对待大多数犯了思想错误的同志 ”，“不可以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认识到自己是可以改造、必须改造的 ”，诸如此类。情急之下，陈其五也道出了不足为外人道的 “醉翁之意 ”：“三反 ……在学校中与机关团体中重点是有区别的，学校里主要是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主要对象是教师。阻碍教育改革的，主要不是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至今还在高校中占了支配地位，贪污毕竟是少数。但三反与思想改造分不开，所以必须从三反入手，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才能开展。对路费报了双份或多报了，书、纸张、木器等公私不分这类问题，要注重思想认识，不必斤斤计较和追查。”（《谭其骧日记》附录《谭其骧思想改造手记》，文汇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必须从三反入手，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才能开展 ”，此正是 “醉翁之意 ”。問题在于，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分明不是高校的主要问题，知识分子身上 “三反 ”的问题并不严重，人数比例也很小。那么，运动开展起来，势必陷入自相矛盾之局。实际上，“三反 ”运动在高校的推进可谓 “大张旗鼓 ”“轰轰烈烈 ”，一种 “暴风骤雨 ”的态势。华东局宣传部的报告展示了运动的四个步骤：
（一）经过充分动员准备之后，初步揭发贪污浪费现象；（二）全面展开反贪污斗争；（三）在三反基础上，展开对资产阶级思想系统的批判；（四）如条件成熟，则转入组织清理，但组织清理拟不作为一个单独的阶段去进行，即在思想批判后期，转入为全面的交代运动，这样做既可减少震动，又易于深入。
前两个步骤，正是 “三反 ”运动的内容，那可是要在充分动员和群众性的揭发、坦白之后 “全面展开 ”的“反贪污斗争 ”。一番 “暴风骤雨 ”过后，短短一个月，“打虎 ”战绩十分可观。华东局报告不能不与陈其五的安抚性话语大有出入。报告说，“贪污浪费十分严重”，“目前为止，已捕获虎九十五只（内大虎十九只，中虎十五只，死虎 —解放以前的 —三十九只），贪污总额六十七亿元 ”。这是四所高校总的统计，而复旦一家，即捕获老虎六十五人。报告具体列举了教师中 “严重的 ”“贪污情况 ”，以下是仅对复旦的统计：教师二百九十四人中，不干净的有一百六十九人，占 57.5%。教授、副教授一百六十三人中，不干净的有一百零一人，占 62%左右。其中老虎四十五人（死虎四十人，活虎五人），占 25%。老虎又以教授为最多，计教授四十人，讲师助教五人。
刘大杰大约就是教授老虎之一，他闹自杀后，陈其五的安抚性话语，除了自我批评说 “领导上工作有缺点，也有责任 ”，还对他的问题有意轻描淡写：“他的贪污问题小，而且都是过去的事 ”，“他的政治问题也是过去的，并不严重，小组对他的批评也不重，他要自杀是采取了错误的态度，只要有勇气谈清楚就可以了，他对政策的认识有偏差 ”。对照一下华东局宣传部的报告，发现刘大杰的情况全然不是那么回事。他的问题有些严重了。华东局报告列举了 “教师的贪污方式 ”，其中一种是 “解放以前，投靠反动势力，担任伪职，进行贪污，接受美蒋津贴，以及隐匿敌产 ”，下面举了几个典型，其中就有刘大杰：“如复旦中文系教授刘大杰，接受周佛海、曾琦的津贴。”一个周佛海，一个曾琦，这正是刘大杰问题的要害所在。周佛海涉及伪政府，曾琦则是青年党领袖，刘大杰与此二人有关系，还接受了他们的津贴，那就意味着 “投靠反动势力 ”，“进行贪污 ”，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都不会如陈其五所说是 “并不严重 ”。刘大杰作为有问题的典型，还出现在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上。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七日的《内部参考》，有一篇题为《上海高等学校教师在思想批判中暴露很多问题》的报道。该报道将有 “思想问题 ”的上海高校教师划分为四大类，刘大杰被列入第三类。第一、二类教师，只是一般性的热衷 “向上爬 ”，希望 “名利双收 ”，同时也有自高自大、自私自利、崇外奴化等思想。而第三类教师多系教授，他们更在具有第一、二类教师思想之上，“发展成为比较严重的投机取巧、唯利是图、奴颜婢膝的崇外奴化思想 ”。报道举了刘大杰的例子：“如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检讨：过去为了取得社会地位，加入青年党，汪伪时期对周佛海频送秋波。”刘大杰虽不属于最反动的第四类人，但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
刘大杰加入青年党，是在一九二六年，当时他刚到日本留学。一九五二年四月十八日，刘大杰曾在全校大会上做思想检查的示范报告，主要检讨 “政治上、经济上投机 ”。他说：“加入青年党，又退出，田汉介绍，认识左舜生，在日本加入，认为 ‘内除国贼，外抗强敌 ’的口号是对的，一方面想为自己找出路，背叛了我自己农民阶级的利益。回上海后找曾琦、左舜生，设法找事，没有成功，当时二十七岁。”退出青年党，时在一九三四年，是他回国第三年，因为他认为青年党 “妨碍职业 ”而退出。至于与周佛海的瓜葛，刘大杰检讨中也有交代：“在南京走周佛海的线，搞钱，送给我一千五百万。对学生讲正义，暗中拿钱，”《谭其骧日记》丧失民族立场。（附录《谭其骧思想改造手记》）上海高校的 “三反 ”运动特别注重 “战法 ”。运动策划者和操控者明白，要在 “清水衙门 ”的高校 “大捞油水 ”，要让一贯 “清高 ”的知识分子忽而自认肮脏，开始放下架子，撕破面子，必须制造出群众运动的强大声势。复旦发明了 “以职员为主，对教员实行迂回 ”的“战法 ”，具体说来，就是 “大胆发动群众，放手发动（首先针对职员的）反贪污斗争。在这样壮大的声势下，使教员感受压力，迫其自动交代，又因教师不是反贪污斗争的主要对象，这样便于我们控制，不致出乱子 ”。他们要求全体教师参加历次坦白检举大会和一次围剿大会，大会都是只斗职员，不斗教员，但一律号召坦白交代。后两次大会上，群众对 “贪污分子 ”的控诉和检举，很为成功，“每次仅检举条就有千余张（当场不宣布被检举教师的姓名，事后要其交代）。这样使他们又震动，又感激。因而，一次大会上，有八个教授，坚决要求自动坦白。一次会上有十余教授，自动退赃 ”。这样，他们并未对教师正面作战，即令其大受震动而缴械投降，一下子就把局面打开了（华东局宣传部关于上海高等学校开展 “三反 ”运动的报告，一九五二年四月）。
被动员起来的群众，除了教职员工，更要紧的还有学生和家属。华东局宣传部报告总结运动的经验，就特别提及家属的作用，“复旦及其他三校攻下最顽强老虎的战斗中，家属都起了很大的瓦解作用”。对教师而言，挑选学生积极分子参加 “师生互助 ”的“师生联合大会 ”，其“瓦解作用 ”更显神奇。昔日是 “三娘教子 ”，现今却是“子教三娘 ”；昔日是 “道貌岸然 ”“仰之弥高 ”，现今却是被剥得赤条条而又肮脏不堪。此情此景，被几番 “师生互助 ”过后，教师再有何面目走进课堂？甚至，还有何面目见人？刘大杰后来检讨过为何要自杀，他说：“不肯丢面子 ……畏惧群众，三日三夜不睡，不能克服，摆不开来。”“因为好面子，讲出后一无所有，所以抗拒，陷入错误。”可见，是一种群众运动造成的巨大压力，撕破了面子，压垮了精神，使刘大杰感到无路可走，才选择投江。
投江不成的刘大杰，上岸后似乎变了一个人。一切都已经 “瓦解”，那么，还有什么不能说呢？要什么，就说什么；而且，每说必上纲上线，每说必绘声绘色。所以，华东局的报告没有忘记表扬他：
“一度自杀未遂的复旦教授刘大杰，也表示要重新做人，并在坦白大会上自动退赃。”也因此，他很容易就成了一个 “坦白典型 ”，被推举到全校思想检查大会上做 “典型示范 ”报告。那些日子，他应该很做了一些报告。还是陈允吉讲刘大杰故事：随后他觉悟提高了，挖掘思想很深刻，他说解放前自己有段时间嗜赌，在家里苦练掷骰子，家里练得不错了，但一去赌场还是输，输了又想翻本，结果输得更惨，后来生了一场大病，就把坏毛病戒掉了。因为他讲得很生动，就被当成思想改造运动中进步的典型，让他现身说法到上海各个高校去宣讲。朱先生在沪江大学听过他宣讲，后来给我们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刘先生真能说话，他讲到赌场里的情况，诸如有好吃的东西，有漂亮的女人，显得五光十色。（盛韵：《陈允吉谈复旦中文系名师》） “刘先生真能说话。”这便是刘大杰留给历史的一个绘声绘色的背影。往后的日子，刘大杰越来越能说话，还受到最高领袖的接见。
“文革 ”受难，他却是钦点的复旦最早 “解放 ”的四大名教授中的一个。再往后，他遵命改写《中国文学发展史》，据传朱东润曾对他说：“你不要写了，将来会脱不了身的。”刘大杰回答说：“不要说将来，我现在就脱不了身。”（《师门问学录》，周勋初讲述，余历雄笔录整理，凤凰出版社二○○四年版，61页）刘大杰的这个回答，可能是夸大其词，相比而言，似乎陈允吉所述更容易理解。陈允吉说，刘先生一听说上面叫他改，“有一种巨大的幸福感，马上就动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