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发展中，要解决太多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但有一个问题日益严峻：一些人，一些利益群体、心理群体在公共领域中扩张自己的“权利”和私欲，不断侵入其他公民的权利边界，社会冲突不断。
　　广场舞大妈（大爷）噪音扰民事件就是如此。广场舞在中国，从一线城市到县城，甚至乡镇，都有极为庞大的拥趸。而因为干扰别人休息的权利，一些受不了的住户频频与广场舞者发生冲突。住户忍无可忍之下的各类“反抗”行为层出不穷，诸如泼粪、放藏獒咬、打钢珠枪、用高音炮轰……但当然都无济于事。人多势众的广场舞者总是振振有词，比如，被问到吵到了早上休息的人时，她们反问：“为什么不早起？”
　　要陶醉在某种快乐中的人理解被其干扰的人的痛苦是相当困难的。一些网民把广场舞大妈视为中国不讲理的群体之一。而刚刚过去的高考期间，她们和另一网民眼中的不讲理群体—高考考生家长—历史性地相遇。
　　全社会，尤其是政府，摆出了全力保障高考，为它让路的架势，使得高考考生家长干涉他人的权利时具有了某种正当性。在重庆，一个家长，为了“不影响考生休息”，竟然逼停电梯，让其他90多户居民徒步上楼。在南京，家长扮演起了交警的角色，在考点门口，拦截过往的摩托车、电动车和自行车等非机动车，不准市民通过，好像马路就是他们家的。
　　从“不讲理”的角度上而言，比起一些爱狗者来说，广场舞大妈和高考考生家长只能是小巫见大巫。无论从对舆论的影响，还是对公共领域的常识的颠覆，以及对其他公民权利的威胁上，爱狗者的能量都要大得多。
　　一年一度的广西“玉林狗肉节”，今年再次遭到了爱狗者的抵制。这些人包括所谓的“动物保护主义者”、一些职业是演戏的娱乐明星、宠爱狗的人。他们声势颇大，在网络上战斗力相当强，借助于一些媒体对事件的炒作和迎合所谓的“爱心时尚”，对玉林当地政府形成了很大压力。而更多的反对爱狗者干涉他人权利和习俗的声音，则被一些媒体选择性地看不见。当地政府发文解释，说政府和民间都没有组织过“狗肉节”。一些人的吃狗权利，以及当地习俗，在政府的反应中，明显已经屈服于爱狗者的偏好。
　　和以前爱狗者在高速路上“拦车救狗”，本已涉嫌危害公共安全却没有被警方惩罚一样，这件事折射出的社会后果，让人深为忧虑。
　　人类组成社会一起生活，必须有一个界定彼此权利义务，在公共领域该如何相处的约定。借用美国哲学家托马斯·斯坎伦一本书的书名，我们必须明白，“我们彼此负有什么义务”。其中最重要的，当是明白在公共领域中，应该拿对方当成一个平等的人、一个有尊严的人、一个有权利的人、一个会痛苦的人、一个作为目的而不是别人的手段的人来对待。
　　稍微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很多人总有一种阴暗的攻击性、强迫癖、代表癖、冷漠症，以及在心理上凌驾于别人之上的冲动。不说别的，仅仅因为一个人比别人长得高一些、帅一些、智商高一些、有钱一些、穿得好一些、出身阶层高一些，都有莫名其妙的优越感，都可以鄙视别人。“众生平等”、“以人为目的”的教养，从未进入这些人的心理结构。
　　毫无疑问，我们对他人的尊严和权利具有尊重的义务。这是一种公共教养。无论愿不愿承认，缺乏公共教养的人并没有给“他人”的存在和权利留下一席之地，他们自私、霸道、冷漠，打着各种诸如“权利”、“爱心”等看上去能够占据道德制高点的旗号，对自己的私欲无限扩张—反过来，一个人如果自私、霸道、冷漠，也必定缺乏公共教养。
　　如果说广场舞大妈、高考考生家长只是在预设自己的事比别人的权利重要，只是侵犯了他人权利的话，那么，爱狗者则是要以自己的情感、偏好去强迫别人。他们预设吃狗在道德上是不正当的，从而有了干涉他人的理由，但“吃狗不正当”的预设，恰恰需要得到理性的证明，而不是先入为主地强行认定。一个文明的社会，一个人可以在心理上属于另一个物种，但在和别人的关系中，不可能按自己的情感、偏好来规范别人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如果每个人都是这种思维，因为宠爱什么，就强迫别人不能做什么，世界绝对乱套。
　　当一个社会有些人并不懂得该如何对待他人，政府不可以因为不愿惹事或多一事而不作为，因为公民权利正需要政府严格执法来保证。中国大妈在美国跳广场舞吵到别人，报警后警察绝不手软，说铐就铐，但在中国，有些执法者却总是预设了一部分人在法律上拥有特权或“豁免权”。这必然使本已混乱的社会认知更加混乱。
　　包括政府在内的全社会有必要反思、检讨了。